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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雪墨 有一方印章，已不记得从何处觅得的了，至少已囥三四十年了。近因检点旧物，重新辨读审视之。  六面印曾经流行于南北朝。明、清之后，正方形或长方形印也有六面都刻印文的，俱称之为“六面印”。著名的有东晉顔綝六面私印（见右下图）。  另一个更著名的，为多面印，乃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印（见下图），共有26个面，其中的十四个面刻有印文。  这种六面印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所用的，有些属名姓字号者，也有属斎堂雅号闲文者。但十松所藏此六面印却分属三个历代名人的，故一直认为是一件仿品，未予重视，但因印材属田黄石一类，故一直也未丢弃。 ◆ 此十松山房所藏印六面篆刻俱属精妙，其中有一面为白文“徐三庚印”（见左下图），   △白文徐三庚印 朱文上于父印 与之相对的另一面是朱文“上于父”印（见左下图），   △白文徐三庚印 朱文上于父印 检索知，白文徐三庚印及朱文上于父印与《徐三庚印谱》中所著录者几乎一样（对比图见图）。   故此六面印是否为前人仿刻《徐三庚印谱》此两面印者？ 辨析： 首先，本六面印之徐三庚印白文及上于父朱文印面与《徐三庚印谱》作对照非常之相似，主要的笔画结体均一致。但有几处《徐三庚印谱》中属于缺断者（见下图①②③④⑤），而这几处缺断如果是仿刻制者，其实是很容易将这种缺断仿制出来的。以其他重要的部位，最难笔画间架结构及篆刻刀法都已经能摹仿到这个地步了，也就没有道理这几处细微的缺断处弄不好。所以，从这个道理上大致可以推论此印不是仿刻的。  △《徐三庚印谱》与十松山房藏六面印对比所存在的六处断缺 另一点也许更重要者，即为十松山房所藏六面印，从篆刻刀法上论之娴熟练达，毫无仿刻者造作忸怩生涩之态。 但令人诧异的是：如果不是仿刻者，同样的两方姓名章为何会刻得如此相近呢？ 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查考之，发现《徐三庚印谱》中还有另一方徐三庚印白文章（见左下图）亦与之大体一致。故徐三庚先生刻此姓名私章，至少此白文徐三庚印曾重复多次刻过，且章面结体刀法均属相同。  ◆ 此六面印有一面为“吕恭所置”朱文印（见左下图）， 盖戳后见下图， △朱文吕恭所置印 吕恭（777—813），字敬叔，唐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人，吕温之弟。先弃文从军，后历任山南西道节度掌书记、长安主簿、江南西道团练参军、桂管都防御副使。元和八年离开桂州前往广州，假岭南道节度判官，六月病卒。柳宗元尝作《论墓中石书》与吕恭作探讨。吕恭去世后，柳宗元作《吕侍御恭墓志》、《祭吕敬叔文》。 史书上另载有一吕恭，也是唐朝人，但却是属于神仙中人，见诸《太平广记 · 卷九 · 神仙 · 吕恭》：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常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己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跣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 是否二人为同一人而史家之讹？姑且存疑之，不论。 与此“吕恭所置”朱文印相对一面是白文護封印（见左下图）， 盖戳后见下图， △白文護封印 古人在简册类文书的接缝处盖上護封印，以为保密之用，一般是和封泥一起用的。 今所见護封印以代或战国或秦、漢者居多，以魏、晉以后纸张逐渐流行，这种简册类文书便逐渐被淘汰，而護封之用亦随之式微。但这种简册護封偶或还会存在，尤其是在兵燹战乱之时，或“洛阳纸贵”之际，人们不得已更启用简册文书。如今之考古发现，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出土有唐代的木牍（见左下图）。 有竹简、木牍存在，那就一定会有護封及護封印之在。 護封印，或也有作“謹封”、“禀封”、“顿首”，或单一字“護”，单一字“封”印等。 当然護封印也有延续后世的，故今所见明清时仍然有人持有这种私印者，如盛世收藏网页上一对连套铜印，一是朱文“千里如面”，另一是朱文“護封”（见下图右） 这种后世所沿用的護封印一般是闲章一类的，非属姓名私印。 所以，虽然不能排除此印非唐代吕恭，或为后人亦姓吕名恭者。但明、清之人私章上一般也少会刻“所置”二字，这种用语比较像古人专为官检署之用者。且此二印章法及刻法上也非常平正工稳，与后世篆刻家风格迥然有别。 此不作肯定之论断。 ◆ 六面印另外上下相对的两面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錢大昕私章（见左下图a、b）。 a、 △白文大盺印 b、 △朱文竹汀印 錢大昕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为乾嘉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著有《十驾斋养新录》，与该书与清初顧炎武《日知录》并称“二录”。此印其中一面是“大昕”白文，相对一面是“竹汀”朱文。 錢大昕，生于雍正六年正月七日，卒于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字暁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人。 錢大昕之名从“昕”，但此印白文粗看是“沂”字，而“沂”字音却与钱大昕之“昕”字有别。原此甚属可疑。 但今重新审视之，这个左旁原也可作“目”字阳文看。从“目”字阳文，则此为“盺”字。“昕”、“盺”发音相同，但文意却不同，前者从“日”，从“斤”。“斤”字乃“新”字省文，故“昕”字本意言新日也。若《说文解字》所言“旦明，日将出也”略有不当，以新日者为日已出也；而后者从“目”，从“斤”。“斤”字通近“近”字，故“盺”字实即言目近视者也。若《康熙字典 · 类篇》言“视不明貌”，则言义稍相近者也。 錢大昕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故此方印章如为真品，即应系其晚年所刻。而“大盺”其实是他另一个为史家所未知的雅号。这种雅号一般都是读书人自己起的，或有自嘲之意，即将本名之“昕”字改作“盺”，寓意耄耋之年已目视不明矣。如吴昌碩晚年自称“大聋”也是这样的。则是“昕”字与“盺”字差别甚微，易被人忽视不辨耳。 故这方“大盺”印章法也较奇特，属半阴半阳者，即“盺”字左旁“目”字用阳文，而右旁“斤”字用阴文。而这种阴阳组合的章法非常之巧妙！ ◆ 这方六面印真伪论证，从几个方面或许会推翻人们原有的认知：一者原来有一种说法，说石材类篆刻是始于明代文彭的，但现代已经发现了许多更早前的石材印章出土，早在漢代或更早就有此类印章，如湖南長沙出土的漢代“索丞之印”滑石章（见左下图）等； 再者，即田黄石印章的使用年代。或称始于明代，以史料有记载明代田黄石已被御选为宫廷印玺用才，至清代乾隆时期皇帝更属意用田黄印玺。但此六面印有“吕恭所置”及“護封”章，如断为唐代吕恭私章，则田黄石材之使用更推前了一千年，这不免有些难以令人置信！ 但笔者从“吕恭所置”即“護封”章面风格内容推论，这方章很有可能即唐代吕恭私章。推论是在清代出土之后，先经錢大昕收藏，錢大昕又在该印章的另两面刻上了自己的私章，其实即宝爱有加之意。 而后来又辗转被晚清大篆刻家徐三庚收藏，徐三庚更刻上了自己的名号，最后便成了徐三庚私章。 徐三庚出生贫寒，其本名是否即三庚，其实不好凭说，以“庚”字古文通“更”字，有一种可能即因得此印，为此石作第三次改刻更名，故给自己起雅号“三庚”，此后便以“三庚”号行。而徐三庚另有一号曰金罍山人，“罍”字从三“田”字，即田黄之“田”，当亦与之有关。 田黄石有人以“温、润、细、结、凝、腻，六德”论之，但田黄石真正的特点其实是和其成因有关的，田黄石在福建寿山地区其矿脉原来分布不同的在海拔，山上的矿石称之为“山黄”，山下的分为上坂、中坂、下坂等九片，所出均称之为“田坑”。山黄、田黄，原属同一矿脉。只是田黄石是在历次地壳运动之后，崩落到山下的，又经过不知道多少年，这些崩脱散落的矿石逐步被水流冲带顺溪流而下，最后星散於田间溪边。而这种从山黄到田黄的蜕脱演化，时间越长，其中脉络肌理即越稳定，材质亦越温润。 前人总结出田黄的特点是：“不松、不绵胜水坑；不脆、不涩胜山坑；不硬、不燥胜山石”，这三个优点。篆刻受刀时，软硬度适中，且不容易磕碴，故最为篆刻家所宝爱。 前人鉴定田黄者，有几个特征，一者称之为“萝卜丝”，即透光见之会隐隐约约有如萝卜切片一样的晶莹而又细微的肌理存在。其实这是和田黄在随着山洪溪水冲带入田间时长期受水土滋润有关的，而山黄未有此种水土滋润历练，即没有这种莹透肌理。所以，这是鉴定田黄的一个重要依据。十松山房所藏此六面印经灯光透射后亦呈现这种特征（见下图）。 △六面印透光图 除了所谓“萝卜丝”之外，还有一种称“无格不成田”者。格裂其实是石病，大部分石材都是存在的，但最好的其实即没有格裂的，这种完全没有格裂的顶级田黄故能六面受刀。如从原石见（右下图），虽然有些格裂处，但如果真正考究的制作印章则会切割去这种带格裂的部分。所以，“无格不成田”其实不能套用在这种方章上。
无格不成田，一般来说是成立的，即为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在得到田黄石之后会尽量不做切割，以田黄材质之难得名贵也，前人每称“一两田黄十两金”，名贵如此，岂舍得切割哉，故通常所见民间田黄石印章俱以随形印居多，即为避免做过多切割也。这种随形印自然会有格裂血筋之在。 田黄还根据颜色等经分类，而此六面印即为所谓的“熟栗黄”。 ◆ 总结 此六面印，六个面两两相对地为三个名人私印。原为吕恭所置印，清代为錢大昕晚年时所得而加刻自己的名号，后又为晚清著名的篆刻家徐三庚所得，徐三庚复加刻自己名号，而笔者推论徐三庚得名由此印。 除了三个名人用印风格上均符合时代特征外，且錢大昕印“昕”字变为“盺”阴阳合文之巧妙，加上印材本身之优点。从这几方面大致可论断，即固非赝伪之品。奇缘偶合，殊属难得！ 鉴古学有一种道理是属于古代形名学的。中国古代称形名学者，“形”字从“彡”，古文字原出二十八宿参宿，中间有三星连成一线者（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俗称“腰带三星”。而形名学原理即寓含在这其中。凡作形名学论断者，其实即为一种据证之学。现代有些人讲证据学者偏面倚重于讲证据链之完整，指案件证据环环相扣，属于一种推演逻辑者。是一种单一线性的思维方法。 但事实上世间许多事物作论断时，每要采多点论据，这些多点证据各个虽然俱不甚充分，属离散性证据，但将这些多点离散的证据放在同一个界面内考虑时就会有所指向。 近代学者王國維提出一种“二重证据”法，但古人所用的其实是三重（或多重）证据法。 参宿三星所为为古代观星之要，即为天上满布的星星俱可作两两相连，但这种三颗星呈直线紧挨者则为唯一的。天上的星星原来都是自然散布的，而这种在自然界中形成三星直线相连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形名学家即以此为指向寓意。 是故，三个原本看似离散，均不甚充分的论据，如联系在一起看时却能有同一种指向，那这种指向就属于比较确定者了。 从概率学上论，设定一个不甚充分（必要，但不具备排他性充分）的论据为数值2。如再加上一个论据也同样不很充分的论据，那这种推论就相当于2²=4，也就是说其论证的可信度因此增加了一倍。但如果更加上一个同样不充分，但都有同一指向性的论据话，其可信度数值即为2³=16。即相当于指向性依据一下子提升了很多。 当然，这种离散的论据越多，其指向性论证也就越明确。 这个原理本为中国古代刑侦学家所常用者，但在古物鉴定中其实也是同样有用的，世间许多突发事件也都可以运用此原理。
20220330 壬寅二月廿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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