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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身心融入生活 张悠然：你谈到的包容，是不是也体现在你的艺术创作上？比如包容各种诗歌观念？ 李 南：我乐意接受新的冲撞。杰出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艺术作品不是哪门派独有的。对于新产生的诗歌观念，我会批判性地学习、消化，找到与自己观念的契合点。 张悠然：所以可以说你的诗歌并没有老化，我知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你已经小有诗名，那么十多年后，你的作品仍然能被读者接受认可，你是不是在创作体验上也在不断地更新？ 李 南：我的作品在读者眼中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清楚，但我认定一个作者要对读者有敬畏感，不能用一堆垃圾去污染他们的眼睛吧。诗歌说到底是作者在为读者提供生活与思考的有效信息和变异的语言组合形式。体验更新是任何一个诗人应当具备的。 张悠然：九十年代初期，你的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是文字的高蹈，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具有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能谈谈这一转变吗？ 李 南：92年到97年，整整五年的时间我中断了写诗…… 张悠然：是什么原因呢？后来为什么又重操旧业呢？ 李 南：陷入日常琐事吧。后来因为无聊，日复一日的生活比较单调吧。我是一个没有远大生活目标的人，所以又开始写了。我想那时候不写诗并不意味着我停止思考，我还在读书，那是一段能潜心读书的时光。97年当我再次拿起笔时，已经三十多岁了，这个时候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并不是我从前描述的样，可以说我在向世界的本真面目靠近。 张悠然：你的作品艺术感染力很强，总是能突然间打动读者，比如《呼唤》《下槐镇一天》《故乡》《瓦蓝瓦蓝的天空》等等，是什么赋予你的灵感，促使你写出这些诗呢？ 李 南：我想说句酸词儿，这就是生活吧。我记得塞林格这样说：年轻的时候，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可以高贵地死，长大了，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卑微地活着。就是这样。 诗坛是个名利场 张悠然：我注意到，你发表数量并不是很多，对吧？ 李 南：是的。我大约一年只发表二、三次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发表已经不再是最终目的，再加上我懒，写出的诗只存着，上一次邮局都是一桩麻烦事。我的新诗只给最亲近的朋友看，他（她）们不都写诗，但他们能读懂，能体会我诗的韵味，并把我引以为骄傲，这就足够了。 张悠然：我知道你生活中很低调，好像也并不热衷于一些诗歌活动，如上述你说，如果诗歌写出后只让少数人读，岂不是失去了诗歌的传播意义？ 李 南：诗坛是个名利场，我也曾沾染了不少虚荣的恶习。说到传播，我认为顺其自然吧。我常说这样一句话：写诗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对此我心存感念。 读书与立场 张悠然：你与诗坛有着怎样的关联？ 李 南：半疏离状态吧，有几个不错的诗友。我拒绝与任何诗歌运动合作。 张悠然：作为一名女诗人，从你的诗中并不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性别意识，你是有意为之吗？ 李 南：是的，性别写作有很大局限性，人类相通的感觉也并不只体现在女性身上，我们做为一个社会人，有许多事物值得我们去关注。 张悠然：我们知道，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在的，可以建设他的艺术气质，对你有影响的诗人有哪些呢？ 李 南：刚开始写诗，喜欢普希金、叶塞宁，歌德，但丁、洛尔伽等等，后来又开始喜欢兰斯顿.修斯、索德格朗、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博尔赫斯……最近几年又喜欢上了耶胡达.阿米亥、阿胥伯雷、弗拉迪米尔·霍朗等，特别关注以色列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我仰望的星辰。 张悠然：你的生活和写诗有冲突吗？ 李 南：阳光健康地活着比写诗更重要。我努力在把生活打理好。 张悠然：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做为不写诗的人和你谈诗，你介意吗？ 李 南：不介意，这样挺轻松的。也谢谢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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