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傅斯年是民国年间中国学术界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这位山东老乡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便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史语所成立到1950年去世，傅斯年一直担任所长一职，在他的组织、领导和协调下，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史语所也由此成为中国人文研究的重镇。
为史语所保存读书种子
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人才荟萃，曾有人问及一位在史语所工作多年的老学者：“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有没有没有太大成就的?”这位老先生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因为他们进来时都是精选过的。”而精选这些年轻人的伯乐就是傅斯年。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师从史学大师钱穆，后来辗转来到陪都重庆。严耕望渴望一个安静的读书、研究环境，兴起了进史语所的愿望，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推荐，最后想到了毛遂自荐。他听说傅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与其请有名的人推荐，倒不如寄几篇自己的论文去申请入所，傅先生如果欣赏，便有望成功。后来严耕望写了一份申请书，连同自己写的三篇论文直接寄给傅先生，严耕望本来不存希望，不料傅斯年却很快回信答应了这位年轻人的请求。傅在信中直率地说，若论论文程度可聘为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为助理员。
来到史语所短短几年，严耕望便写出了许多关于地方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成为了一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
傅斯年是个直肠子，他有个外号叫“傅大炮”，但这位“傅大炮”为学者们服务却是心细如发。傅斯年的学生任继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向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便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后来此事在李庄传播开来，史语所的先生们还编了一副对联调侃：“李徐樱(李方桂夫人名徐樱)大闹牌坊头，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长揖柴门口。”
在史语所旗帜下，傅斯年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精英学术集团，作家岱峻在《发现李庄》一书中这样描述：“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到史语所，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他都在着意搜求人才。他聘请了陈寅恪、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他们都具有国际眼光和实证研究的能力，在超越国故的见解上，在学术使命的认识上，在发掘新问题、找寻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的实践中，他们开启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史语学派’。”
李庄岁月
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这个长江上游的千年古镇一时间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据说在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这儿，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准确无误地送达——由此可见当时李庄的知名度之高。
史语所初到李庄时，由于傅斯年还兼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需经常在重庆处理院务。1941年12月，因病辞去代理总干事职务的傅斯年携家人来到李庄，与史语所的同仁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时光。
傅斯年的住所叫桂花院，是个独立的小院，非常幽静，傅斯年一家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多年以后，傅斯年夫人还撰文回忆这个美丽的小镇：“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傅斯年)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但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记忆中的傅斯年却没这么悠闲，他笔下的傅先生整天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和同事讨论研究课题，替朋友和同事买药、请大夫、买东西，指挥工人锄路旁的野草、给厕所撒石灰消毒、去大厨房打扫卫生，偶尔清闲了，便去找年轻人下两盘象棋。
可学生们却都不愿意和这个胖所长玩棋，史语所的一位年轻人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
英国学者李约瑟1944年曾经造访过李庄，还曾在傅斯年的小院住过，他对傅先生和史语所的学者们印象颇好：“所长是大学者傅斯年，……是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有点发福，脸型令人难忘，头型奇特，灰发直立。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
迁台前后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迁回南京，但没过几年又江山易手。在傅斯年主持下，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图书文物由南京下关上船，驶往台湾。史语所历史组青年学人王叔岷在文中记下了自己的感受：“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
1949年初，傅斯年离开大陆赴台湾。离开南京的那个夜晚，傅氏夫妇与胡适等人默然走出史语所大门，看门的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回望这座熟悉的院落，傅斯年眼里也噙满了泪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那一刻，萦回在他脑海里的恐怕只能是这样的词句。
但傅斯年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列席台湾省参议会会议时突然发病身亡，年仅54岁。葬礼上，中研院史语所全体同仁为英年早逝的老所长送上了这样一幅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