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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文章之前，先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太平天国是在什么时候，又是被谁击败的？答案似乎也不难——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湘军攻破天京，即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样的回答当然没有问题，但就起因及过程而言，实际上在1856年9月“天京事变”之后，这个当时正处于鼎盛状态的农民政权，就已经早早对自己宣判了死刑。 说得更残酷一些，在此之后长达九年时间里，太平天国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和所有努力，不过都是在尽量延长那个最后时刻的到来。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的自述中，曾经总结过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十大原因，后世称之为“天国十误”。 个人认为，就对整个政权造成的危害性而言，天京事变绝对应该排在“天国十误”的第一位。 其他无论是“孤军北伐”也好，“湘潭惨败”也罢，固然是太平天国惨痛的经历，但就其影响之深远和造成的破坏之强烈，与“天京事变”都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天京事变到底给太平天国埋下了哪些致命的隐患，又带来了哪些近乎无解的绝症呢？ 历经坎坷的漫漫抗争路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后，太平天国确实经历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但直到1864年天京沦陷，这个政权依然与满清政府分庭抗礼了九年。  在这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太平军的纸面实力不仅没有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反而在恢复五军主将制、并启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一批优秀青年将领后，整体形势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这样看来，如果将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天京事变”头上，似乎有些武断和草率。那不如先让我们详细整理一下太平天国后期取得的几场最重要的军事胜利。 首先是1858年9月攻破江南大营，同年11月取得三河镇大捷，然后是1860年4、5月间，再次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以及1860年开辟苏福省根据地，1861年攻下杭州，获得浙江的控制权。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地盘在扩大，兵力在增加，还进一步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但仔细分析，一切都不过是虚假的繁荣。 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就应运而生了。事实证明，这两大以绿营兵为主的野战军团，所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与太平军真正的对手湘军比较起来，绝非心腹大患。  当然，能除掉这两个在卧榻之侧虎视眈眈的威胁，对于解除天京的封锁和压迫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取得全局胜利的角度出发，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和随后丢掉九江、安庆相比，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再来看三河镇大捷，这场号称太平天国后期最大的军事胜利，重创湘军主力的同时，还顺带击杀了其阵中第一悍将李续宾。  但这一仗湘军损失也不到六千人，对其内部军心、士气确实产生了影响，但绝非元气大伤，更谈不上致命一击。 所以湘军休养生息一年之后，才能以更大的规模、更凌厉的攻势，发起关乎气运之争的安庆会战。 而攻取江浙富庶之地，对于困境中的帝国，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帮助，钱粮武器都有所保障，但有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却是，在太平天国建立大后方的同时，丢掉的却是其赖以维系生命的长江防线。 尤其是在天京西面，两大沿江重镇九江、安庆先后易手，下游的首都已岌岌可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后方经营得再如火如荼，正面战场挡不住湘军的进攻，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不可否认，在陈玉成，李秀成这些优秀将领的带领之下，太平军在1856年之后，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辉煌卓越的军事成果，但与天京事变所造成的巨大而无可挽回的损失比较起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太平时，王杀王天京事变，首先是太平天国核心决策层的一场自相残杀，内讧过程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随后硕果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又负气出走，到1857年时，除天王洪秀全外，太平天国所有头顶王爵的将领，几乎一扫而空。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政变，东王、北王、燕王，丢掉了性命，翼王被迫脱离中央政府，随后兵败大渡河，也走上了不归路。 而事变后大权独揽，再也没有竞争对手的天王洪秀全，表面上看成为了唯一的赢家，其实却是输得最惨的一个，因为在这场权力争夺中，最终获胜的他，输掉了整个江山。 在这些罹难的高级将领中，东王杨秀清的死，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最大的损失。  这个紫荆山中目不识丁的贫苦烧炭工，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不仅极具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而且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东王的威望与实权无人能及，是唯一一个能将整个太平军牢牢掌控在其麾下的统帅级人物，这一点，即使洪秀全也办不到。 所以失去杨秀清的太平天国，才会出现后期诸侯林立、拥兵自重的割据局面。 后期，即使洪秀全一再下旨强调，“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让陈玉成名义上成为了整个太平军的军事总指挥。 但实际上英王除了能指挥自己直属的部队，莫说与其旗鼓相当的李秀成兵团不听调遣，即使像李世贤、杨辅清这些当时裂土封疆的重要将领，又有几人真正将陈玉成放在了眼里？ 1861年夏天，安庆孤立无援已是危在旦夕，陈玉成万般无奈下，只能以一己之力硬撼在安庆城下好整以暇且等待多时的湘军主力。 而同一时间，太平军中另一个最具实力的李秀成兵团，却在皖南的崇山峻岭之间闲庭信步，还顺便一路招兵买马，最终，太平天国输掉了最关键的安庆战役，陈玉成兵团也随之土崩瓦解。  而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却在长江南岸完成了实力的蜕变，拥兵数十万，一跃成为太平天国最大的军事集团。 抛开战争的胜负不谈，如此不堪的战争进程，在杨秀清掌权的时代，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没有一个真正像东王一样有实力、有威望，并且能统领全军的帅才出现，导致后期太平军在大规模作战中，即缺乏调度与指挥，又没有统筹与配合，无论是在安庆还是在之后的苏南战场，都是以单一兵团面对整个湘军集团，孤军奋战，失败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仰崩塌的代价比起东王之死对于军事上的影响，天京事变造成的信仰危机，其影响则更加深远和广泛。 太平军能从广西的蛮荒之地一路披荆斩棘打下东南第一重镇的江宁，太平天国的星星之火能够以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南方，主要原因绝不是依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庞大的部队人数。  这其中，首义六王的英明决策和两广老兄弟的英勇善战固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关键在于太平天国众人在其宗教信仰的感召和催化之下，已经凝聚成为了一股百折不挠、坚不可摧的力量。 1856年之前，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连身为上帝第三子的冯云山和上帝女婿的萧朝贵都战死在通往南京的路上。 但在万众一心对抗“清妖”，争取天下太平的道路上，偶尔的战斗失利和某些神权人物的献身，并不会产生过多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军心、士气、民心还是信仰，都是趋于稳定而向上的状态。 但经历天京事变，曾经是天父代言人的东王杨秀清，瞬间沦为千夫所指的“东孽”，曾经是上帝第五子的韦昌辉转眼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北奸”。  普通民众目睹着这些上帝的儿子们，因为俗世的权力和欲望而刀兵相向、自相残杀，他们又怎么可能像以前一样，对上帝教的信仰深信不疑呢？ 天京城内甚至一度传唱“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的歌谣，说明信仰崩塌之后，底层人民对太平天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 所以在天京事变刚刚结束几个月之后，洪秀全就立刻为东王平反，将杨秀清的被杀，宣传成其“舍命顶天，代世赎病”的壮举。 随后更是将杨秀清遇害的日子定为“东升节”并将自己儿子过继给杨秀清，为其延续香火。 这一切的手段，正是洪秀全为挽救信仰危机而做的努力。 翼王出走，雪上加霜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856年9月中旬，在武昌督军的石达开，听闻天京发生剧变，随即轻车简从，星夜由前线返回京师。 石达开返回天京后，质问韦昌辉滥杀无辜并要求其立即停止杀戮，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但早已杀红眼了的北王，此时俨然是天京城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不仅没有听从石达开的劝告，反而对“多管闲事”的翼王也动了杀心。 幸好石达开提前收到韦昌辉要对其下手的消息，连夜“缒城而出”才逃过一劫。但韦昌辉见翼王逃脱，迁怒其家人，竟又将翼王阖府两千余人屠戮殆尽，包括石达开的母亲、妻子均惨遭毒手。  石达开一怒之下以“清君侧”之名，在安庆举兵回攻天京，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洪秀全为平息翼王复仇的怒火，被迫出手“镇压”了韦昌辉、秦日纲等将领，天京事变才由此告一段落。 事变结束，永安建制时期册封的“首义五王”已成为历史，天王洪秀全又无心朝政，石达开作为硕果仅存的核心将领，开始全面主持天京的工作，经过翼王的不懈努力，浩劫之后的天京城，逐渐恢复了元气。 但随着石达开大权在握且威望逐渐上升，在天京事变中已成惊弓之鸟的洪秀全又对其产生了猜忌，随即天王便将自己两个既无战功，又无能力的兄长册封为王，并下旨将两人加入到核心的决策层之中，与石达开共同主持朝政。 这种掣肘与制衡，极大地打击了石达开的工作热情，而其中隐含的不信任又使翼王更加担心，会不会再次步东王之后尘。 1857年6月，心灰意冷的石达开率数千亲卫，于天色微明时悄然离开天京，从此踏上了自立门户的远征之路。 翼王的负气出走，让洪秀全大为震动，为挽回石达开，天王不仅立即撤销了兄长的王爵，还连夜往安庆送上“义王”金牌和天京的万民求情信，但一切为时已晚，石达开心意已决，太平天国最大的分裂局面已然形成。  而石达开的带兵出走，对于困境中刚刚恢复生机的太平天国，无异于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首先翼王是当时太平军中最有威望和军事能力的将领，他的离开，加剧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困顿危机。 而石达开这一次的另起炉灶，更是带走了数以十万计的军中拥趸，相当于之前完整的太平军部队被一分为二，不仅各自实力受损，而且更易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重镇接连失守天京事变前，武昌、九江这两大沿江重镇，均在太平天国手中，而事变之后，情况就变得相当微妙了。 当时武昌的守将是天京事变的罪魁祸首——北王韦昌辉的胞弟，国宗韦俊。 这样的身份，让处于清军围困之中的韦俊相当尴尬，首先就没有任何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救援“北奸”的弟弟。 同时，北王一系，经过天京事变后已经被钉在耻辱柱上难以翻身，一夜之间，韦俊不仅从万众敬仰的北殿国宗成为了人人喊打的罪臣家属，更担心接下来会受到韦昌辉的牵连而遭致杀身之祸。 孤立无援、束手无策的韦俊，最终只能被迫放弃城池，而湘军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再次夺回了湖北省府、华中第一重镇的武昌。 而九江的沦陷，与武昌有些许类似，却更为悲壮。九江虽非江西首府，但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交汇之处，遏控鄂、赣咽喉，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一直是湘军欲得之而后快的城市。 当时驻防九江的，是号称太平天国第一善守的林启荣，天京事变之前，围攻九江的湘军就在这位悍将手上吃足了苦头。 但1857年1月开始的第二次九江战役，太平天国正处于天京事变后的虚弱期，根本无力西援，而且林启荣作为东王杨秀清一手提拔的将领，身份和武昌的韦俊一样，多少也有些不清不楚。 对于陷入围攻中的九江，周边将领更多地是采取观望的态度，随后6月时石达开出走天京后抵达安庆，翼王此时与九江仅咫尺之隔，是当时整个太平军中最方便救援林启荣的部队。 但正因为负气出走而余怒未消，面对林启荣从九江寄来的求援血书，石达开竟然视而不见，直接领兵南下景德镇而去。 最终林启荣只得以孤军困守浔阳城17个月，1858年5月，九江城破，林启荣及麾下一万七千余名守城将士血战到底，最终全部壮烈殉城。 武昌、九江、安庆，分别是鄂、赣、皖三省首屈一指的战略要地，也是太平天国整个长江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三座城市，而一场天京事变，转眼三去其二。 随着武昌、九江的相继失守，上游已无险可守，使得天京西面的门户和充当最后防线的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攻击范围之内。 这也间接导致了1858年三河之败后元气大伤的湘军，在1860年卷土重来时，能够轻而易举地再次兵临安庆城下。 东王被杀导致后期一直群龙无首，信仰崩塌导致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直线下降，翼王的出走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再加上丢掉两个至关重要的城市，一场天京事变，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太平天国几乎失去了之前所有的优势，1856年之后，丧钟已缓缓敲响。 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推背图》的古老谶语，虽然在大唐贞观年间就预言了天京事变的爆发，只是关于人心、欲望、背叛和贪婪的解读，千百年来，又有谁能走得出、逃得脱、悟得清、参得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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