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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声音：走进中研院史语所 卞东波 在南京生活读书日久，经常会去玄武湖衅的鸡鸣寺，鸡鸣寺脚下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就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在南京的旧址。曾经也发思古之幽情，专程去其中徜徉徘徊。院内的建筑都是大屋顶建筑，融合了中国明清建筑风格与西方建筑元素，与母校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的校舍如出一辙，都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离中研院旧址不远就是从前的国立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旁边是原国民政府考试院（今南京市人民政府），玄武湖、鸡鸣寺亦在不远处，环境怡人，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一千多年前的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就在当时称为鸡笼山的这一带兴建了儒学、史学、玄学和文学四馆，教授生徒，传承学术。可以说，鸡鸣寺一带可谓南京的文脉所在。所以当年中研院选址于此，必是有一番考虑的。 我时常想象1948年，中研院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选出第一批中研院“院士”时的情景。这份院士名单，可谓极一时之选，全是当时各领域最顶尖的学者，而且院士的选举完全按照学术的标准，就是与当时政府政见不合的郭沫若亦入选其中。 1949年之后，“中研院”播迁台湾，在地理上失去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但不可否认“中研院”依旧是研究中国学术重要的学术机构，特别是鼎鼎有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历80多年的岁月仍然在中国的学术版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了解台湾的学术动态，我经常浏览中研院史语所、文哲所的网站，也看到台北南港中研院的照片，期待着有机会访问台北的中研院。后来我受到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术奖助基金会的邀请，终于有了机会访问宝岛，不但参访了中研院，而且走进了中研院最著名的也是我最向往的学术机构“史语所”。
我常常到那里翻阅港台的学术刊物，在众多的刊物中，最吸引我注意的便是中研院的《史语所集刊》。我很早就知道这份名气很大的刊物，主要是当时读了很多陈寅恪先生的书，而他的论文大部分就是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的。同时还与史语所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先生有关。傅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罕见的学术思想家与学术战略家，他的史学思想与对史语所的建设主要见于他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我读过很多遍这篇文章，亦为其中的激情所感染，他曾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又说：“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先生的这些思想，明显与他在伦敦和柏林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傅先生所谓的“找东西”就是指为学术研究寻找新的材料，这也是对当时学术潮流的呼应。晚清民国时出现的新资料，如敦煌文书、殷墟甲骨、明清大内档案直接推动了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的进步。两年后的1930年，与傅斯年理念相同的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傅先生在此文中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即要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使人文学与生物学、地质学一样可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人文学与自然科学本质上固然不同，但人文学不应沦为玄学式的清谈，也可以成为实证的科学，是一种所谓的“软科学”，其根基即在史料的发掘与新材料的运用。傅先生最后提出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亦渐次在21世纪的中国实现。近90年后再读这段文字，依旧能感受到文字后的力量。 《史语所集刊》封面极其朴素，且几十年变化不大，每期刊载的论文很少，只有三四篇左右的文章。文章有的非常长，注释也很繁复，但这些文章每篇都经过匿名专家认真的评审通过后方可以刊载，学术质量堪称一流。国际“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所收的为数甚少的中文期刊中，《史语所集刊》就名列其中，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集刊》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
可以说，胡适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去世而停止，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到他的存在。我站在胡适墓前，想着静静地安息在这里的伟人，除致敬之外，又感叹现今很难产生如胡先生这般同时具有非凡人格魅力及学术才华的领袖型的学者了。又想到，中国大陆之大，似乎还没有见过一尊胡适先生的塑像，固然有着政治的因素，但现在国共两党都已经一笑泯恩仇了。作为学者及教育家的胡适先生理应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及尊敬。 参观史语所是行程的重点。史语所始建于1928年，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术机构，曾参与殷墟甲骨的发掘；并及时收购了清宫大内档案，免其化为纸浆；抗战中，还调查了西南地区的语言及人种，留下了一批人类学的资料。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董作宾、李方桂都曾是其成员。能够参观史语所，自然是兴奋异常。当时的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亲自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史语所的简单情况。王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的高足，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范围以中国近世思想史为中心，他的著述颇丰，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专著就有《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章太炎的思想 (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14）等书，最近又出版了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杰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其研究思想史得乃师真传，很早就拜读过他的大著了，当时见到他时觉得他还很年青，但已经当选为中研院的院士，现在又担任了中研院的副院长。通过王先生的介绍，我们知道了今天的史语所虽然仍保持着傅斯年时代的名称，但研究方向与从前已有很大不同，特别是语言组已经单独成所。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将史语所的研究范围定下九种：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 、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王先生说，现在史语所主要工作分为四组：历史、考古、人类学及古文字学，而在中国大陆的社科院，这四个学科基本上皆已经单独成所。王先生又介绍了我比较感兴趣的史语所招牌刊物《史语所集刊》的用稿情况，《集刊》实行严格的匿名评审，稿件惟质量是重，曾经连所长的文章都被《集刊》退过。有朋友曾向《集刊》投过稿件，后来收到的评审意见就有几页纸之多，收到这样的评审意见，即使是退稿也会心服口服。正是极高的学术标准，以及严格的审稿制度，造就了这份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学术杂志的份量。我注意到，虽然史语所是个研究机关，但每天来读书或访问的学者很多，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
参观史语所的历史陈列馆是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历史巡游，又是一次含金量非常高的访问，虽然参观的时间有限，但得到的讯息之丰富需经若干天的慢慢消化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史语所的历史陈列馆里面灯光很暗，幽静至极，踏入其中，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我目睹了当年史语所主持十次殷墟发掘获得的几万片甲骨的一部分，特别是一片刻在羊头上的甲骨让我驻足许久。简短的几个字，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传达着先民的声音，让我感受着上古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史语所幽暗的陈列室里，我仿佛游弋在历史的星空，刚看完殷商时的甲骨，迎面而来就是盛唐时代写书着丰满的颜体大字的石碑了，再转身却是清代的大内档案。其中一件档案牢牢吸引了我眼球，据说是康熙的遗诏。这幅满汉同体的遗诏目前只剩下汉文部分，康熙帝在遗诏中明确说他身后传位给“雍亲王”，而不是小说家所传的“传位皇十四子”，而被雍正改为“传位皇于四子”。当年这批数量极其庞大的大内档案，本来都要被送到造纸厂了，辗转多次，几易其主，最后被史语所收购，如果真的化为纸浆的话，无疑又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损失。
去史语所，绝对不能错过傅斯年图书馆（傅图），傅图正是史语所的附属图书馆。史语所是中研院规模最大的所之一，不但有单独的图书馆，而且傅斯年图书馆的藏品也是极其丰富，其所藏的善本更是世界闻名。傅图的馆藏特色主要有六：一是善本古籍，共计三千八百馀部、四万七千馀册；二是普通古籍，约有十四万馀册。主要为清代及民国初年刊本，以史部与集部为多。三是金石拓片，有二万八千馀目、约四万幅。四是俗文学资料，约有一万二千馀件，二万目。五是档案，包括手稿、信件、照片等，其中傅斯年先生档案为五千馀件。六是少数民族文书，主要是1929年至1944年，史语所在边疆地区考察时所获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文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比如，研究宋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南宋时期著名的江湖诗人陈起，亦是著名的出版家，他经营的临安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在当时非常有名，他刻的书以唐宋诗集为主，很多书还流传至今，这些书的卷末都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经)籍铺印行”、“临安府棚北街陈解元书籍铺印行”或“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之牌记。非常幸运的是，傅图就藏有一部陈宅书籍铺所刻的宋本《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碧云集》三卷，原为黄丕列百宋一廛室所藏。精美异常，洵为天水神品。
据傅图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傅斯年为了把这些资料运到台湾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动用妹夫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关系，用了几艘军舰把史语所的书籍、档案及藏品全部运到台湾。可见傅斯年的魄力，所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影响极其深刻，不但体现在他为史语所制定的“工作旨趣”上，而且史语所的制度建设、学术传承都有傅斯年的影子。正好其时的所长王汎森先生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就是傅斯年，在他所著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第二章《新历史学派的形塑》中，王先生专门研究了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关系，以及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建设。
在傅图，我又看到被称为“傅大炮”的傅斯年的照片，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的人。照片旁边写着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这句话清楚道出了中国史学的特质是建立在实证及文献基础上的，可惜大陆有一段时间对此语理解不够深刻，所以才造成了几十年史学研究的荒芜。
我心里思忖，我是该庆幸这批资料被运到台湾呢，还是感到痛惜呢？从大江大海以后的历史来看，这批资料留在中国大陆，很多被当作“四旧”一烧了之，或者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幸运留存至今，现在想在大陆图书馆看一部善本，不但手续复杂，而且复制的费用也极其昂贵。这么说，我似乎应该感到庆幸它们安全来到台湾，并被妥善保管及充分利用。但现在我们如果要想再利用这批资料，还要千里迢迢跨越海峡到台湾来看来查，又极不方便，似乎我又应该希望它们留在大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似乎总是以文明的损失为代价，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文革”时的“破四旧”，加之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无辜的坟籍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想想1500多年前梁元帝萧绎的江陵之火，不能不令历代士人扼腕叹息。再想到傅先生的运书之举，除了感慨中国历史上的“书厄”连连之外，也很敬佩今天傅图的工作人员将这批宝物保管得很好。多年以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傅斯年图书馆合作，将傅图所藏的善本古籍全部拍成了黑白胶卷，故笔者得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过很多傅图的胶卷。随着古籍数字化潮流的兴起，傅图珍藏的秘笈部分已经扫描成电子书，有的还可以在网上在线阅览。希望将来傅图的所有善本古籍能全部数字化成高清照片并上传网络，这样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这些旧典珍籍了。 回首史语所，从广州到北京再到南京又到台北，从鸡鸣寺的青砖古瓦到南港的洋红建筑。史语所一路颠簸，史语所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缩影，既有创始初期的艰辛，亦有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辉煌。史语所创所近90年来，其秉持的学术理念与根基从未动摇，早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镇，与学人向往的学术殿堂。希望在21世纪的人文学发展过程中，史语所继续保持其学术品味，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弘扬再尽一份心力。
【“海外访古”系列随笔】 ◆My Nanking Home, 1918-1937：有关金陵大学校史的一部新书 请大家多多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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