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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鹏】
胡应鹏是继梦亦非以后再次从地域诗歌中走出的主要诗人，不同的是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四川。而相同的是他们不仅都是诗人，而且似乎有相同的爱好。梦亦非除了写诗，还写建筑评论，音乐评论，而胡应鹏更深入，写有音乐评论外，他本身就曾经做过摇滚歌手、乐手。由此我不禁要感慨诗人们的才情与多艺了。 应鹏生长于四川大凉山会东县，是70后重要诗人。同时又是《独立》的主要成员，这些年来一直支持发星《独立》走过十多年的历程。 我曾经在《独立》上看过一篇文章中说，当初应鹏在老家写作时，他身边竟然无一人知道，这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诗人坚持个性写作、边缘写作的独立精神立场。 应鹏的诗歌写作把自己放置于一个底层的角度，以仰视和发现/反映出生活之庞杂与浑噩、丑恶与善良、虚假与真实，从而让作品具备了道德与良知的情怀张力。像这首《草芥之诗》：“夜雨连绵/夏天换上了秋天的外衣//感冒从江南/打着喷嚏，以两百码的速度/让草芥，噤若寒蝉//别暗自庆幸/这偷生的欢愉。谁也无法/逃出无形的羞辱//总有一天，会让你/走进冰冷的机厢/被拆解、被蔑视、被飞翔与坠落//可是，那些匆忙的人啊/经过流星的旅途/从未到达这个世界”，生活的压力与生存的质量构成生命的重量，而诗歌直接构成生命的灵魂。读应鹏的诗歌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常常会交织为诗歌中具有音乐的幽静与铿锵的力量。《回来——致故乡》：“有那么一天，我会/把自己还给偏僻的地图/还给丢失的名字/下午四点，和鲁南山的白云/痛快地干一杯//我会回到，一丝不挂的天空下/做蔚蓝的儿子/在熟悉的石头上/肆无忌惮地睡上一回//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满街陌生的目光，提醒我/他们早已不在/只有穿城而过的小河/为我奏响秋天的旋律，它知道/我一直/在每一朵'安静的浪花的闪光里’/从未死去，也从未离开”，读这样的诗歌，除了感知宁静的音乐的元素流动，亦能触到怜爱与哀伤构造的心灵之温。 除了在作品中对良知、怜悯、爱的呼唤，应鹏还身体力行，用行动来证明道德与正义的力量。由他主编的《诗·70P》于2011年7月第三期为已故女诗人诗人马雁的纪念专号，是国内第一本纪念诗人马雁的专号。 发星在《“地域诗歌写作群体”代表诗人素描(未完稿)》中称“胡应鹏：大凉山向天的阳性”，记述胡应鹏在“大凉山小县城会东时已写出《小县儒夫》《大西南》《民谣组曲》等具有强烈地域特征、个性的作品”，“他深爱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丰富的感性，”“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很多时光是栖居于密林中的黑色石头中孤吟独唱而独夜漫漫燃烧，这样孤独的心境造就了写作的纯境，”，“应鹏新世纪后为生计离开大凉山，他原来在大凉山上朝天阳起的山峰变成了大城市中的高楼与转播塔，这是一种转换与异变。”。
胡应鹏。70年代出生于四川大凉山，曾经做过摇滚歌手、乐手。写有音乐评论、随笔。中国70后主要诗人，《独立》诗歌民刊重要成员。主编民刊《诗·70P》，出版诗集《飞翔的狼》、《五人诗选》、《元写作》等。 自《独立》第七期上第一次提出“地域诗歌写作”以来，湄子与鲁娟便作为地域诗歌的两位主要女诗人一直相随，而且她们的写作亦伴随着地域诗歌的成长而成熟。 发星在《“地域诗歌写作群体”代表诗人素描(未完稿)》以文中透露：湄子最初是从“黔南三雄”中被带进地域写作群体中来的。另二雄是梦亦非与黄漠沙。由此可见发星对湄子的重视。 作为“地域诗歌写作”的主要成员之一，湄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而她作为少数民族特征的印记反不鲜明。她的语言轻柔、明丽，其中的阴柔如同清泉自然流淌，而不是情感的喷射，就像她的名字，一个不俗不媚认真写作的诗人。像她的这首《大地的身体》：“春天的深处/植物探出了五彩的头/小草，大地的头发/染绿了母亲的守望//桐油花在花开之前/开出了一张张嘴唇/欲言又止，言辞/又碰碎了孩子的牵挂//桐油树腐烂了岁月的身体/黑木耳偷听了大地的心情/花朵是大地最后/一只睁着的眼睛//春天，大地感冒了/时不时冒出一身冷汗/在下雨之前/想把我也洗掉”一个诗人年轻时，枕于幻想，我们说是年龄使然，而及成熟，仍不失浪漫情怀，就是一种精神的气质了。而像《大地的身体》中的“小草”、“桐油花”、“黑木耳”出现诗歌中盛开的与其说是自身，毋宁说是诗人的热爱之心。当然湄子的诗歌中亦不缺乏对存在对生活的自我思辨，像这首《关门》：“一个简单的动作/如山中重复的简单日子/关门，说得清楚是自己把门关了/还是门把自己关了呢？”，最后，诗人得出结论： “门里门外/说得清楚是谁关了谁么？/有门时我们觉得世界很大/没有门时觉得世界便小了”这种带有汉文化佛教偈语般的叙说，亦是对水族文化的巫性呈现。 发星最后在那篇文章中还动情的写到：“'三雄’经过多年的淘洗，现在只剩“一雄”，这是地域写作的幸事与缘事。不然我思念黔南只有过往，而没有现在。”
湄子。女，水族。70后诗人，1995年与梦亦非、黄漠沙一起创办民刊《零点》。现居贵州三都。 在《独立》里，毛于贵并不是很显山露水的一个，但断断续续的一直存在。而这种状态亦显示了一种真实与扎实。在他的诗歌中，我似乎读出了这样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生活之思考，“写诗只是一种潜流”，而生活需要“专心致志做树”，他并且用这两种观点，写成了诗歌：“写诗只是一种潜流/在诗的胡同里/你就是一个拉二胡的人/像阿炳把月光从袖口抽出来/我往光明的地方走/幸存到今天”把写诗当着“一个拉二胡的人”，这种状态需要的是精神的提升与思悟，更需要能够有“专心致志做树”的勇气：“专心致志做树/意味着一无所有的牺牲/意味着风尘仆仆的一生//既然要我成为一棵树/那么就让我与土地交谈/让水在我的胸内汹涌/让我的思想成为一种造型/挺立在村庄的道路上/品味别人的张望//我以叶一般的语言/祝愿儿孙不再沧桑/细想自己一生的日子/只有做树才能充满希望/多年以后/谁能执着我开花的枝条安居乐业/盯着我无歌无语的一生/作为树/千万别相信木匠/当心他用斧削雕刻的语言诓你/要相信煤/它是树的变种/死后还能燃烧”,应该说这样的诗歌意境在少数民族诗歌中已经上升了一个新的空间。 “我这样一个流浪多年/栖在自己的名字上”，我曾经循着这样质地坚韧的诗句读了毛于贵的长诗《浮想石头》，这首长达500多行的作品构建了一个由石头所垒砌的绚丽世界，其中开放着诗人心血与灵魂凝练出的精神之花。毛于贵是土家族，土家族是除了回族之外，与汉族最为近密的少数民族，在广阔的土地上，他们居住在山石为主的山地村落，这反而构成了他们石头般顽强与坚韧的民族性格，毛于贵曾写过《红色纪念物（组诗）》如“《堂屋里的主席像》”、“《红军渡》”、“《雪山》”、“《草地》”、“《红米饭南瓜汤》”、“《纺车》”这样红色传统诗歌，也写过《经历》:“在不可言喻的经历中/我尝试过如何做完某些事情/在每个早晨/我都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冲动/我看见走来的一句名言/承认自己的低下/问我该走向何方”以及《浮想石头》这样的自我之诗，但表现了他生活的真实与写作的扎实。在《浮想石头》中作者写到：“在我的故乡，石头紧闭着双唇/以煤的方式理解我”，“一截草叶就是一个直扑的意象/一把石斧就是一个挣扎的传说”，“石头是地域的，也是世界的。唯有立足于地域，才有世界性可言”。事实上，诗人的石头世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在这里诗人的写作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而上升到作为人的个体的普遍的命运。这样的写作我们已久违太久了，于我们混乱的当下。
毛于贵。70年代出生，土家族，教师，贵州沿河人。地域诗歌诗人。 2006年，彝族诗人李果被独立诗歌网评为需要关注的四个农民现代诗人之一，这个在汉语与彝族语之间穿梭却又深深钟情于那片故土的又名嘎足斯马的诗人，他在诗歌中给我们展现和讲述出彝民族古老的风俗和文化。2009年嘎足斯马曾给我寄来了他的诗集，书名就叫《彝人的后代》，我为彝民族彝文化的后继有人而高兴。 嘎足斯马的诗歌写作具有对本民族古老文化与传统风俗的自觉维护的品质。这种的眷恋与传承在他的《大乌蒙》系列诗歌中，有集中的体现。他写“穿上百褶裙的妻子浑身不自在”，“别别扭扭想找个地缝钻下去”穿上以后“ 她总是飘舞不起来”而“我怎么也见不到心中的阿萨，阿惹妞妞”，由此而想到“我们正远离着祖先神圣的根脉文化/我们正远离着阿妈温暖的怀抱/百褶裙美丽得如此陌生”,由这种队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陌生”中，我们获得了诗人渴望传统，回归本民族文明的赤子之情。他的另一首诗《听苏毕摩一席话》则直接给我们讲述和展示了彝族古老而神秘的毕摩文化：“那曾经相传了/多少代人，曾经传授给陇氏土司的/神秘的象形文字和经文”,最后思考到：“一个民族的信仰、文化和精神之路/该怎样行走？”,这种思考便具有了价值。 诗生活网站通讯社栏目曾经报道嘎足斯马说：近30年来始终在云南昭通这片彝人先祖起源与发祥之地做一个乡间的默默农人，他是一只手握锄头，一只手握诗歌的特殊角色，对应如今社会巨变、人事茫茫、价值混浊的当下，嘎足斯马的行为以及诗歌显示了其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常讲的精神家园与灵魂根性问题。 ——我想，这就是诗人李果农民嘎足斯马作为个人以及写作存在的意义。 嘎足斯马，彝族，汉名李果，1971年出生，云南昭通人。农民诗人。《独立》地域诗歌成员之一。在《北京文学》、《独立》、《边疆文学》、《滇池》、《云南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200余首。有诗入选《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等。著有诗集《彝人的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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