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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排头博览 1945年5月，随着纳粹德国政权的崩溃，苏联的欧洲部分终于完成了全境的解放。 但和平并没有降临，除开之后在“八月风暴”行动中的犁庭扫穴，在之后的近10年中，苏联军队、边防军、国家安全官员和警察不得不与班德拉及其乌克兰民族主义支持者们做长时间的斗争。
激进民族主义、纳粹合作者以及其地下组织 在乌克兰全境被收复后，原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ОУН-УПА）进行了组织严密、范围广泛的对抗行动，该组织被人们称为“班德拉份子”（бандеровцы），这些抵抗者的骨干是由被打败的党卫军加利西亚师、纳粹警察部队组成，其中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干部在纳粹德国情报学校接受过培训。
一支“班德拉份子”（бандеровцы）小队的群像照片，可以看到其服装繁杂，还有直接使用“加利西亚”师军服作为服装的。 根据不同的资料，“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的常驻规模在25,000-100,000之间不等，由于其占领了多个苏联与德国在战争时期遗留的军火库，所以其成员也大部使用德国和苏联的武器，并有大量库存。在结构上，“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ОУН-УПА）分为3个大集团，以地理方位命名分别为“北方集群”（Север）、“西方集群”（Запад）与“南方集群”（Юг），每个组下辖3-4个库林（куреня），每个库林下辖200-400名武装人员，并有属于自己的安全局、情报局、检察官办公室、调查机构和监狱机构。
正在丛林里搜索与清缴“班德拉份子”（бандеровцы）的苏联内务部小分队 在二战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就试图与苏联红军进行正面的对抗甚至军事进攻——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内务部队》（Внутренние войск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中如是描述道： 最初，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有利地形上预先构筑起了防御工事进行战斗。在克雷梅涅茨高地（Кременецкой）的森林里，匪徒们建立了一个包含战壕、防空洞、机枪阵地等设施的环形阵地
而我们熟知的瓦杜丁大将也正是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的交战中被重伤而身亡的 同时，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较为系统地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二战结束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得到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帮助，并在二战结束后，短暂地接受过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内容包含并不限于人员、金钱、弹药等。在1945-1955年这段被称为“战后战争”（войне после войны）的时间里，有超过25,000名来自军队、NKVD和警察部队的伤亡，以及超过32,000名苏联公民被杀害。 掩体战争 到1945年初，乌克兰西部被逐渐解放、战线不断推进至德国境内，班德拉及其手下的ОУН开始避免直接战斗，改用新的战术，试图尽可能深地隐藏自己，进行所谓的“掩体战争”（бункерную войну）。 按照一些当事班德拉班德拉份子的回忆，这种战争具有很浓厚的“地下战线”特性，从特征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所有团伙成员都有假名、只通过值得信赖的联系人进行交流。”、“通常情况下，来自不同单位的同僚并不认识对方。”，而且班德拉份子早在乌克兰尚未被苏联红军收复的1944年就开始准备的地下藏身处（крыивки）系统。 一则从战后缴获的命令原文更能说明此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的现状： “每个转入地下的战士都必须知道规则，就像士兵知道战地服务的规则一样。'地下’的人必须生活在地下。”（каждый подпольщик должен знать правила конспирации, как солдат – устав полевой службы. Подпольщик должен жить под землей）
内务部文件中对狗窝掩盖入口的“地下藏身处”的配图 到1950年，乌克兰西部各地都有“地下藏身处”，它们可能是仓库、广播站、印刷厂、军营和兵工厂，从外形上看它们建得像防空洞，但伪装得很好。 一般这些“地下藏身处”的野外入口是在特意种植的树苗或灌木丛下方，隐藏通风通道。在定居点附近的“地下藏身处”则不太一样，这些入口被狗窝、干草堆、垃圾、甚至坟墓和水井所掩盖。
书中提到的取水房在内务部文件中的配图，谁能想得到这之下另有一番乾坤呢？ 在《反间谍组织，战后战争》（СМЕРШ против бандеровцев. Война после войны）一书中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藏身之处： “在由橡木制成的取水房，在离井水水面约五米的地方，有一座暗门由专人看管。其后是一条走廊，连接2个经过伪装的地堡房间。其中一个兼做无线电报务室和食堂。另一个则是办公室与会议室。” 事实上，与转入地下的班德拉份子作战很困难——尤其是当你试图从茫茫多的居民区与设施中找出他们的藏身处还不伤及无辜平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方面也找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使用经过专门训练的狗和长探针。在冬季，在日出和日落时分，有可能检测到地下的通风口进出的气流。
另一张配图，地下藏身处的出入口被藏在路标下，通风口则藏在树桩中 哪怕在不同的报告书中，都会提及这些转入地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往往拒不投降，并会在清剿到来时进行最后的抵抗。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军官会杀死自己的手下，然后是自杀。 这也是后来在攻打这种藏身处时，苏联会逐步推行使用没有副作用的特殊安眠气体——“台风”（Тайфун）。 新策略 随着二战的进一步推进，苏联当局在击溃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的正轨军后逐渐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在正面战场不断击溃“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的正面抵抗力量后，对方已经逐步转入地下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集结大部队与之正面作战已不再是一个选择。 至此，苏联当局决定改变战法，将空军和NKVD配合使用。1945年2月26日，相关的政治局会议在基辅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接下来苏联安全部队的下一步打击方针。会议上指示建立“特殊的”、“机动的”战斗部队，其中需要包括训练有素的情报、特工、工人和具有战斗力的可靠人员。同时，这支部队配备独立自主的情报和通讯设备，不受后方的负担制约。一旦侦查到一支藏身处后，该部队就会一直追击直到将其彻底摧毁，而不考虑地区和区域。 事实证明，这种行动小组是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叛乱的有效方法。但要想更成功，还需要可靠的情报来确定这些帮派的确切位置、人员配置、武器装备、领导人身份和可能的逃跑路线。不过这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支持下也逐渐得到了解决，苏联当局建立了特殊的情报机构，用于防止和针对转入地下的民族主义份子的恐怖袭击。
1946年，几位内务部人员正在通过地下藏身处的通风口与班德拉份子谈判 有趣的是，苏联政府在对班德拉及其“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采取普遍不可调和的立场的同时，也在不断为前合作者和土匪“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到和平的生活。苏联政府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承诺，只要他们“真诚地完全停止对红军和苏维埃当局的一切斗争和敌对行动。”苏联当局“完全原谅他们的严重错误，原谅他们过去在祖国面前的罪过”。 当地居民的态度也是促成事态发展的原因之一——饱受战争残害的他们渴望和平的生活，看到当地苏维埃在尽力恢复城镇、村庄、桥梁、道路、学校、图书馆等设施，改善集体农场和地方产业后，越来越多的平民站在了苏联当局一侧，并开始劝降潜伏在地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们。 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МВД УССР）下属的数据，。从1944年2月到1946年7月，超过5.2万人利用这一机会。在苏联当局与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对抗的整个期间，总共有超过7.7万名土匪组织的参与者及其同伙享受了大赦。 有意思的是，在如今欧美史学界与“主流文化界”中以“血腥”、“对反对者不留情面进行屠杀”的斯大林时代苏联，并没有对投降或被拘留的人进行无差别的枪决、绞刑和送入集中营，甚至对这些前合作者、土匪和杀人犯却非常仁慈，毕竟大多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是被残酷而恐怖的手段“动员”加入其中的普通农民。对于这样的受害者施加暴力刑罚又有什么意义呢？ 仁慈的结果 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乌克兰方面并没有意识到，要彻底剿灭“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和班德拉这样的人，唯一的办法恐怕只有消灭“乌克兰”这一概念本身，消除“乌克兰人民”、“3个斯拉夫民族”这些概念本身。 毫无疑问，乌克兰的地区民族主义被相当成功地“改头换面”成了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并在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独立乌克兰”溃疡，一直潜伏到几十年后，并在苏联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苏联掘墓人之一，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列昂尼德 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 Кравчук）在年轻时就是班德拉的追随者，且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起义军”服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克拉夫丘克的履历中赫然有着乌克兰中央宣传部长一职，再结合其在任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离心力的增长与暴走，其中关联恐怕只有任由我等联想了。） 到了今天，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追随者们再次成了“西方主流文化圈”的各国用于攻击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玩具。班德拉、舒赫维奇之流与纳粹合流的强盗突然就成为了新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而那些为人民、为他们的幸福、未来和繁荣生活而奋斗的真正英雄却变成了 “斯大林的刽子手”。 “西方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写手及其喉舌们在对其他国家内“民族主义”及其“极端化暴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其他国家内部的民族文化融合指手画脚，却对自己境内曾经发生的对“非我族类”进行系统而高效的屠杀视而不见。如此行为却还能有着大量的追随者与自发信徒，让人警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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