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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广播电台开播了《广播日语》，然后是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一时间，上海的自学日语之风大盛，虹口公园等处还出现了百余人聚在一起练习口语的“日语角”。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来上海的日本游客，他们大多住在外白渡桥北岸的上海大厦，而旧时的日本领事馆、本愿寺以及旧时日侨曾经居住过的虹口一带也都在附近。这些游客又常会到对岸的友谊商店购物，于是建于1907年的外白渡桥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有一些自学日语的人就会守在桥上，与经过这里的日本人搭讪、对话，这就等于找到了一对一练习的外籍教师，当时国门初开，日本游客中不少人也愿意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平民接触。但日后发现：这些“外籍教师”大概以来自日本关西者居多，所以这里练出来的日语很滑稽，往往是以关西方言为主，又掺合了各地方言的奇妙日语。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毕竟都是免费的。 在外白渡桥上第一次听到的日语歌曲是《上海回来的RIRU》，歌词中还提到了旧时代以妓馆闻名的四马路。学外语最难弄懂的，大概就是诗歌和歌词了，所以有些人出于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RIRU”是中国女子的名字“李露”，并怀疑那是一首侮辱中国女子的歌曲。于是在那个日本游客半闭着眼睛，十分投入地唱完一段歌时发现：原先围着他练口语的几个人，早已没了踪影。 事后才弄明白，原来那是一首日本电影歌曲，也有人将日语的“RIRU”音译成“莉露”的。电影的故事是：一个叫山本的人在上海的船务公司任职期间，在舞厅邂逅了一个叫“RIRU”的日本舞女，又遭到流氓的袭击而不能在一起。战后回到日本的山本无法将她忘怀，在他重返上海时，在街角又看到了“RIRU”的背影。作品的主题反映了五十年代，那些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日本人，对过去那段时光的怀念。 1866年6月，日本允许一般民众出国，同年参与在上海创立东亚同文书院的岸田行香，为了与美国医生赫本共同编纂《和英辞书》，首先来到了上海。而真正在上海街头出现日本一般民众的是1872年日本领事馆在上海正式设立以后。《旧上海史料汇编》的统计是：1870年在沪日本人才七人，1905年达到二千余人，从此一直占在沪外国人人数的首位，一九四二年竟然超过十万之众！日侨的《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年纪念志》说：“明治元年（1868）到明治十四、五年间，在留上海的邦人只有十人到一百人左右，平均每年只增加五、六人。”而且其中的男女比例则是：“大凡男性占三分之一，男性多经营杂货、陶器、小商品，其次是职员和政府派遣的官员。而女性则百分之六、七十是以外国人为目标的性交易者。”曾在上海为谍报人员的高桥谦也在《中国时事》一书里说：明治十九年（1886），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七百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清末民初陈伯熙的《上海轶事大观》也说了日本女人在上海做皮肉生意：“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搂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真的觉得已经国力强盛，让其国民再在海外从事皮肉生意有伤名誉。但实际上在上海从事色情业的日本女子，并没有因为“领事强迫回籍”而绝迹。而所谓的东洋茶室、舞厅、夜总会之类，也仍然为数众多，《上海回来的RIRU》就透露了这个信息，只不过服务对象，多半已经转向在沪的日侨。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妓院又多了起来，海宁路上还出现了只用芦席隔成五间的草棚妓院，当时小报形容说：“草棚春色关不住，东洋花开芦席外。” 和其它国家来沪的人一样，许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在本国难以立足的人，也纷纷来到“自由”的上海寻找出路。其中就有金子光子、鹿地亘等一些比较著名的日本作家。鲁迅的好友，来中国卖眼药水的内山完造，其妻在家门口摆了个卖圣经的小摊，就发展成了日后的内山书店。这些“东洋人”大多居住在虹口一带，与许多来自广东、苏北的人混处。每当傍晚时分，日本人和广东人、苏北人都穿着不同的木拖板（木屐），在弹格路（石块铺成路面的马路）上一边行走，一边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是当时虹口一带最常见的风景。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0年2月 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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