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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病逝后，苏联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苏联内务部。 1954年3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赫鲁晓夫任命谢罗夫大将为主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推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 新成立的克格勃不仅继承了其各个前身的国内安全和反间谍职能，而且把对外情报活动作为同美争霸的战略措施加以大力发展，把颠覆破坏、心理作战、劫持暗害等阴谋活动也纳入情报任务范围。 克格勃里人才荟萃，有百发百中的狙击手、艺高胆大的爆破专家、头脑灵活的电脑黑客，也有飞檐走壁的攀岩高手和“深海杀手”蛙人。 克格勃的杀手们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往往不动声色便置人于死地，像狼一样凶狠，像狐狸一样狡猾，他们屡屡成功的暗杀行动令世界胆寒。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5月，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出生于乌克兰西部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老实勤奋的农民。这里的村民信奉东正教，大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斯塔申斯基从小聪明伶俐，性格内向，1948年4月，他从乌克兰利沃夫大学预科班结业，接着在乌克兰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他未来的志向是毕业后，回家乡做一名教师，挣钱补贴家用，减轻父亲的压力。 人的命运往往因一起偶然事件彻底改变。1950年夏，斯塔申斯基无票乘火车，被铁路部门捉住，车站勒令他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 当时，任何乌克兰人听到这一命令都会害怕，因为交通警察局里设有一个国家安全队，是苏联的一个情报机构。 按照指定时间，斯塔申斯基赶到苏联国家安全队，一个叫西特尼柯夫斯基的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 西特尼科夫斯基只字不提逃票的事，而是详细地询问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情况。 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很不安，他觉得眼前这位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怪怪的，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果然，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诉他，他的家庭成员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并警告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逮捕、流放甚至被处决，只有融入苏联大家庭才是唯一出路。 19岁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上尉的弦外之音，如果想保护自己的家庭，他必须向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地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名单，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只有这么做，他的家庭成员才可以免遭逮捕。 斯塔申斯基内心十分矛盾，自己为克格勃做事就是为国家效力，是正确的事情。 但是，他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人，却去害乌克兰人，感情上又接受不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还是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 当时，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给他取了个化名，叫“奥列格”。 此后，斯塔申斯基遵照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的指示，把家乡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下来，定时上报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偶尔，他得到小笔报酬，大多时候只是获得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指示他必须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个组织的内部，设法弄清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谋杀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的详细情况。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声称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追捕他，获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的信任，很快，他就向克格勃提供了谋杀加洛斯拉夫.加兰的人的名字。 西特尼柯夫斯基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备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斯塔申斯基也因提供的情报质量高而得到克格勃的赏识，他的名字列入了情报部门的薪金名册，开始正式发给他工资，月薪900卢布。这也意味着斯塔申斯基已得到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认可。 1952年，斯塔申斯基作为安全部门的正式人员，被送往基辅接受特工训练，受训期间，首先由政治教官进行政治洗脑，学习德语，每天接受严格的间谍技能训练。 1954年，苏联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原国家安全部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年间谍学习结业后，斯塔申斯基正式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东欧处特工，上司准假，他回家乡看望了父母，告诉家里人，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底，斯塔申斯基埋没自己的真实姓名，顶替一个叫约瑟夫.莱曼的人出现在生活中。 莱曼，1930年11月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日耳曼族人，已经病死在监狱。 斯塔申斯基为了做得像真莱曼一样，在苏联和波兰情报部门的军官陪同下，用他小时候的名字“凯佐”到莱曼的家乡游览，去莱曼曾生活过的地方旅行，熟悉一切与莱曼有关的情况。 最后，斯塔申斯基以莱曼的名字、身份被派往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联控制区，接受克格勃将军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的领导。 1956年，他又奉命前往慕尼黑，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 这些流亡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他监视的对象叫列夫.列别德，是《乌克兰独立报》的编辑，斯塔申斯基要尽可能掌握列夫.列别德所有的活动及日常生活规律。 只要列夫.列别德一离开编辑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盯梢。 第一次盯梢时，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甚至感觉列别德已发现他了，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又感到不自在，结果又取下了墨镜。 斯塔申斯基努力使自己平稳下来，慢慢的，他克服了恐惧心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掌握了列别德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间谍。 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去向他的上司汇报工作情况。克格勃上司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对他说：“到动手的时候了，莫斯科来人了，你去见见他。” 斯塔申斯基这时才知道，监视列别德的目的是为谋杀他而做的准备，他一夜未合眼，心怀恐惧和不安，不知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官员会带来什么。 在柏林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斯塔申斯基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武器专家会面，此人叫塞尔盖，他给斯塔申斯基看了一件新式暗杀武器.  这件武器外表像是一根金属管，人的手指头粗细，长约175cm，由三节短管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玻璃针管里装有毒药。 这种水雾状的毒药，以气体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喷射出来，在大约50cm距离内将气雾射到人的脸上，这个人吸入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这种氰化物毒气杀人不留任何痕迹。 塞尔盖用手指在脖颈前一画说：“这气雾杀人不留丝毫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他当场演示了如何装拆射击喷毒枪，并要求斯塔申斯基第二天必须亲自实习射击。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走进附近一片小树林里，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 然后，他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并告诉他，在执行暗杀任务前必须吞下防毒药片，不然，射击毒雾后自己也会倒地身亡。 斯塔申斯基握着暗器，心烦意乱，手轻轻抖动，小狗舔着他的脚，无辜地向四周看着，他有点不忍，转过脸，在距离小狗大约40cm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没有任何爆炸声，小狗当即倒地，经过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塞尔盖又递给他一根玻璃针管，说：“发射这种武器后，你要立刻弄破这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塞尔盖离开东德的第二天，暗杀密令下达了，斯塔申斯基必须在10天内，运用这种新式武器去执行刺杀列别德的任务。 1957年10月9日，他从东柏林飞抵慕尼黑，按照塞尔盖教给他的办法，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片，然后前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一带，等候列别德的出现。 10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列别德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的寓所走去，斯塔申斯基发现后，马上尾随跟着进了寓所门厅，同时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 列别德毫无戒心，正从裤兜里拿钥匙，斯塔申斯基快步走到列别德身边，将武器对准他的脸扣动开关，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列别德倒下去的沉闷响声。 斯塔申斯基立即冲向门外，在门厅里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然后，快速离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顺便将那件武器扔进小河里。 斯塔申斯基不慌不忙地赶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法兰克福待了一夜，第二天飞往东柏林。 列别德突然死在自己门前，引起社会各界种种猜测，有人曾怀疑是克格勃干的，但经法医检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媒体报道，列别德死于突发心脏病。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又接受了新的秘密任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被谋杀，他的追随者准备搞个墓前追思仪式，斯塔申斯基奉命前往鹿特丹，监视他们的行动。 在墓地，凡是参加仪式的人，斯塔申斯基都拍了照，然而，停在墓地外面的一辆挂着慕尼黑车牌的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引起他的注意，他发现这辆车的主人就是追思仪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 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最密切。 在克格勃计划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排在最前面，他人脉很广，背景复杂，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关一度都同班德拉有过密切联系。况且，他在当地乌克兰移民中，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 班德拉对外使用“波普尔”的身份做掩护，此人行动诡秘，行踪不定，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以确切知道他的行踪，克格勃特工一直在寻找机会干掉他。 1958年底，克格勃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监控班德拉的命令。 斯塔申斯基根据上次墓地上拍摄到的照片和自己亲眼观察，牢牢熟记了班德拉的形貌和他那辆轿车。 他几乎找遍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发现了班德拉，并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 在确定这就是班德拉的住所后，斯塔申斯基趁班德拉不在住所之际，利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班德拉的房门，搜查了班德拉的房间，然后把有关班德拉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他的上司。 克格勃在最后下达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前，斯塔申斯基奉命前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杀人的勾当别让他干，因为他恋爱了。 在柏林的一次周末舞会上，斯塔申斯基认识了一位21岁的德国姑娘，英格.波尔，很快，他们就相爱了。波尔和她全家都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斯塔申斯基担心，一旦波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不再爱他。 这时，莫斯科方面也发现斯塔申斯基在偷偷摸摸地恋爱，按照规定，这是决不允许的。 但是，他的上司没有找他的麻烦，一般情况下，像他这样严重违纪是要受到处分的，克格勃认为他是刺杀班德拉的最佳人选，必须让他把这件事做完。 1959年4月，斯塔申斯基与英格.波尔秘密订婚了。 在莫斯科克格勃第一总局东欧处，克格勃将军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接见了斯塔申斯基。 将军告诉他，班德拉已经被苏联政府判处死刑，并决定由斯塔申斯基充当行刑者，干掉班德拉。 斯塔申斯基很不情愿执行这个任务，又不敢公开推辞，他找借口兜圈子说，班德拉通常随身带一名保镖，他一个人执行谋杀任务有一定难度。 阿克森捷维奇说道，已经考虑过这种情况，这次给他配了一支双管发射器，可以同时刺杀两个人。阿克森捷维奇特地介绍，那种暗杀武器在技术上比两年前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管射击后，会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斯塔申斯基返回慕尼黑后，继续加紧跟踪班德拉，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 1959年5月16日，机会出现了，这一天，班德拉驾着汽车回来，将车停在路边，开门下车。 斯塔申斯基紧紧握着大衣口袋里的武器，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还有自己和波尔的爱情，他握着武器的手，始终没有抬起来。 随后，他离开了现场，心情烦躁，很害怕克格勃的追查，懊悔自己胆小，将暗杀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 为了瞒过克格勃官员，斯塔申斯基设想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往往自相矛盾，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莫斯科方面很平静，没有责备他，克格勃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期望。 10月，斯塔申斯基再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他心里明白，这次再也躲不过去了。 1959年10月的慕尼黑，气候宜人，阳光柔和。斯塔申斯基靠在齐柏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旁，手上拿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看看报纸，又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 出门前，他已经吞服解毒药片，此时正感到口干舌燥，斯塔申斯基努力让自己镇静，做出轻松的样子，他很清楚，班德拉知道自己的生命一直受到威胁，因此，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 一辆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近了67号大楼，车上下来的正是班德拉，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快步跟着班德拉进了大楼。 当他正要上楼梯时，一个妇女大声说着话走下楼，斯塔申斯基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他，于是，他迅速向电梯间方向走去。 躲过了这个女人后，斯塔申斯基慌忙爬上楼梯，来到班德拉门前，他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杂物袋，正在用力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斯塔申斯基迎上去问道：“下班啦？”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眼前闪过一丝白雾，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瞪着惊恐的双眼，失去了知觉瘫倒在地。 斯塔申斯基已经很有经验了，他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解毒剂，扭破口子吸入气雾，环视四周，发现楼道上没有其他人，便不慌不忙地离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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