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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郭文斌的创作可以作阶段性的总结评价了，但怎样的定性式的概括才准确呢？我想起前不久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一位青年学者说她推崇“建构性”的写作，并且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真正的建构性的作家并不多。由于当时论题的限制，她没有就建构性写作做具体的阐述，我想所谓建构性的写作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包含了个性、创新、思想、风格，包含了作家自己文学理想的提出和对这一理想的有效的实践，而且能开一代文风。我特别地认为建构性的写作是一种“正面”的，面对价值的写作。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的话，那么，郭文斌的写作应该是建构性的，因为，他是少有的坚持并且以自己的文学宣示着鲜明的价值立场的作家。 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说到价值的变化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大概没有哪个时代比得上中国这几十年了。价值有许多种，自然价值，经济价值，知识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这几十年，中国创造了多少价值，又激发了多少需求，相对这些需求，又需要创造更多的价值。过去，人们对价值认识很单纯，不管是物质与精神都是如此。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将人放到了主体的位置，人的需要与发展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个人的需求也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合法性。在八十年代，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的实现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号。不能不承认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因为人的价值虽然说与人享用的价值有关，但决定性的意义在于他所创造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尊重创造价值的自由。所以，为什么说这几十年是中国生产力的大解放，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对这几十年的历史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敝履……这些发展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正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与伦理智慧。 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它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并且成为许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们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向度，一是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一是从历史、现实与理想中寻找与构建正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两个向度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并不可以分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却由于环境、心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侧重与选择。在我看来，郭文斌选择的是第二个向度。 我不知道郭文斌这种面向价值的写作的自觉意识起于何时，从他的早期作品来说，虽然题材广泛，视野遍及城乡，但他的触须似乎都伸向生活中那些向善的人与事。像《玉米》《剪刀》《水随天去》（见短篇小说集《瑜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11版）等，在郭文斌的作品中已经算是有些寒冷的作品了。《玉米》中红红的不幸，《剪刀》里无名夫妻生活的艰难，《水随天去》中父亲对平庸和世俗名利生活的厌倦都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生活中的杂色，写出了人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困境。但就是这样的作品，郭文斌也是有所保留的，有所控制的，并没有写成不幸的控诉，仇恨的集聚，他寻找的是人们对这些不尽如意的生活的态度，他在探讨我们还有没有力量去应对，特别是在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应对苦难的能力，宽容、善良、忍耐、牺牲等等还在不在。所以，《剪刀》中的女人决绝地以自己的结束为家庭和亲人获得新的开始，而《水随天去》不但用童年的视角化解了形而上的沉重，而且将生活方式的冲突作了诗意的浪漫化的处理。系列短篇《小城故事》（见短篇小说集《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也是类似的作品，只不过更轻松，甚至有些喜剧的味道。这些作品体现了郭文斌对社会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敏感。小城虽小，但是同样被社会的变革所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同样在发生变化，许多的社会病也同样侵蚀着人们。从外部讲，体制的变化使作品中不少角色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让小城的人们应对失措，举止狼狈，更重要的是内部，是社会的转型搅动了人们的内心，腐败、堕落、纵欲、冷漠、失望，都是渐成风气的精神生态。不过，这只是郭文斌叙述的起点、背景和故事的表层，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在寻找，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在找人们内心的底色，而正是这些底色，人的基本的道德、良心与人伦使得许多人物与故事得以曲中奏雅，竟然能够让郭文斌的叙述也变得轻灵甚至欢快。 这样简单的回顾已经显示，虽然郭文斌与我们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状况与精神生态，但是他作了不同的选择。这些作品的主题还不统一，作者对正面力量的寻找的方向也是犹疑的，不一致的，而且，郭文斌还没有完全调整好自己的写作目标，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郭文斌显然认为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在我的理解中，郭文斌的写作伦理显然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判断，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成功等等。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所以，郭文斌的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一个思路，那就是寻找或建设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这样的方式是实际上是基本的和朴素的，也是历史上每个社会动荡与下坠的时候都必然启动的拯救模式。困难不在于启动这一模式，而在于对价值与意义的正面解释的倡导。郭文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上面早期的作品来看，郭文斌的想法还比较宽泛，但是到后来，他就越来越集中，目光也越来越坚定了。他做的是减法，他主张回到历史、回到经典、回到传统、回到生命的原点，用郭文斌的话说就是“寻找我们本有的”。在他看来，传统就是“本有的光明”，是能够“让每个人点亮那盏永远不灭的，能够照亮他一生的心灯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郭文斌后来做减法，价值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们并不是创造不出价值，而是在无数的“价值”中迷失了。因此应该删繁就简，回到起点，回到那不变的上面去。有时，回撤可能是一种进步，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传统恰恰是最时尚的。当所有人都在兜圈子的时候，你站在原地不动，也许是最好的抵达方式，因为当人们兜了一圈回来，发现你已经早在目的地了。你原地不动，但你却成了最先到达的。……这就是先锋。”只不过人们回不去了，我们“是一群试图还乡者，却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重新言说和阐释传统价值就有了路标式的意义。这样的想法不是突然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也有，比如《大生产》《开花的牙》（见短篇小说集《郭文斌小说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等等，但是《大年》显然是一个标志，而长篇《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则是一个总结或集大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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