|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云乍起。当时的曲沃县高显公社党委为了紧跟形势，责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赵万旺具体承办，从所属各生产队抽调选拔一批文艺演出人才，组成一支“高显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过一番调查摸底，党委任命曾在部队从事过文化宣传工作的西上官村退伍军人刘彦荣为队长，共产党员、北白集村团支部书记邓起高为政治指导员，我因具有“编写特长”进入了编导组。宣传队建立起队委会，下设编导组、演出组、器乐组和后勤组。宣传队驻公社机关，单独起伙立灶，队员从自己家拿粮拿面，交到后勤组后领取饭票。所有被抽调来的人，生产队每天给记1 0分工：大多数农村青年觉得当公社宣传队员，工作“体面”又有工分保障，报名者风涌而至达到40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唱不成调、跳不出样，又是“乐盲”的人，自知不是这家船上的货，便自动离去。公社尽了最大的财力，为宣传队购置了服装道具和数10件乐器，并制作了一面鲜艳的红旗，赫然写着“高显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金黄大字。 30多人的文艺宣传队组建好之后，我们立即进入紧张地创作的排练，不到20天便排练出一台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内容紧跟着当前的时事政治，并配合公社党委的中心工作，为了适应在农村生产一线的演出需要，节目大多采用短、平、快的表现形式，如对口词、群口词、相声、快板、舞蹈、独唱、合唱、器乐演奏等。有时也以蒲剧、郿户、碗碗腔、曲沃道腔来唱“革命样板戏”中的一些唱段。我当时职务是编写节目，宣传队确定到哪个村演出，我就提前到达，向支书主任了解村里的好人好事、生产进度等素材后，立即编成说唱材料，当晚就可以让群众在舞台上听到或者看到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群众很受鼓舞。宣传队下乡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演职员各自背使用的乐器和服装道具，来到村里，从社员家借几把笤帚，清扫出一片场地，支起一块隔离前后场的幕布，就开始了演员化妆、鼓钹齐鸣叫场子。社员们收工回家吃罢饭，便围坐在台前有滋有味地看演出，看到热闹处，往往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很受鼓舞。1968年，从北京、侯马来了一批插队知青，全是初、高中毕业生，其中有许多是文艺人才，随即被选拔到公社文艺宣传队。张葆馨、齐平、杨长生、肖金生、曲爱广等人，很快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据了解，从北京来的张葆馨的母亲就是国家芭蕾舞剧院的著名演员，她自小受母亲的艺术熏陶，能歌善舞，尤其能跳芭蕾。这对于我们这支土里土气的农村文艺宣传队来说，无疑飞来一只令人刮目相看的小天鹅。她不仅会演，而且能导。有了插队知青的加入，宣传队如虎添翼，我们节目排练开始上档次，开始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张葆馨扮演主角琼花和喜儿。其他来队的知青，也有相当的素质，只要把曲子和唱词交给他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咕咕一商量，蹦蹦跳跳比划一阵，一个表演唱就编排出来了。西藏舞蹈的甩袖和踏步翻身、朝鲜舞的挥臂含胸蓄腰、新疆舞的摆头和脚步旋转、蒙古舞的骑马、抖肩和翻腕，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本地队员经过一番刻苦训练，也逐渐掌握动作要领。从那时候起，高显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范围，不再局限在本公社的十几个生产大队，而是走向全县各个公社的城镇和农村。在众多节目中，歌舞类占较大比例。如张葆馨、高丁成合演的《逛新城》、张葆馨、高丁成、齐平3人合演的《摩托兵》，以及《翻身农奴把歌唱》、《洗衣歌》、《绣红旗》、《南泥湾》、《阿佤唱新歌》、《延边人民想念毛主席》、以及《长征组歌》等，都成为观众十分叫好的压台节目。在戏剧方面，我们排练了《红灯记》中的“壮别”，《沙家浜》中的“斗智”，《杜鹃山》中的柯湘与雷刚的对唱等折子戏。高显公社文艺宣传队所演出的节目，不仅受到全县广大群众的喜爱，而且也受到县委、县革委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凡有县上的重大活动和喜庆节目，高显公社宣传队必在邀请之列。从1966年5月到1973年4月，高显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直坚持了7年。服务当地群众，演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群蓝裤子、绿上衣的飒爽英姿，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