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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2日,夜幕刚刚降临,西柏林笼罩在一层神秘的暮色中。警察司令部里一位不速之客的光临让所有工作人员惊诧不已。他身材瘦削,胸膛扁平,一双饱经沧桑却深邃而锐利的眼睛似乎在暗示着他不寻常的身份和经历。他告诉警察自己名叫包卡丹·斯塔辛斯基,是为克格勃效力的特工人员为了躲避克格勃追杀而来到这里,请求西徳政府把他拘留起来。斯塔辛斯基的叙述详细有条理,细节之处也没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因此警察最终相信了他的话,并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审判,自首的他以谋杀罪获刑6年,间谍罪获刑1年。1966年,他因表现良妤被提前释放,之后去了美国,在那里用了假身份证以逃避克格勃的报复。据说他为此还故意与妻子离了婚,但是后来又在美国复婚,开始了新的生活。 初入谍门 斯塔辛斯基出生在苏联乌克兰西部一个小村庄,父亲是老实敦厚的农民。和当地所有村民一样,斯塔辛斯基一家信奉东正教,且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1948年4月,斯塔辛斯基在乌克兰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他聪明机警,成绩优秀,极有可能在数学领域有所成就。然而1950年夏末,一次没有买票乘火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当逃票的斯塔辛斯基听说自己要被送到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时,他惊恐万分。谁都知道,那里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克格勃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 西特尼科夫斯基上尉对斯塔辛斯基的到来似乎早有准备,他对逃票一事绝口不提,反而不断询问有关斯塔辛斯基家乡的情况。斯塔辛斯基愈发感到不安,终于,上尉开口表明了真实目的。原来,他们早就看上了斯塔辛斯基的“出身”,想通过他获取乌克兰地下运动的情况。 “您也可以选择不与我们合作,但是那样的话,您的家庭恐怕会陷入一此不便之中。”上尉话中有话,斯塔辛斯基明白这是警告。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他被迫答应了克格勃的要求。 谈话后不久,斯塔辛斯基与国家安全部正式签订了合作声明,之后,他被派往基辅接受为期两年的间谍训练,那里的教育与大学完全不同,除了政治洗脑,还有德文和间谍专业的知识。学成后不久,斯塔辛斯基被安排到一个暴力小组,负责粉碎鸟克兰人的抵抗。聪明的斯塔辛斯基表现出色,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接受了特别训练。1955年,他以李赫曼的身份来到民主德国,开始了自己的间谍生涯,公开身份是民主德国国内国际贸易部的德语和波兰语翻译。斯塔辛斯基凭借自己的才智很快适应了生活,工作上的他如鱼得水,往来穿梭于各种场合,与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传递情报,拥有一头波浪形黑发和一副英俊相貌的他也颇受当地姑娘的欢迎,尽管上司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一再告诫不准和任何女人保持长期性关系,他还是没能抵挡住爱情的诱惑,与21岁的德国姑娘英格·宝娜相爱了。当然,他对英格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性命游戏 经过几年时间的历练,斯塔辛斯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特工。1957年,他迎来了事业的新起点。初夏的一天,谢尔盖带他来到一间陌生的办公室,会见了一名克格勃的高级官员。 “你看这个。”那人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根金属管状的东西,由3节拧在起而成,约7英寸长,和人的手指头一般粗细。 “这里,”那人指着底部一节,“装着发射栓和火药,一旦点燃,产生的力量就会推动中间这一节金属杆。这根金属感又将管口的小玻璃针管撞破,毒药就喷出来了。 “毒药?” “是的。这毒药看起来像水一样无色无味,它们会以气雾的形式喷射出来英尺半以内的人一且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谢尔盖面无表情地说。 “死?让谁死?”斯塔辛斯基隐约猜到了即将交付给自己的任务。 克格勃官员笑而不语,露出一口洁白的牙,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阴森恐怖。 “我们先来试试它的效果吧。”谢尔盖避而不谈任务,“这气雾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使用者必须小心,防止让气雾伤到自己。一般使用之前要先服粒解毒丸,开枪射击以后,迅速嗅一下这个瓶子里的解毒气体,就万无一失了。” 第二天,三人驱车来到一片僻静的树林,谢尔盖带来一条大狗。 “好吧,让我们见识一下最优秀特工的实力。”克格勃官员交给斯塔辛斯基粒药丸。 斯塔辛斯基吞下药丸,拿起那把可怕的武器。 “保险销已经打开,你准备射击吧!” 斯塔辛斯基看到那条可怜的狗在摇着尾巴。 "射击!" 枪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大狗却突然倒地,再也没有动一下。看着斯塔辛斯基从容地嗅了解药,谢尔盖和克格勃官员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几天以后,谢尔盖再次召见了斯塔辛斯基,给他布置了一个重要任务刺杀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利比特。利比特身居慕尼黑,过去5年来一直指挥着一个乌克兰抵抗组织,是苏联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捉到这只狡猾的狐狸,甚至连他的情况都知之甚少,只了解他有权有势,反应灵敏,戴一副眼镜顶贝雷帽。 “你有10天时间。这是解药丸,每天一颗。还有一瓶解毒药。手枪的保险销已经打开,你得按时行动,绝对不能超过18天。武器要销毁。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先生。” “好吧,小伙子,祝你好运。” 第二天,一个高个子年轻人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从柏林到达慕尼黑在斯塔高斯酒店住了下来。酒店对面就是著名的报业大楼,是乌克兰流亡者聚会的地点。他似乎每天无事可做,常常穿一身普通的西服在慕尼黑大街晃来晃去,唯一特别的是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像是受了惊吓的眼睛。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人,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言行,比如吃饭、聊天,你就会发现他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人,容易交谈,适应性很强。这是特工的基本素质,斯塔辛斯基当然也不例外。当然,此刻的他名叫西格弗里德·德雷杰。 每天早上起床后,他都会吞下一粒解毒丸,把手枪揣在大衣内袋里,开始执行杀人任务。因为利比特行踪不定,情报人员只知道他会在附近出没,因此斯塔辛斯基的任务常常是买一份报纸,坐在报业大楼利比特办事处对面街上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等待猎物的出现。连续两天,利比特都没有出现。按照上级命令,如果目标没有出现,他也不能擅自去寻找或追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下去。 10月12日,已经是第三次吃药丸了。斯塔辛斯基有些厌恶这样漫无边际的等待,不过他转念一想,这种任务执行起来也不费力,无非是消耗时间而已。想到这里,他也就耸了耸肩膀,觉得无所谓了。10点钟,当他放下报纸打算伸个懒腰、找些吃喝消遣的时候,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正停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那个身材矮胖的民族主义者利比特推开车门下来,左右看了看,压低了贝雷帽檐,向大楼方向走去。 斯塔辛斯基顿时精神振奋。他迅速冲上那栋大楼的二楼,转身又向楼下走。包在报纸里的手枪被他紧紧攥住,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利比特的脚步声渐渐清晰,从楼梯下方迎面走来。楼梯并不宽阔,他微微地侧身,准备与正在下楼的斯塔辛斯基擦身而过。就在此时,斯塔辛斯基猛地掀开报纸,举起右手扣动了扳机。利比特胖嘟嘟的身躯晃了两下,伸出去的手还没等摸到扶手,人就摔倒在台阶上,顺着楼梯翻滚下去。斯塔辛斯基夺路而逃,匆匆飞奔到门口拧开瓶盖闻了闻解毒药。随后他整理一下衣冠,镇静地走出门去,一路径直来到早已勘察好的地方座花园,把枪和药瓶一起扔到小桥下面的水里,转身返回酒店。路过利比特办事处的时候,他看到那里围满了人,还有警车和急救车。回到酒店他马上退了房,辗转前往法兰克福,在那里用另一个化名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的机票,在大陆旅馆匆匆度过了最后一夜。 利比特的死讯是他从报纸上读到的:“12日早上10点40分,乌克兰民族主义头目利比特先生被人发现倒毙在卡萨帕拉兹街八号的楼梯旁,死因为心脏病发作……” 回到柏林后,早已得知成功的谢尔盖为斯塔辛斯基开了一次庆功宴,庆祝他成功地迎接了第一个“熟人”。克格勃还特别奖励了他一架昂贵的康泰克斯相机。 危机重重 1958年5月,斯塔辛斯基被派往鹿特丹,执行监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辛斯基对出席仪式的人一进行拍照,他发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车子的主人就是礼拜时的主讲人斯特凡·邦德拉。邦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布的领导人,也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与西方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他走得很近,因此他在当地移民中颇具声望。正是邦德拉的特殊地位让他名列克格勃死亡黑名单的前茅很快,斯塔辛斯基就得到了新的任务:干掉邦德拉,像对待利比特一样不露痕迹。这一次任务比较艰巨,因为邦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他的行踪有时甚至连手下也难以捉摸。 为了掩盖追捕行迹,斯塔辛斯基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作为掩护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巴德出生于卡塞尔,这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很冒风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至今仍然健在。但克格勃也许正在玩弄鬼花样,因为他们已经察觉斯塔辛斯基同英格小姐的恋爱关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辛斯基陷入两难的处境:要么继续为克格勃效力;要么继续喜欢英格,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 为了完成任务,斯塔辛斯基花了很多时间追查邦德拉的行踪,终于有天,他跟踪到了邦德拉的住所—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为了搞清楚房内的情况,他试图用一串从莫斯科寄来的万能钥匙打开房门,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买了一把锉刀和没有加工过的钥匙坯,夜夜在这栋建筑物外面研究门锁。终于,他用锉刀做出了一把匹配门锁的钥匙,达到了目的。他本想把所得情报汇报给克格勃就结束任务,他不想再干喋血的“湿活儿”。然而莫斯科方面却执意不肯,命令他必须杀死邦德拉。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顾虑,或许是一种托词,斯塔辛斯基提出邦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保镖,谋杀具有一定难度,如果方法不当,很可能失手或暴露身份。对此克格物的回答仅仅是给他加配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 面对克格勃的强势和安全威胁,斯塔辛斯基不得不再次受命当此重任。这一次克格勃给了他十天的期限。1959年10月的一天,邦德拉外出购物回来,准备进入寓所,他先是打开了公寓前门,然后一只手抱着装满食品的购物袋,腾出另一只手准备把钥匙拔出来。他的手刚刚握住插在锁孔里的钥匙,就听见一阵轻巧、奇怪的脚步声。 “门锁打不开了吗?”一个男人停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关切地问。 “噢,不,已经打开了。”邦德拉并没有在意,冷冷地回答。 男人微微一笑,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对他一指,邦德拉只觉胸口紧,顿时喘不过气来。他惊叫着回过头来,想看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男人已经迅速地消失了。也许是新的毒药效力较慢,也许是斯塔辛斯基这一次没有用尽全力执行暗杀,邦德拉挣扎着爬了两层楼梯之后才不甘心地倒下,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十分可怕,医生判断死于氰化钾。 斯塔辛斯基的成功并没有让克格勃完全放下心来。在授予他红旗勋章后,谢尔盖告诉他莫斯科方面命令他回去接受新的任务。 对于上司关于他和英格关系的警告,斯塔辛斯基口头解释说,他认识这位女孩好久了,如果突然甩掉,怕她会因为伤心而把详细情况说给亲朋好友,这样的话事情恐怕就难以收拾了。他还趁机建议克格勃同意他和英格“假戏真做”地结婚,如此一来这个德国姑娘就可以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克格勃虽然没有当即答应,但是也表示“可以考虑一下” 如今叫他回莫斯科,斯塔辛斯基本来兴奋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天晓得此次与英格一别究竟有多久,他越来越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一个让斯塔辛斯基感到紧张的原因是,克格勃对于这次行动的细节格外关注,问得十分仔细。几个苏联人对邦德拉的死做了检查,告诉他这一次的任务并不像上一次那么完美无缺,西德警察已经做出了谋杀的论断。为了国家的利益,克格勃决定,在事件平息以前,斯塔辛斯基应该留在莫斯科。 逃离魔爪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辛斯基十分想念他的女友英格·宝娜。他此番离去的借口是去波兰出差,虽然英格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斯塔辛斯基还是为自己的隐瞒感到担忧。他怕一旦吐露真相,英格会拒绝跟自己交往下去,而她的安全也会出现问题。要想万无一失,只有逃离克格勃的控制,去西方寻求避难。身在莫斯科的斯塔辛斯基暗暗下定了决心,继续向上级提出和英格结婚的请求。克格勃终于答应了,但是附加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斯塔辛斯基明白,一旦英格来到莫斯科苏联人就会把她作为人质水远留在那里,而他也终将被困死在间谍的苦海中。 正在他绞尽脑汁寻找对策的时候,好运降临了。他被告知,必须告诉英格他的真实身份。“你必须问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的工作,如果她能保证,你们就可以结婚。但是你不能把自己谋杀利比特和邦德拉的事情告诉她。” 1959年的圣诞节,斯塔辛斯基终于来到东柏林。克格勃不许他回到联邦德国,甚至不准他进入西柏林地区。斯塔辛斯基早已暗暗盘算借此机会逃出这个杀人犯的圈子。 当他想方设法避开克格勃的耳目回到原处,推开英格工作的理发店的大门时,英格正在为一位男士理发。看到斯塔辛斯基,英格分外激动。二人紧紧相拥,焦急和思念此刻化为泪水流淌在二人脸上。 他们在英格的住所共进晚餐,斯塔辛斯基再也控制不住,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仅仅保留了两次杀人的经历。不出他所料,英格对莫斯科十分反感,她希望他们逃到西方去。斯塔辛斯基告诉她,他也十分愿意与她前往,但是目前他们还在克格勃的监控下,而且他们要结婚,就得得到克格勃的允许他们必须去莫斯科。 几天后,他们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英格的父母辗转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两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街上游玩,在斯塔辛斯基的陪同下,英格走遍了莫斯科每一条大街和公园。或许是英格的天真和对斯塔辛斯基的忠诚换取了克格勃的信任,他们被准予结婚。 斯塔辛斯基并没有放弃逃离莫斯科的想法。他开始自学英语,时刻准备着逃走。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被监视和被考察。英格对这种生活日益敌视,而斯塔辛斯基则暗暗为外逃到西方而苦恼。以克格勃的行事作风,无论他跑到哪里,最终等待的都将是冷冰冰的枪口。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恐怖并非空穴来风某天他们在自己家中发现了一台磁带录音机,而早在此之前他们与亲友的书信往来就已经被暗中控制和检査了,甚至每次外出,他们都会发现有眼睛在暗中注视着自己的动向。 “这简直就是活地狱!我受不了了!我们得逃出去!”英格在走向公园的路上抱怨。现在他们每次要说什么秘密的事情要么用纸笔,要么就得去公园,这让英格忍无可忍。更多的烦恼接踵而来。9月份,英格怀孕了。克格勃怒气冲冲地命令他们把孩子打掉,因为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们的特工生涯就此终结要么你们就得把孩子送到养育院去!”在遭到斯塔辛斯基拒绝后,谢列平威胁说。 面对强势的暴力机器,斯塔辛斯基无言以对,他和英格商量了很久,决定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逃离魔爪。他装出一副妥协的样子,表示愿意继续忠于苏联,同时设法说服领导让英格去东柏林做一次短暂休假。“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恐怕他们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克格勃料到他不会耍什么花招,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斯塔辛斯基要求英格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他就可以借此机会去那里照顾她。1961年3月31日,英格在医院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看到电报的斯塔辛斯基高兴不已,立即打报告给谢列平要求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儿。然而他的请求遭到拒绝。 “很遗憾,先生。我们已经考虑您夫人健康上的原因,两次延长了她的停留期,现在她更应该为了苏联的利益早日回到莫斯科来。” 斯塔辛斯基只好关照英格“注意身体,照顾好宝宝”。他本希望再次伺机离开莫斯科。然而4个月后,他突然接到英格的电话,英格悲痛不已地告诉他,他们的儿子死了。斯塔辛斯基悲痛欲绝。没过多久,他收到岳父的电报,要求他来这里看儿子最后一眼。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斯塔辛斯基坚持要去东柏林给孩子下葬,克格勃没有理由拒绝,只得答应下来,但是他们提出必须安排一个护卫队员一同前往。8月10日,斯塔辛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尽管到处都有克格勃安插的眼睛,斯塔辛斯基仍趁机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随时逃跑。 8月12日,葬礼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那一天,克格勃动用了三辆汽车,十几个特工监视斯塔辛斯基夫妇。这些车辆和人员都安排在附近街道的关键地方,想要逃跑难比登天。斯塔辛斯基和英格只好趁着能凑在起,而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机会,小心地快速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最让斯塔辛斯基担心的是英格在关键时刻会不忍心丢下儿子的遗骸逃跑,导致他们失去良机。事实上,那天英格的表现非常镇静,她眼中的悲伤似乎并没有令她失去理智。她嘱咐16岁的弟弟弗里茨,让他一会儿独自把花圈拿到墓地在那条通向安全庇护所的唯一的路上,夫妇二人借用花圈作为屏障,悄悄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顺着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穿过一片灌木林,到达了约定地点。在那里,弗里茨早已为他们提来了轻便的行李。 就这样,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克格勃眼皮底下溜走,在东柏林乘坐电气火车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他们成功了。关于之后他们是如何逃往西方的,以及斯塔辛斯基是否得到西方的帮助,他们为什么先逃往东柏林等疑团,始终没有确切的答案。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他们逃走的第二天,也就是1961年8月13日,赫鲁晓夫下令封锁东柏林,建起了隔断民族的柏林墙。斯塔辛斯基投降后受到德国和美国当局的审讯,尽管自首为他获取了减刑的机会,但是他的行径对许多将邦德拉视为民族英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但是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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