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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忆 大 山 燕 军
我和贾大山的初识是一九七○年左右。 贾大山下乡的地方是正定县西慈亭村，我的老家是北孙村，两村相隔八里地。在文革的后期，农村文艺宣传队办得热火朝天，西慈亭村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由贾大山一手组织起来的，他负责着编剧、导演、表演以及乐队的一切工作。当时西慈亭村宣传队在城北一带也是赫赫有名的。 每年的春节期间，县里要举办“文艺汇演”，选拔各村的宣传队演出的比较好的节目到县里“人民礼堂”组织几场演出，这些节目的辅导、选拔、演出都是由县文化馆组织的。当时，全县文艺宣传队搞得大有名声的有好几个村，比如河南片的兆通、南村，河北片的西慈亭、东权城、七吉、南化、北早现、新城铺、曹村等等，我们北孙村的文艺宣传队也搞得轰轰烈烈。每到秋收结束，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任玉海先生亲自出马，开始挑选人员，组织排练，搞一些自编节目，有时也到外村、外地学习一些节目。当时每年春节县里的汇演，北孙村都要出上三五个节目，而且连续几年的汇演开场节目都是北孙村的锣鼓说唱，演的都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庆丰收的节目。 我当时正在村里当会计，我是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的“老三届”，经过文革，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才从学校出来，可以说文化水多一些，写的字好一些，于是我就成了北孙村宣传队的笔杆子，每年都要编几个节目。比如表演唱，快板书，有一年还曾经写了一个京东大鼓段子，并且自己谱曲，演出效果还很不错。宣传队每个节目的词、曲，都要由我刻钢板，油印成册，以供乐队、演员使用。北孙村宣传队每年都要搞出两个小时以上的节目来，能组织一场晚会。 村与村之间的文艺节目都进行互相交流，就是在 北孙村和西慈亭村几乎每年都要相互交流。我们去了西慈亭村，接待我们的有大山，到了北孙村，接待他们的也有我。他是从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也是从城里下放还乡的人，开始时互相一说，他家住西南街，我家原住民主街，相距不过一百多米，也就认了老乡，格外亲热。 七三年冬天，宣传队开始活动以后，有一天，时任村支书的任玉海先生找到我，要我刻印一个小话剧的剧本，说是我们村准备排演这个独幕话剧。我看到，剧本作者是“贾玖峰”。贾玖峰就是贾大山，剧本名称叫《农忙时节》。 为了演好这个节目，我们专门派人去西慈亭村观摩人家的排练。大山向我们讲述了写这个剧本的过程，讲述了节目排练的总体思路，随后我们又看了人家的彩排。跟着大山学习的这个节目，在一九七三年的演出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北孙村的宣传队最兴旺的时期是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五年。河南片宣传队的水平比较高，河北片只有北孙村宣传队曾经去到河南片的南村演过一场节目。为了达到演出效果，我们头一天夜里排练到十二点，第二天早上四点出发，时任大队民兵连长的仝文祥（现任北孙村的党总支书记）亲自带队，开着大队刚买的崭新的红色“铁牛55”拖拉机（当时这种拖拉机还很少，看着很是气派），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开向南村。当时的道路都还是土路，颠簸难行，车上三十多人，有三分之二晕车，哇哇乱吐。人们一面吐，一面还开玩笑，说拖拉机车斗的两面都象刷满了浆糊，还有一位乐队的头弦，吐得很是厉害，大喊：“坏了！把我的肚（dǔ）子把儿吐出来了……”。道路不熟，又是夜里，一直到天明一打听才发现已经走过了，拐弯抹角，好不容易才从南村的村南进了村。早饭之后，雪停天晴，人们恢复了元气，上午在阳光下演出，演员身穿红背心儿，人人生龙活虎，演出格外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到村学校做了民办教师，不再同宣传队打交道了，而且从七一、七二年开始，宣传队的主要人员都陆续结婚生子，顾起了自己的家务事，年轻的人才跟不上。后来，宣传队逐步停办了。 一九七九年，又一次“机会”使我与大山成了经常见面的朋友。这一年，我的家庭发生了变故，矛盾加剧，最后不得不走上了离婚的道路。在这期间，我心情极坏，但是我又是一个不会发泄的人，于是我将时间放在了爬格子上，想着写一些东西，反映反映农村的现实，诉一诉心中的苦闷。 正好，我舅父焦树基到我家串门。解放后至一九五八年，他曾经在城内民主街小学当过老师，就连我一九五五年入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小学校不要，还是走的他的“后门”才入了学。他说，他那时的一个学生是作家，现在在县文化馆，叫贾大山。我说，我以前就认识贾大山，不过好几年没有见过了。 我们又见面了，他显得更加成熟，脸红红的。我称大山为老师，我跟他讲起了以前在宣传队时的事情，他笑着说：“记得，记得。”他向我讲起了他被借调的过程，讲到了他的第一篇获奖小说《取经》，他感叹说：“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了一个青年作家，不知道我这岁数，怎么算青年。” 从此以后，我们交往频繁起来，我不断把自己写出的东西给他看，他很认真，总是让我把文稿放在他那里，等我下次去了再给我讲评，这一段对我文学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年，《正定文艺》第一期的头一篇发表了我的小小说《草帘为界》，后来又发表了我的诗歌《大堤放歌》。大山很兴奋，不断地鼓励我。后来我又写了短篇小说《阿放》，写了《又是桃花开放的时候》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出来，现在这些东西早已失落，无从寻找了。 大山对我的《草帘为界》评价很高。一九八○年秋天，在当时的石家庄二招（四中路）召开了石家庄地区小说创作学习班，大山带着我和靳小立（北石家庄村人）参加了这个创作学习班，聆听了许多著名作家的讲课，在座谈会上，大山在发言中还专门向大家介绍了我和我写的《草帘为界》。 当时，文化馆创作组的组长是苏平修老师，大山是一名普通的创作组成员，他的办公室在小礼堂北面的四间小西屋之中的第二间。小屋非常小，只有大约九平方米，小屋一门一窗，里面放了一张小三屉桌，一个小圈椅，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书架，把小屋挤得满满的。大山非常谦虚，他的话很少，但是谈起他的小说来，却滔滔不绝。 我清楚地记得，他向我讲述他写的小说。他说：“我又写出来了一篇，你听听。”于是绘声绘色，从文章的第一句一直讲到最后一句，整篇都是背诵出来的。他曾经给我讲过《小果》、《年头岁尾》、《赵三勤》等等。他说：“写小说也和相声一样，里边得有'眼’，什么叫眼，就是包袱，自己读起来，别人看起来，或者心潮澎湃，或者会心一笑，或者眼含热泪，或者泪流满面，这才达到了写小说的目的。” 大山的讲述，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我记得，那次他给我讲那篇题目叫《王掌柜》的小说。小说中插了一个“剁饺子馅”的故事，讲的是王掌柜的二儿媳妇说的王掌柜的事。“那年腊月二十九，我正和大嫂打扫院子，咱爹从屋里出来了。他说今儿几啦？我说二十九啦。他说怎么不剁饺子馅儿？我说饺子馅儿早拌好啦。他说怎么没有听见剁？我说买了个绞肉机。他把脸儿一沉，那不行，饺子馅儿就得剁，噔噔噔噔的，听着瑞气。院子里不闹个动静儿，像过年吗？我说绞的快当，他说剁的热闹；我说绞的剁的一样吃，他说味道不一样。咱大嫂孝顺，赶紧说：'爹，你等着，我再买二斤肉去，给你闹个动静儿！’——白说又买了二斤肉，给他'噔噔’了半后晌！”大山跟我说，这就是那一辈人的生活，跟现代就有这么些差异，在小说中，这就是包袱儿。 在一九八一年要求全县各乡镇（当时叫公社）办文化站时，县文化馆努力推荐我，公社党委也作了抽调的决定，宣传委员亲自跟村里做工作。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年初开办第一批文化站时，我从村里到公社，担任了北早现公社文化站的站长。当时全县只有五个公社建立了文化站，其中就有北早现公社。 做了文化站长，既要抓整个乡的文化工作建设，而且还兼着公社的通讯工作，我倒没时间动笔写东西了。但是每月都要去县文化馆进行工作汇报，而且不断在文化馆搞创作、摄影、文艺、书画等培训，每次去文化馆我都要去大山的办公室去，聆听他的创作心得，有时他也拿出其他作者写的小说，让我看看，让我发表发表意见。 大山告诉我，他费了好大力量物色了一个人，要调进文化馆从事创作工作，说的就是王京瑞老师。王京瑞老师曾经向我述说了他坎坷的遭遇，因为落实政策才回到了工作岗位。 作为文化站长，工作也是很多的，我办了乡里的图书室，举办各种展览，还要到各村去，与村里的团支部、民兵连、宣传队等组织农村的文化活动，公社的电话总机、广播站、电影放映队、机线工作都归我管，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乡里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办文化工作都得要钱，开展一项工作需要几次向乡党委请示。虽然县文化部门大力支持，毕竟资金紧张，工作开展起来越来越困难。到一九八四年，有消息说文化站长可能转为正式干部，但是工作不好做，许多文化站已经处于瘫痪状态。转正的事情也没有一点消息，人们议论纷纷，不知何去何从。 一九八四年五月份，县里发了一个文件，要招聘文秘人员。一群文化站长们在一块商量，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大部分文化站长都参加了这次考试。结果只有两个人被录用，一个是我，分到了税务局，一个是于联宏，分到了文化局。八月份我到县税务局报到上了班。 事情总是非常地巧合，并且非常地捉弄人。一九八四年十月，文化站站长转正的文件下发，因为我脱离了文化线，接我班的那个人只干了两个月就凭着我工作的成果，通过了考核，转了正。分到文化局的于联宏因未出文化线，也转了正。只有我被拒之门外。 大山对此也颇不平，但是也毫无办法，他对我说，既然如此，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本分。 我努力适应了新的工作。由于税务局是行政执法单位，业务性很强，虽然是在办公室搞资料工作，但是不懂业务，也遭受到不少的白眼，写的材料也不能出现外行话。为了由外行变内行，我努力学习税法，过去在村里作会计工作时学的会计知识也派上了用场。就这样，逐渐改变了同事们对我是外行的看法，我做到了会查账、会审核报表、会计算税款，而且会写材料。在办公室工作三四年之后，我被调往刚组建的稽查队，负责内勤工作，并参加稽查工作。后来又调到基层税务所，干起了征管工作，与经营业户直接打交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九九一年，税务局合同制干部转正考试，我已四十一岁，在全市业务、素质考试中获得第二名，一九九二年才转为正式干部，比起文化站长转正来，已经迟了八年。 再后来，调回局机关，在税政管理科主抓业务工作，国地税一九九四年分设，我被分配到地方税务局，一直负责税政、征管的业务工作，我的业务文章曾多次发表在《中国税务报》、《河北税务》杂志等刊物上，并多次获奖。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而且工作繁忙，与大山的见面就少多了。在税务局办公室期间，当时的一名副主任知道我与大山熟悉，让我引见他给大山，而且拿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去了以后大山也给予了讲评，并且鼓励我有时间写一些东西。 大山当了文化局局长，我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空去看他。一次，我与刘翠山结伴去看他，他当时住在学门口对面人民商场后面的楼上。早已听说他跟临济寺的僧人相处很好，信仰佛教，去后果然见他在屋子里供奉着佛像。他拿出一张用毛笔书写的文章，告诉我们，他替临济寺向县里写了一篇报告，请求将白雀寺划归临济寺作下院。文章引经据典，之乎者也，美轮美奂，颇具古风，使人不由对佛教油然而生敬意。他还告诉我们，政协过了年就要开会了，春节期间他的任务是写好闭幕词，开头是：“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他说：“还没开会，你怎么知道开得很好？” 我的外祖母1985年去世后，埋在了西南城角，每到正月初三我去烧纸，准碰见大山带着他的家人也去那里上坟，而且在坟前伫立很久很久，表达对故去的老人的思念。 后来，听说大山患了病，除了去临济寺外，其他场合很少去参加。再后来，听说他做了手术，身体恢复得还不错。 一九九六年，我因为血压高，心脏不好住进了县医院。一天，忽然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喊：“医生！医生！我通了！我通了！”我一听是大山的声音。他激动得喊着医生，在楼道里从西头喊到东头。原来，他做了手术之后，后来忽然无法吃下东西。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可以吃东西喝水了，所以非常激动，顺着楼道喊医生。知道他也在住院，我领着我的儿子去看望他，他很高兴，心情很平静，向我讲述了他的病，对我儿子说：“记住，我是你的伯伯！” 一九九七年农历正月，大山永久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灵堂摆在西南街的老家，我赶去吊唁。我在大山先生的灵前，向着我尊敬的人，按照正定城里人的规矩，深深地磕了四个头…… 怀念贾大山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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