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在《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写道：
一九六六年夏，（“中央”）研究院将举办第七次院士会议。这年春间，几位年长院士也许有了觉悟，拟提名（钱）先生为候选人。其时我已在香港，得史语所同人的信，请我就近征询先生同意。但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原注：一九四八年首次院士选举，由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及各研究机构提名候选人，因为当时尚无旧院士，故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投票选举。现在想来，其时先生尚在昆明五华书院，或刚到无锡江南大学，可能根本无机关办提名手续），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我笑着说，先生讲学意趣与他们不同，门户之见，自古而然。现在他们幡然改图，为了表示自由中国学术界的团结，似也不必计较。但先生终不同意。先生有时显得很天真，此刻言貌亦见天真不解世情的一面。我只好通知史语所撤销提名。到了一九六八年举办第八次院士会议，才获先生同意，当选院士，象征中国学术界之团结，也一洗中研院排斥异己之形象！
钱穆的愤慨怒斥、不假辞色，严耕望的好言相劝、善意弥缝，通过当事人的追忆记载鲜活生动地展现在后人面前。钱氏有此语此态，直接关系到“中研院”的院士选举，背后也反映出近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波诡云谲、丰富多彩，更显示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夹缠与激荡。
一
1947年6月20日，身在美国养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给国内的胡适，劈头就说：“适之先生：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他在函中提到的人文组名单如下：
中国文学：（1）吴（稚晖）、（2）胡（适），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3）杨树达，经籍考定。（4）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1）陈（垣）；（2）陈（寅恪）；（3）傅斯年；（4）顾颉刚；（5）蒋廷黻，近代史当无第二人；（6）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仍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1）李济、（2）董作宾、（3）郭沫若、（4）梁思成。
哲学：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因为要“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所以虽然“尽力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但“南方仍不可无一人”而提名柳诒徵，期望不致南北失衡太过。又为避嫌，而建议：“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本所不愿提名，拟请北大提出何如？”当时如此这般郑重其事、力求平正的院士选举，确实选出了后世公认的学术名宿，经得起无情时光大浪淘沙的严格检验。但人文学科上的标准难定、众口难调自不必讳言，智者千虑或有一失，遗珠之憾也在所难免，严耕望心目中与“史学二陈”并驾齐驱的现代四大史家之一的乃师钱穆就在第一届院士选举中名落孙山，让人大跌眼镜之余不禁产生抉隐发微之念。
钱穆虽曾在北大和西南联大任教，但与傅斯年等主流派学者的学术观点日益异趋，1939年其《国史大纲》撰成后即离校而去，后转任迁徙成都的齐鲁大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得到傅斯年代理校长的北京大学（被蒋介石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当时虽已解除驻美大使职务，但仍滞留美国）之聘约，仍在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处任教，1948年春才东返故乡就职于无锡江南大学。上引傅斯年函中所说的“南方人士”非就籍贯而言，乃针对其人实际任事所处之地而发，故出身江西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出身广东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皆在北方之列。钱穆虽流落飘零于南方，然而在院士评选提名时却被老同事傅斯年拒之门外，如之奈何？
其实早在傅斯年所说院士选举事“问题甚多”的1946年，10月份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上就议决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1947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准备在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之际选出首届院士。负责人文组并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是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陶孟和与李济。再看胡适的人文组候选人名单，其《日记》1947年5月22日条记载：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系：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与傅斯年的名单有同有异，归类上亦有差别，如傅斯年系吴稚晖于中国文学而胡适系诸哲学，但乍看不出而实际相同的一点是，史学方面同样没有列入钱穆之名。
1948年3月9日，傅斯年还有一信致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并转中研院各评议员，认为院士选举候选人名单虽然“仍不无意见，然大体上细心公正”，又说“隔行投票，实难正确，故须先讨论而后投票”，作为胡适他选、傅氏自选、最后也榜上有名的首届史学门类的中研院院士，傅斯年对同行的钱穆不入选完全没有意见，无论他是否与胡适等人讨论过钱穆的院士候选人资格问题。他对候选人名单的“不无意见”在函中亦有明确表达，人文方面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刘文典的：
刘君以前之《三馀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
院士头衔为学者至高荣誉，自应以学术本身为最重要评审依据，刘文典早年的《淮南鸿烈集解》曾得胡适作序，谓为“总账式的国故整理”，称誉其“最精严有法”“成就独多”，但此时未入傅氏法眼而不予齿及。另一部《庄子补正》也已于此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6月），曾得陈寅恪作序，谓为“天下之至慎”，据说刘氏本人也确实自负自得，自称是世上懂庄子的仅有两个半人之一，在西南联大亦自诩为“替庄子跑警报”，然而在史语所学人眼中却评价甚低，成为傅斯年剔除其名于院士候选人名单的重要原因。又傅斯年为著名的“义和团学者”，民族主义情绪极强，抗战胜利后曾控告汉奸，复员北大时就排斥了所有在“伪北大”积极服务过的教员。在这封信中，他也提到这个问题：
闻上次会（今按：傅斯年赴美前将史语所所务交给夏鼐打理，其后两人互通信息频繁），对于曾在伪校教书，或曾任伪职者不列入（据夏君信）。今此名单上，显尚有之（如医学或不止一人）。此事究应如何决定，斯年不贡献意见，但须一致，未可厚此薄彼也。此事敢请细细考察。
虽说“不贡献意见”，但实则其内心倾向昭然若揭，即以统一不取从伪者为宜。从这封信中的衡量标准触类旁通以观，钱穆尊崇气节，德行不亏，从无附逆之举，立身行事也正派磊落，不如刘文典之可予指摘，剩下的也是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学术上之优劣良窳了。
二
钱穆因《先秦诸子系年》稿与《刘向歆父子年谱》文受知于顾颉刚，承后者推荐至燕京大学任教（1930年），后又经胡适动议、顾颉刚说项、傅斯年决策而转任北京大学史席（1931年）。据钱穆《师友杂忆》记载，他与胡适私交绝少，在学术上则颇有异同，如在治先秦哲学史中对孔老先后问题观点截然相反，而两造之间最大的异趋大概是在对待传统历史文化上，一方认为需有“温情与敬意”之同情的了解，另一方则基本上认为应该整体性批判而全盘西化或现代化。《师友杂忆》又回忆：
余至北平，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
不合之处颇多，如钱穆主张讲通史，傅斯年主先治断代史；钱氏有意开中国政治制度史课，傅氏以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可勿再究；傅氏所创之史语所以历史、语言二者并举，钱氏以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兰克一派之主张；史语所的董作宾、李济先后主持殷墟发掘，而钱氏反驳“甲骨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若在史学上大体划分，傅斯年属于史料学派，钱穆属于史观学派。傅氏在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就宣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证而不疏”，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先生是以擅考证见称于世的，虽然他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怀抱这种“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学术心态，与胡适、傅斯年等主流学人渐行渐远乃至走向对立，都是前因后果、水到渠成的。
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还说到，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多次讲演中提及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对其幼小心灵激起的巨大震动，以致他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这一大问题所困扰。新亚同学们后来读《饮冰室文集》，才知道那篇文章原来是《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最初刊于1910年的《国风报》上，彼时钱穆才16岁，而其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则已见萌芽。此后钱穆虽然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但可以说，他的学术工作自始就与现实政治夹杂缠绕，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如钱穆北上任教前所著《国学概论》一书，完成于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之际，其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大谈孙中山三民主义，认为：“今者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军事将次结束，政治渐入轨道。学术思想，重入光明之途”，结语更称：“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在1937年1月9日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所作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钱穆则针砭时弊：
然后转入对该书讲论撰作始末的论述：
窥豹一斑，已略可见其学术经世之意。
而正如余英时所云，钱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他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四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又讲两年，讲授完毕而《国史大纲》亦已成书。《师友杂忆》记载：
《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闻毛子水将作一文批驳。子水北大同事，为适之密友，在北平时，常在适之家陪适之夫人出街购物，或留家打麻雀。及见余文，愤慨不已，但迄今未见其一字。或传者之讹，抑亦事久而后定耶。张其昀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越有年，《史纲》出版，晓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庆晤傅孟真，询以对此书之意见。孟真言：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晓峰言，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孟真亦无言。
《国史大纲·引论》高度评价中国以往历史文化，对近世史学研究的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均有所批评，尤其集矢于胡适、傅斯年之科学派，抨击其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这无疑是对胡适、傅斯年一派史学的正面宣战书，毛子水与傅斯年对钱穆的态度自可想见，据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引高去寻言，傅斯年还曾“骂钱穆治考据成名而专骂考据”。而陈寅恪虽是史语所一员主将，但在学术文化上则与钱穆不乏相近之理念，故称誉《国史大纲·引论》为“一篇大文章”。
钱穆晚年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中夫子自道：
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国史大纲》出版后，他从通史、通论性质的论述更转入心性义理、佛教禅宗以及文化史学的研究，与傅斯年等学术主流派更形同陌路，《师友杂忆》称：
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之为校长，时适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
他当时不受北大邀请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他后来不被胡适、傅斯年列入院士选举名单也不难理解，特别是衡之前引傅氏所谓学者“最后著作最为重要”一说，院士选举前钱穆公开出版的“最后著作”即其最负盛名的《国史大纲》，该书之不受胡、傅青睐自无须赘言。
三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出来后，当选者不无欣幸之意，如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48年4月21日日记载：
余季豫来书云：“此次院士选举，兄以声誉卓著，为众望所归，故以二十票顺利通过。弟则不为人所知，而卒获附骥，盖幸也。然全国私立大学与此选者惟弟一人，其难如此（陈援庵亦私立大学，然本是评议员）。”
一度流徙辗转于西南，此时已归返故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钱穆心情又如何呢？《师友杂忆》有云：
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每一小时花钱七毛，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据马其昶《庄子注》原本，遍诵《庄子》各家注，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久而成《庄子纂笺》一书。自为之序曰，《庄子》乱世之书也。身居乱世，乃注此书自消遣，是亦可知余当时之心情矣。
他的“湖上闲思”，笺注《庄子》，自是为国家民族从抗战胜利又陷入国共相争而郁郁不乐，感慨万千，但学术上的不被认可、最后仅任教于故乡偏隅一校，是否也有些许影响呢？
极富戏剧性的是，学术理念上极为不同的胡适、傅斯年与钱穆，在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新华社评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同被点名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下的知识分子。国共政权转手之际，胡适寄寓美国，傅斯年奔赴台湾，钱穆则至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这是政治影响学术的历史巨变下的个别体现。傅氏赴台前后积极参与、襄助国民党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如陈寅恪、汤用彤等都在他的关切之列，但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没有考虑过钱穆。新亚办学之初，极为困苦艰难，钱穆于1950年冬有台北之行，获蒋介石邀晤餐叙，数日后并得到“总统府”每月三千港币的学校经费支助，学术又夹缠政治矣。此行又蒙陈诚招宴，陪客仅傅斯年一人，钱、傅则“畅论有关前清乾嘉学术方面事”，不及其他。傅斯年晚年学术思想上有所改变，如任台大校长时规定大一学生必修“中国通史”与“孟子”，但我们可以推想，其心目中浮现的通史教材，大概不会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罢！此次钱、傅会面不久后的当年11月20日，傅斯年在接受“台湾省议会”质询时一瞑不视，中风猝逝，1949年他所书“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卷轴一语成谶。
“中研院”的院士选举自1948年选出首届后，停顿数年。1958年自美返台的胡适继任“中研院”院长，召开第三次院士会议，才选出第二届院士，人文方面有蒋廷黻、姚从吾等，1959年选出第三届，人文方面有杨联陞等，依然没有钱穆。此后步入正轨，每两年选举一次，以至于今。胡适甫履新职，与他颇为投契的钱穆弟子兼史语所成员的严耕望就曾提出过钱穆能否膺选为院士的问题，《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记载：
我想“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能尽罗全国显著学人，任令钱先生独树一帜于院士团体之外，已不应该；别人担任院长，事犹可谅，胡先生无疑为全国学术界领袖，若仍不能注意到此一问题，更属遗憾。所以我勇敢地给胡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此项意见，希望他积极考虑，并很直率地说，我此番心意不是为钱先生争取此项无用的荣衔，因为先生学术地位、中外声誉早已大著，独树一帜，愈孤立，愈显光荣；但就研究院而言，尤其就胡先生而言，不能不有此一举，以显示胡先生领袖群伦的形象。胡先生对于我的建议，深表同意，与在台几位年长院士筹议提名，但少数有力人士门户之见仍深，致未果行。一九五九年我由美国回台后，胡先生曾有一次欲谈此事，又默然中止；后来姚从吾先生才将原委简略地告诉我。
翻检相关史料，发现胡适在1958年12月29日致函朱家骅，筹划钱穆选院士之事：
骝兄：
送上钱穆先生提名表一纸，已有从吾、彦堂、贞一和我的签名，尚缺一人。可否请老兄签名加入提名人之一？倘蒙赞同，乞签名后即交来人带回，或邮寄给万绍章兄。（下略）
而数日前的21日上午，“中研院”举行文史组院士谈话会，胡适留王世杰、董作宾、劳榦、姚从吾等一起午餐。结合上函可以想见，此次会晤期间，胡适表态提名钱穆选举院士，也得到了董、劳、姚三人的附和与签名，但王世杰似乎未能同意，所以胡适转而致函数理组院士并代理院长多年的朱家骅寻求支持。其实文史组院士不乏其人，胡适却心知肚明，未予商酌。这也反映出傅斯年虽然逝世了，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主流学界对钱穆的学问仍然多有保留。余英时1991年作有悼念、论述乃师杨联陞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其第六小节为《超越门户——与钱宾四先生的交往》，从这个小标题即可推想有学人对钱穆存有门户之见。在这段文字中，余氏叙述了一件令人莞尔而又可以小喻大的事情：1960年春天，钱穆在耶鲁大学访问，哈佛燕京社请他来作一次演讲，杨联陞兼任介绍与口译，“中研院”另一大佬、时任史语所所长的李济平时喜作青白眼，当天白眼时多，青眼时少，并在第二天盛赞杨联陞的译才，把原讲的“语病”都掩盖过去了。余先生接着说：
我记下这一段趣事并不是要算什么旧账。我是想以此说明当时台北学术界主流对钱先生和新亚书院确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李济之先生不过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据说当时研究院的领导层中，还是胡适之先生的成见最浅。）
杨联陞本就尊重学界老辈，加上在清华读书时曾到北大听过钱穆的课，对钱氏全史在胸的气概甚为心折，而“带艺投师”的得意弟子余英时又先由钱穆着意栽培，他于公于私似乎都应该为钱穆说上几句话，何况他跟胡适、赵元任及“中研院”史语所关系十分深厚。《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正好有蛛丝马迹可寻，1959年9月12日，荣膺新科院士的杨联陞致函胡适，有两点建议涉及院士选举，更确切地说，其心中隐含的对象至少就有钱穆：
(1）“中研院”院士之推选，除在学术上造诣成就之外，似应注意其人在学术界推动、联络、领导方面可能发生之作用，此外“行为士表”似亦相当重要（也许这些早已载在章则中了）。（2）“中研院”（或史语所）似宜放大“通信研究员”范围（无妨增至一二十人），则便于增进对国内外（包括外国人）学人之联络（例如钱宾四先生，我觉得史语所应该聘作通信研究员，如果怕他不答应，等他明春到耶鲁时我去问问他）。
从第一点而言，杨氏认为，钱穆的学术成就虽然不被史语所主流人物承认，但他艰辛主持新亚书院，隐然为香港一地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领袖人物，况且其德行卓绝，“行为士表”，亦无回向大陆之意，这在当时两岸对峙的形势下，自当由“中研院”礼贤下士，团结一致；从第二点而言，杨氏明确提出应聘钱穆为通信研究员，这是不得为院士而退一步的想法，至少是先将钱穆揽引过来以示团结，而从“中研院”的通信研究员再膺选为院士就顺理成章相对容易多了，但他也猜度钱穆或许会出于某些原因无动于衷，表示自己愿意居中斡旋，力促其成。然而1962年的第四届院士选举钱穆仍榜上无名，院长胡适却在院士会议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突发逝世。
作为主流学派代表人物的傅斯年、胡适相继离世，但每两年一届的院士选举还是迟迟没有把钱穆包揽在内。不少人对此不无微词，如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中虽然对钱氏冷嘲热讽，基本持贬斥态度，但也忍不住出语打抱不平：
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当然李氏也不否认胡适在推动钱穆进入院士行列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努力，在另文中有云：
1960年，院士提名会议之前，胡适曾经自己拿钱搜集钱穆的著作，而且提名他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定，因此钱穆不得提名。其他萨孟武等之不能挤进院士行列，大率类此。
胡适独木难支，众议难排，最终有心无力，徒劳无功。
其实，除了傅斯年、李济对钱穆的学术成就不以为然，史语所作为一个主流学派，其他同仁之间的意见也是相当接近的，以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第一届中研院院士李方桂为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在钱穆所擅的史学方面并非当行本色，就私交而言，则《师友杂忆》记载钱氏夫妇游美从旧金山转至西雅图时曾“寄宿李方桂夫妇家”，但这位史语所资深研究员对钱穆的史学成就亦不认同。《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在采访者陈宁萍的穷追不舍和李太太的帮腔下，李方桂才回答称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他们都是哲学家——研究中国哲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包括哲学研究。我们不愿这个集体中有哲学家”，“他们跟我们研究所无关，因为我们研究所不搞哲学研究。所里只有历史和语言学研究，而没有哲学”。针对两位女士都认为“钱穆是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学家”的看法，李方桂说：
他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他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我想钱穆和傅斯年之间有些误会，肯定有误会。因为傅斯年的历史观点更重史实，而钱穆的历史观则是某种哲学化的历史，所以他们彼此观点各异……那就是为什么傅斯年不特别赏识钱宾四（钱穆）之故。但后来傅斯年死了，他在台湾逝世。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钱穆才进了“中央研究院”。
从这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史语所整体上对钱穆持有异见，也印证了前揭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的观察，台北学术界主流对钱氏的异见只不过在表现上有显豁与隐晦之差别而已。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届院士选举前后代理史语所所务的夏鼐于1947年10月20日致函傅斯年，向他汇报在讨论院士候选人的中研院评议会上唇枪舌剑、如火如荼的情形，其中说到“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朱、向二人暂不论，对于熊十力，夏氏信中对胡适的解释未作说明，征诸其他史料如胡适日记等也没有特别发现，但我们不妨“大胆的假设”，提出一个约略“虽不中，亦不远”的看法，即胡适很可能解释为熊氏是一位构建了独特系统的哲学家，而并非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史家。胡适虽然在1933年5月的《独立评论》第三十一号的“编者附记”中称“熊十力先生现在北京大学讲授佛学，著有《新唯识论》等书，是今日国内最能苦学深思的一位学者”，但双方截然异趋、壁垒分明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熊十力曾致函汤用彤称：“（牟）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让其飘流失所乎？”汤氏答以胡适通不过而作罢，仅此一例，可思过半矣。如果我们的大胆假设不至于荒诞过误，那么可以说李方桂的观点其实与胡适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注重较为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而远于偏向主观的体认的创造性阐发，这也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时的宗旨之一。在钱穆越来越走向心性义理之学的时候，史语所同仁虽然不必把他同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量齐观，但将他们视为治学路径上较为相近而与史语所大异其趣，则大体上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共识了。不仅李方桂等史语所学人，大陆上学者如朱维铮在《关于钱穆研究》中也发出疑问：“我读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时常疑心他是否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得到某种启迪”，并认为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权威人物中必有钱穆。余英时1991年撰作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曾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余波荡漾、涟漪不断，这一重公案牵涉繁复深广，这里只能引而不发，按下不表，但要特别指出的是，钱穆与熊、唐、牟等新儒家被视为相近一派，其来有自，并非1980年代新儒家走红之后才出现这一观点，至少在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学界主流眼中，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他们就是学术文化理念基本接近的一个群体，而与史语所各树旗帜，形同陌路。这种学术文化理念上的绝大差异自然也是钱穆迟迟不得“中研院”认可并入选为院士的最大原因。
四
1968年，年逾古稀的钱穆终于当选为“中研院”第七届院士，严耕望《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有所述评：
一九六七年，先生迁寓台北市郊外双溪楼新居素书楼。明年七月以接近全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之当选院士，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对于“中央研究院”，意义重大。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战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论学养成绩与名气，先生必当预其列，但选出八十一人，竟无先生名。中研院代表全国学术界，此项举措显然失当，所以当时有“诸子皆出王官”之讥！
常年被排摈，一朝被收拢，让人匪夷所思，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与胡适、杨联陞交谊都不错，且气大心直、自视甚高，在北美学术界打出一片天地的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
1966年7月“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六届院士选举，我以高票当选。一年之内我成功地化解了钱穆先生和“中研院”（其实是傅斯年）间的“不睦”，促成钱先生顺利当选为第七届院士。
第六届院士选举中何氏在人文组以最高票当选，踌躇满志的他试图化解钱穆与“中研院”的“不睦”，但当时傅斯年早已过世多年，其括注傅斯年并不准确，而史语所对钱穆的排斥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改变多少。何炳棣在这件事上的“与有力焉”只不过是时机凑巧而已，其折冲樽俎的真实作用并不比他的清华老同学杨联陞为多。钱穆入选院士另有玄机，提出正解的是许倬云。在“中研院”院士回忆录《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里，许氏揭示说：
钱穆很晚才选上院士，也不是东南被排挤的问题，是意识型态的问题，没人反对钱先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他非常保守，而且又喜欢拿西洋跟中国作比较，他一比较，李济老他们就觉得欠妥，认为钱先生知识层面不够。济老认为：你不懂西洋文化，就不要比较。后来“老总统”（今按：指蒋介石）介入了，他要王雪公（今按：即继胡适任“中研院”院长的王世杰）非把钱先生选出来不可。所以宾四先生除了当选那天来过南港之外，从没再来过。以前院士人数少，“总统府”招待院士茶会时，有时候会夹带一些研究人员，一起接受“总统”招待。有一次“老总统”招待茶会，宾四先生出席，李济老藉故没去，就由我代替他参加。
这才是钱穆当选院士的内里底蕴。张光直（1974年当选为第十届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长）在1985年5月15日致“本所曾任人员”夏鼐的信中曾说：“你知道，此地院士提名选举全部过程是绝对守秘的。”但许倬云多年任职“中研院”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深受李济、沈刚伯等前辈赏识器重并委以重任，他所说钱穆当选院士的秘辛当属可信。
前引傅斯年批钱穆“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与李济认为钱穆“不懂西洋文化，就不要比较”的观点正可以互相参证，而钱穆恰恰最喜欢通过中西比较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优胜，在其著作中俯拾即是，上文所说李济也躬与其会的钱穆在哈佛燕京社所作讲座，据钱氏《师友杂忆》自述，他就“从《论语》中发挥。并述及中西为学之不同”。傅斯年早在1929年9月9日致陈寅恪信中说：“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朱逷先、陈援庵亦留学生也），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钱穆虽不在“粹然老儒”之属，但未曾留洋、不深切了解西方文化，治史亦不入傅斯年法眼，何况他汲汲于中西政治、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自然更易引起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反感厌恶了。“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傅斯年身后，他掌所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学术理念使得史语所其他学人对钱穆还是拒斥不已，难以认可。钱穆此届当选院士既不是“几位年长院士也许有了觉悟，拟提名（钱）先生为候选人”，也不是何炳棣以为的自家斡旋调解之力，实则是学术夹杂着政治的缘故。
严耕望所说的1967年钱穆迁居台北，亦即李敖所批的“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这也是学术夹缠着政治的一种表现，更为日后爆发“素书楼事件”、钱穆遽尔离世埋下了伏笔。同样已届迟暮的蒋介石不但赠予素书楼，还插手“中研院”院士选举，终于使钱穆“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五
傅斯年霸气外露，有“大炮”之称，以攻击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而著名。钱穆以学者自处，也颇有传统中国文人的道德修养，但他的择善固执、自信自强比起傅斯年来也未遑多让，严耕望所说“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可谓知人之言。《师友杂忆》中记载作者早年在钟英中学求学时，某日往常州府中见旧同学，傍晚风雨骤来而不肯留宿，在狂风暴雨、漆黑一片中往前独行，“是夜，苦头吃尽，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余遇一决定，即不肯轻易转变，每念及此夜事”，这也可以视为钱穆一生在学界坚毅不拔、孤军奋战的形象写照。钱氏1966年因为院士提名在爱徒面前毫无遮掩的真情流露、勃然大怒，与他自《国史大纲·引论》《新亚学报·发刊辞》以来对科学考证派的决绝态度是一脉相承的，1968年这次院士选举没有再毅然决然地推辞，当然也是“蒋公的面子”。出于礼节，钱穆在当选那天出席了南港“中研院”的相关活动，然后飘然而去，“从没再来过”。所谓“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象征中国学术界之团结”只是政治干涉学术背景下的迷人表象，事实上双方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不仅此也，抑更有可言者。《师友杂忆》记载了钱穆所获港大与耶鲁的名誉博士学位事：
新亚独得美方协款，香港教育司高诗雅及港大林仰山教授献议，港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学一九五五年之毕业典礼上，授余名誉博士学位。以前港大曾对胡适之及其他中国人一两位有此赠予，然事隔已久。余此事一时哄传。
学期结束耶鲁特赠余名誉博士学位。在授赠仪式中，耶鲁校长特请李田意以中国语致辞作介绍。据谓乃耶鲁毕业典礼中使用中国语之第一次。相比较而言，胡适本身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毕生又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增减几个无足轻重；而钱穆自学成才，并无正式的大学学历，对学界的认可自当更为看重。这两次名誉博士记载，知遇之感与荣誉感溢于言表，出人意料的是，那顶姗姗来迟的“中研院”院士桂冠却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关于他的港大名誉博士学位，据《饶宗颐学述》，港大的中文系教授林仰山曾在上海的集中营里读过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所以他脑子里有个钱穆。他本来想争取钱到港大教书，但钱那时苦心经营新亚，没有去。这事也很有意思，他送给钱穆一个法学博士，因为英国人给文学博士很难，法学博士容易……新亚的开办很艰难，林仰山也到新亚去演讲过，这给新亚很大支持。那个时候，博士头衔很重要，不像今天，今天给就没意思了”。即便是法学博士学位，晚年的钱穆也感恩于心，笔之于书，但他对院士头衔却似乎真的“遗忘”了。《师友杂忆》结尾有云：“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这个“遗忘”了的院士头衔真的不是他的“生命之真”吗？
学者的晚年回忆录，有的事过境迁、旷达豁如，有的反复周转、汪洋恣肆，有的一抒积愫、喷薄而出，有的轻描淡写、寥寥数笔，也有的如风行水上、縠纹浅淡。钱穆的《师友杂忆》序称“下笔力求其简”，知师莫若徒的余英时在《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张充和诗书画选〉序》中说“宾四师写回忆录，惜墨如金”，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中说：“《杂忆》的文字还是太洁净、太含蓄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师友杂忆》对院士选举一事就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后人一时之间不会想到索解其“压在纸背的心情”（陈平原教授语），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不为中或许更可以窥测他的隐秘幽衷和真实想法。
回到本文的主旨，钱穆的学术充满了现实政治的关怀，现实政治也介入了他的学人生涯包括他的院士头衔。“中研院”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只以学术为重”,1940年创院院长蔡元培逝世，蒋介石下手令要求举顾孟余继任，遭到傅斯年等诸多评议员的反抗，如陈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参加评议会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最终虚悬半年的院长一职由朱家骅代理；1958年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到会讲话，院长胡适的答词以“'总统’你错了”开篇，这都是坚持学术独立的嶙峋风骨之典型体现。余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中曾引用董作宾1948年2月2日从芝加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信上说：
春间中研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是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的。
余先生接着发议论：
此函至少说明1949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仍有独立于政治以外的客观标准。
其实胡适与傅斯年的院士备选名单中都有郭沫若之名，政治上殊途的郭氏在学术荣誉上究竟与他们同归，确实是学术独立原则的最佳展示。钱穆在院士选举上的蹉跎趔趄与最终当选，也绝不是说“中研院”的学术独立原则从此受到了严重玷污或者颠覆。许倬云就说：“提名归提名，院方无法主导投票结果，除了钱穆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其他一个例子。”钱穆自身的学术成就完全无愧于院士头衔。但这个特例更让后人深长思之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夹缠与激荡关系、学术的目的与取向、学术的评价标准与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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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第2辑）
主编：乐黛云
分册主编：胡士颍、潘静如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