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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曾对自己发愤著史的初衷，有过这样的总结，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宏愿，对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依旧是一种理想和激励。其实不仅仅是社会，就是思想发展的进程本身，有变的成分，也有不变的成分。尤其是儒家经典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念，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流。 那么我们就会去思考，这些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顽强地存在？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念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更在于它在某个点上，契合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这个点，就是中国社会的宗族血缘属性。
我们知道，宗族血缘社会的基本格局，成型于西周时期。西周宗法解体后，宗族血缘社会并没有消亡，而是在中国社会顽强的存在了数千年。中华传统价值观以其为载体，极大地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并时刻体现出积极的时代意义。 正因为此，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观念与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血脉相通的。今天，我们探讨传统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并希望重新树立其重要地位，也必须认真思考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传统价值观，只有和现实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家庭社会做好合理对接，才能与积淀深厚的乡土情怀产生共鸣，才能找到其真正的生存土壤，焕发新的活力。
事实恰恰是，基于血缘的亲缘关系，至今仍旧在中国社会普遍地存在，甚至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深刻的影响。晚清之后，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主轴，是文明的日益多元化，而不是传统文化的脉络被斩断之后，再没有什么文化力量来引导这个社会发展，或者是西方文明引导这个社会发展。 因此，晚清以来，传播到我们国家的西方文明，其各种表现形式和它的价值观念，可能或已经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能视若不见；此时退出政治意识形态视野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依旧在发挥着作用，也不能置若罔闻，这是一个必须在文明多元化视角下去思考的问题。
晚晴以至民国，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退出选人用人的评判机制；其后书院改新式学堂，传统文化退出国民教育体系，代之以传承至今的西方科学，当然也包括西方人文理念。 退出国家用人评判机制，退出国民教育体系，是不是意味着传统文化不再发挥作用了呢？费孝通先生有一本小书，叫《乡土中国》，这是他通过亲身调查，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所作的、较为精准的理论性研究。
以传统文化为主的社会支配体系，正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的发展中形成的，直到今天，依旧在影响着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它是不以政治力量的消长而消长的，它比任何政权的生命力都坚韧，都长久。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点，是今天重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念普及的巨大优势，而我们很多时候恰恰忽略了这个优势。
另外，我们必须清楚，依托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这个命题，是在一个文化已经多元，而且这种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提出的。即使是再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是集萃了中华文明精髓的儒家五经，在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中，也仅仅是一元。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儒学复兴，讲传统文化复兴，实际上是一厢情愿地忽视了这个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但是，也有一个情况需要明白，那就是这种多元化，不是各种文明元素势均力敌的多元化，而是有强有弱的多元化。
有些具有长久生命力，可以从星星之火，发展到具有很大的社会引导力量，有些可能会很辉煌，但只是昙花一现。而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五经，就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多元文化中的这一元，只是，它在这个文化蛋糕中所占的分量和重量，还不是那么重要而已。 所以，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各种文明力量实际上是在互相竞争的，传统文化、儒家经典要想，在这场长期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大，简单来讲，就是它经过了数千年的历练，经过了数千年的披沙拣金的过程之后，被检验是最符合中国社会主要族群的文化心理需求的。 更形象的讲就是，可能有人吃面包能吃饱，有人吃牛排能吃饱，有人吃生鱼片能吃饱，但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永远只能是调剂。因为吃来吃去，你会发现，还是馒头和米饭符合中国人的口味。这就是我们在求新、求奇、求洋的文化氛围中，必须重视的本土资源，以及这种本土资源和我们民族生活需求的充分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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