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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铭刻文字的阅读方式之一： 【印章】  印章的边款，如需刻几面，以传统刻法，把印章如钤印般（印文端正）竖在胸前桌上不动。刻一面，需刻在印章的左侧面；刻两面，从面向自己的一面即前侧面开始，然后以顺时针方向在左侧面刻第二面；刻三面，从印的右侧面开始刻，然后依顺时针方向在前侧面、左侧面分别刻之；刻四面，则需从背对自己的一面即印之后侧面开始，依顺时针方向环刻。阅读时也是以同样的顺序。以手拨弄印章，视线呈环形旋转。因不在一个平面上，此为以物就人之法。   后世成型之后，印文的阅读已经较为固定，然亦因多种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较多的是回文读法。回文的安排是为了让双名不至于断开，旋读文字，不论是方形还是圆形，都应各面完备，不能哪一面有空缺，否则会造成读不下去的后果。这是回文的一条原则。复名不可分，古人回文刻法，即据此。名与表字，回文与否之辨，关系到伦理道德的规范，非仅考虑到技术与章法的安排，更是赋予了人际关系的道德意义。  古玺中呈现的印文顺序最为丰富。如“士君子”印，先由右至左横读，再转而向右下，视线的轨迹成三角形。“纹玺”印，为矩形形制，印文布排设计更为特别。阅读时，当读完“纹”字，必须顺时针方向转九十度读“玺”字。虽同一平面，但文字的指向不同，文字的纵轴线是相交垂直的。  （图为“士君子”印） 古代铭刻文字的阅读方式之二： 【瓦当】   瓦当是宫阙等大型建筑物上蔽护檐端的瓦筒前端下垂的部分。作为建筑中的构件，西周后期多为素面半瓦当的筒瓦，到春秋后期始有纹饰，带有文字之瓦则更晚。其上字体多属于篆体，字数从一二字至十余字，整齐圆转，雍容古雅，笔画依据圆形或扇形空间作了收缩与延展等相应的改变，章法与圆形平面区域配合无间。在圆形空间中作装饰安排，战国玺印已经比较成熟。瓦当的阅读一般是两次阅读，从上面开始，右半面顺时针，顺序与文字的中轴线一致，读完是一个半圆，之后再转到左半面，同样是一个半圆，逆时针旋转。汉“长乐未央”瓦当，由双圆弧线及中间的线段均匀分割成等面积的扇形，四字的形态完全与扇形协调，不过字头朝外，字脚对着圆心成聚集状，四字排满一周，这是文字排列在圆形中的一贯做法，阅读时为逆时针旋读。   “六畜藩息”，四字隶书处在边沿与内圆间，四字排列方向不固定，视线轨迹也不同，顺时针方向旋读。甘泉宫“宜富贵当永千”瓦当，双界格线接连内外圆弧线，四个扇形面上，“宜富贵当”，隶书四字，顺时针旋读，圆心内有“永千”二字，为吉语。此种为复合式阅读，视线不断跳动。此类瓦当后代学者识读存在差异，或为“永千宜富贵当”等，表明阅读顺序的不同，文意也有所不同。“维天降灵延光万年天下康宁”瓦当范，反文，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长乐未央与天相保”反文，很多字左右完全对称，正反一样，几乎不易察觉。从其阳文来看，不是瓦当范，隶书，逆时针旋读，终始两字间有一符号，不解其意。甘泉宫八字瓦当少见，为西汉颂祷之词，文字在边缘外弧圈内。  （图为“六畜藩息”瓦当） 古代铭刻文字的阅读方式之三： 【铜镜】  天地方圆的宇宙图示在东周至汉代建筑与器物中有着广泛地体现，如明堂、六博盘等，铜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类。这种由圆形天盘和方形地盘组成的图像，两盘刻有各种指示天文与历法区别的标记。所有的文字都是指向圆心的，象征宇宙的中心。视觉上既有向心力，又有向四周飘散的离心感。作为对宇宙的一种表现，一个图式是由线与面等多种高度抽象的视觉元素构成的几何图形。基本构成与范式有四方、五行、八位、九宫、十二度。这些基本范式中的每一种都有派生新范式的潜力，并且可与其他视觉元素——诸如色彩和动物形象结合在一起。而十二度指的即是十二地支。排列原则是顺时针环绕一圈。每边四格，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如自然界的万物运行。如果按照通行读法，“子”位于下边右起的第二格中，紧挨在“亥”字的左边。 有的在方形钮区四边上饰十二地支铭文，这与汉代式盘的地盘方框内饰十二地支完全相同，表明这类铜镜的方框钮区是四方大地的象征。圆形边缘内的主区分饰四神纹，分别配二十八宿中的一组七星，表明是按阴阳五行的模式，以四神配二十八宿，辅以仙灵来象征性地表现天地宇宙。 铜镜文字排列方式多样，多为环状一行，布满一周。不足则增加文字，多则减少。出于节省工序的原因，文字笔画多有简省。后世的文字，多不是环状，更为多样。因为已不再像魏晋以前那样，按圆周来分割镜面，而是把钮外边缘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设计纹样和文字，文字的形态更加和谐地融入整体装饰风格中去。 古代铭刻文字的阅读方式之四： 【石刻砖文】 秦石鼓文，上小下大，顶圆底平，刻辞环刻于四面，始皇刻辞与诏版承其制。刘跂《泰山秦篆谱》记《泰山刻石》云：“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石鼓文与秦刻石皆须顺时针环读，人视线移动，以人就物。秦刻石其初立之方向，与上记正相反。有时器物不可移动，即使较小，亦需以人就物。古碑四面刻字者甚多，如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又有称经幢为“四楞碑”或“八楞碑”。这些文字都需环读。有一些碑刻题名横体书写，从右至左，此是以“行”的眼光来排列，一字作为一行，四字就是四行。不少石刻是左行文。唐太宗、唐高宗各撰写了雁塔圣教序，同为褚遂良所书，同在永徽年间，时间相隔不长。李治所写在左边，文字排列由左向右。李世民所撰在右边，由右向左，这是左读的一例。 石刻中有特别的一类，即为反左书。讲到阅读方式，不能不提到此体。如《梁太祖神道石阙题字》碑（现在江苏丹阳），列于陵墓两侧，一块正面题写，一块是反字，神道石柱作瓦楞纹，柱上石额两块，左右对称，石额上刻有“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隶书，左右相向。南柱为正书顺读，北柱为反书逆读。一正一反，镜面对称。又有一长方形柱额，其上反刻“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23字，字迹清晰。这就是所谓的“反书碑碣”，亦称为“反左书”。这种别有意趣的特殊书体在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上仅存两例。（本文摘编自张平《视·线：古代铭刻文字的阅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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