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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时，三川口一败于西夏，宋朝走马换将，以夏竦为主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负责对西夏的防御与作战。 随后，西夏兵指韩琦坐镇的泾原路。韩琦排兵布阵积极迎敌，在好水川却是再次惨败，一万五千人几乎全军覆没，任福等大将阵亡。 消息传回汴梁，韩琦成为众矢之的。他没有推脱责任，而就在他请罪的奏章到京、即将给予重罚之际，一份公文披露出此次战败另有内情，使韩琦最终仅受小惩。 那是一份战场上捡回来的公文，证明是领兵大将任福不遵命令、轻敌妄进以致大败。但败因尽数归于任福就公平么？人们为什么不怀疑该份公文的真伪呢？ 一、好水川悲歌三川口战役后， 夏景宗李元昊抢在宋朝发兵讨伐前率先出兵，十万西夏军侵入大宋泾原路。 李元昊是个军事天才，对宋情报工作很到位，对宋军动向一清二楚。他谋定而动，以小部攻打怀远城，主力悄然南下，埋伏于好水川河谷。 韩琦坚信宋军有铲灭西夏的能力，因此决定自己正面坚守，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万余宋军自镇戎军经怀远城、得胜寨，抵达羊牧隆城，从而绕到西夏军的侧后，伺机发起突袭。 韩琦虽是文臣，也知战凶兵险，因而嘱咐任福，如果没有好的战机，就在西夏军返回的路上据险设伏，不可贸然出击。 行军路上，任福得到西夏军攻打张义堡的消息，当即改变路线、急赴战场。宋军士气高涨，击杀数千敌军。眼见西夏兵败如山倒，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任福下令轻装追击。 一路追杀到好水川口，任福命朱观、武英率部进驻笼洛川，约定次日于好水川合击西夏军。但宋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李元昊的算计之中，将宋军引来的西夏败军正是他派出的诱敌之师。 2月14日，任福、桑怿，朱观、武英各率宋军进入西夏军的包围圈。懵懂的宋军发现道路旁有数个奇怪的盒子，任福命令打开，一群鸽子腾空而起，鸽哨声响彻原野。 这是西夏的攻击信号，霎时间，伏兵四起，宋军未及列阵，就被骑兵为主的西夏军冲散。 宋军将士拼死厮杀，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时至中午已大部战死、败局已定。主将任福身负重伤，手下劝其突围，任福慨然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随即冲向敌军，寡不敌众落马后，自扼咽喉而亡。此战宋朝众多将官阵亡，仅千余人幸免。 得知宋朝环庆路、秦凤路援军将至，李元昊见好就收，全师得胜而归。 二、谁该负责？对西夏的崛起，宋朝是高度重视的。因而才会将朝中重臣夏竦，韩琦、范仲淹齐派往西锤。三人均是文臣，却是意见各异。 韩琦主张主动出击与西夏决战，认为分路防守使兵力分散，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应该一举灭夏。 范仲淹则认为毕其功于一役一难以实现，应该稳定防御，步步为营，伺机出击，再结合经济封锁，双管齐下才能解决西北问题。 夏竦对两位副使的主张难以定夺，老江湖的他决定责任上移，将二人的主张上报宋仁宗，由朝廷定夺。 长痛不如短痛，宋仁宗及宋廷最终采纳了急功近利的主张。 大政方针已定，但宋朝兵马未及动做，西夏却率先出兵了。主攻的韩琦践行了自己主动出击的思想，派出奇兵绕道敌后，试图打个大胜仗。结果事与愿违，损兵折将。 韩琦这一败，引发了朝堂上的物议纷纷，即将降罪时，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送来了打扫战场时、士兵从任福遗体上发现的公文。 当日，韩琦担心福违背自己的命令，特意追发了一份公文以着重强调军法：“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公文澄清了韩琦的责任，大败是任福轻敌、违命的结果，而任福虽有过，但战死沙场，家属受到优抚。 任福因何会违命？ 一则是，宋朝官制文武间牵制、上下级间牵制，任福并非完全受韩琦领导。二则，任福从皇帝侍卫起步，一步步成长，皇帝给了他一定的特权。 任福曾在保安军路与西夏作战，偷袭白豹城，消灭了41个党项族帐，因功擢升为高级将领。任福自认知兵，心有轻视韩琦之意，因而中了李元昊的诡计。 历史将好水川之败的责任归因于任福轻敌。其实，即便他是个听话的将领，韩琦的失败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严格地说，韩琦在文臣里算是知兵的，但比起对手李元昊差距甚大。 文人用兵在于一厢情愿，韩琦以为西夏能战的总兵力不过四、五万，而好水川之战，李元昊带来的就有十万之众，且绝大部分是骑兵，野战能力绝对超出宋军的预料。 为将者既不知兵又不知敌，焉能不败。与之对比，范仲淹领兵打仗也不如李元昊，但其战略思想上更胜一筹。在更上一层的高度，范仲淹知道宋朝的优势，西夏的劣势，因而扬长避短，知道短期打不过你，但长期一定能够耗死你。 结语：宋朝对外战争的弱势，究其根本在于重文轻武的国策。 其实，宋朝的行为也可说是历史上的一次实践，是对唐朝后期及五代十国乱象的反操作。只是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韩琦短暂降职后不久又受到重用。在西北，他与范仲淹一道构筑了坚固的防线，日后又成为了宋朝的宰相。 那封公文，历史上从未被怀疑过真伪。原因之一，在于韩琦的为人非常正直。在任谏官时，面对灾荒官员的无所作为，直斥庸臣，使当朝四相同日罢职。四川救灾韩琦真抓实干，使蜀民认其为再生父母。 再者，其生活在名臣鼎出之际。范仲淹等正直大臣同列于朝，如有瑕疵，必遭弹劾，有了这些名臣背书，这件事顺理成章地无可置喙了。 文臣直、武将勇、君主贤，宋仁宗时的败仗只剩制度因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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