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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听闻这本书的大名，一则寺庙本身有名气，最早由唐太宗李世民敕建，一则作者有名气，大名鼎鼎的台湾省作家李敖。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难得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读书，《北京法源寺》列入读书名单。排在日本作家高野和明的《消失的十三级台阶》之后，风格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就是怕产生阅读思疲劳。 一路读下来，还是有比较的，风格不同，可以比文笔，可以比见识，还是颇有感触的。 这本书名不副实。先说语言风格，草率粗糙，几近文理不通的地步。放到语文教师手里，就是一个典型的错题本，重复拉杂，语序错乱，比比皆是。这可能跟作者惯于写批评时政的快文有关，但这种语言风格用在小说创作上，显得非常突兀。就想，以把握热点，写快文出名的李敖，语言应该是流畅的，怎么读起来那么黏涩，毫无快感可言呢？ 行文结构用力失调，语言疏密度比例失当，叙述重点全凭对历史的熟识度和自己的兴趣所致。 康有为在忠悯寺与和尚的对话，写得颇有耐心，掰开了，揉碎了，不厌其烦。但对康有为进京上书的心理、背景和西太后的掌权上位以及光绪帝的相关叙述又太过简略。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这种写法显得避重就轻，很不可取。大概是杜撰的地方可以发挥，历史掌故不容虚构。作者的手脚束缚太多，顾忌太多，自然写得放不开，读得不舒服。 写历史小说，最佩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徐敬业，一部《金瓯缺》写得荡气回肠，在那个年代能写得那么好，真的不容易。 近来的马伯庸也很不错，作品大开大合，以历史事实为起点，再回到历史的原点上，这个弧度尤其的美。虽然个别作品有高潮难起的不举之症，显得不够尽兴，但对历史知识的掌控还是可敬佩的。 回到《北京法源寺》的题材选取上来。小说不是不容许作者虚构，而是可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但作者也就是摘取了历史书的部分内容，全凭记忆，疙疙瘩瘩地讲，搞得上气不接下气，读着很难受。 别人评书，好话说了一箩筐，我却埋怨加批评，显得自己格局太小，水平很高，其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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