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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这个字的甲骨文是由“辛”（刑具之义），“穴”（地牢，牢房之义）以及“口”（讨论之义）组合而成，造字本义是：讨论罪的轻重，以量刑。“交易”，“买卖”是后来的衍生义。就“商”，以及“商人”来说，这个字，或是这个群类，本身是没有任何褒贬在里头的，而就它的原始义来讲，“商”还是一个经过了多个大脑，一同论证，兼听决断的过程，——绝不是妄自独裁，而是有理有据的。 早期做买卖的商人，他们本心也很单纯，行商无非是他生存的手段，与其他各行各业之人没有任何两样。方便了他人，也养活了自己，这还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然而，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官员有变成尸位素餐的，或是贪婪暴力的，商人自然也会分出不同的种类来。奸商，小商人，大商人，这是后来商人所存在的三种主要形态。 对商人印象，我率先深刻下来的是小商人这一类。很小的时候，跟着爸妈一起逛街，看到他们能用钱从一类人那里换来好多货物，就觉得那一类人很厉害，——他们家里居然能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另一方面，从他们那里买来好东西后，我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小满足，不自觉地会很感谢世间能有这样一个好的场所。长大后，才知晓那些小商人也并不是那么富有，他们开一个小店有时也只是养个家，糊个口，自给自足而已。他们只是这千千万万平平凡凡之人当中的一粒粟罢了，没有行恶，也没有什么大善而已。 至于为恶的“奸商”这个群体，是在中学时代，我才对其本质有了很深的认识。 高一那会儿，我们那个个性鲜明，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的冯老师在课上常常纵论社会万象，受他批判最多的除了腐朽官僚外，还有一类对象就是奸商。 底层农民辛辛苦苦养点庄稼，种点粮食，或是培育点其他农产品，他们根本还想不到发家致富那一层，大多都是刚脱离温饱线而已，对他们来讲，增一点收入，只是为灾荒之年防个未然罢了，然而，如苍蝇一样四处横行的奸商们，他们谁也不放过，即使面对这憨厚朴实的农民，他们行其奸来也毫不手软。时时投机，处处逐利的奸商们，从没有将向钱的脚步歇下过片刻，无论是对上层社会的见缝插针，还是对普通百姓的坑蒙拐骗，他们都会如狼群一样，有食即通吃，嗜欲无止境。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点血汗所得，往往还没出家门口，就一次性被奸商们哄骗得一干二净，大多数农民一年忙到头，最终全属白干，——奸商们这一场场对农民的无声屠杀直到如今，仍在很多偏僻的乡村上演着。 奸商，除了完全丧失道德，惯于行恶的那一类外，还有一种是整天躲在道德标准和法律尺度中寻找灰色地带的一类，二者属于一丘之貉。 我对商人原存的一点好感，也全被这些奸商给毁了，整个社会上，奸商成了主流，弄到最后，人民不得不发明一个新词，叫“无商不奸”，说的是商人里面就不可能有一个好人。即使是普通的小商人，大众也觉得他们是个纯粹的唯利是图者，或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渐渐我也认同了这个观点。这一情况直到高三那年才有所转变。当年那个寒假，哥哥从他大学图书馆借回了很多书，其中好大一部分是富豪传记，比如曹德旺，霍英东，田家炳，比尔盖茨等。看了他们的故事后 ，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奸商，原来也有这样一批“一边正道行商，一边改变着社会，一边不忘做慈善”的大商人。 再后来，读更多的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历史上这类大商人也还有一定的量，尽管如此，可真正愿意为他们正名，扬名的人仍是不多。商人的流动性太大，不好管理，其次，他们容易官商勾结，形成地方势力，再者，对他们征税也是比较难的，他们交通有无，转手赚差价，也容易被人认为“不劳而获”，因此，几千年来，统治者一直都在压抑着商人的活动，在制度上也对他们有失公允。“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惯例，一方面是由于上面的压制，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奸商的存在玷污了商人这个群体的整体名声。由此，文艺作品中，商人也无法受到什么好的待见。 第一个据理据实站出来肯定商人存在价值的是司马迁，他在《货殖列传》中写道：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 人人都有通过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财富的权力，这样做并不可耻，而且还是值得尊重的，司马迁理论联系实际地说： 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 ，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范蠡和富兰克林，两个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说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们的故事值得大家深思。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就如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成果却有天渊之别。范蠡赠予邻居，富林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有奉献心的人才可以带动社会进步。” 客观来说，单从商业上讲，范蠡的所为确实格局不够，但也不能否认他对中国商业理论的奠基作用（著有《范蠡》二篇），还有，他师从老子弟子计然，对传承弘扬老子思想，以及后来稷下黄老之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没用商业改变社会，但他阐释出的道家思想对汉初那个盛世的出现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今的这个社会，商人该如何做？李嘉诚在下面这段论述中也讲得比较具体： “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经历着中国历史从来未见的制度工程，努力建设持续开放及法治的社会，拥抱经济动力和健康的自我概念的发展，尽管未尽完善，亦不必像范蠡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价值观，只能以“无我”为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们可以像富兰克林一样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在今天，停滞的思想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不是要弃旧立新，采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而是要鼓励传统的更生力，使中国文化更适用于层次多元的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比较历史，观察现在和梦想未来。从商的人，应更积极、更努力、更自律，建立公平公正，有道德感、自重，有守法精神的社会，才可为稳定、自由的原则赋予真正的意义。尽管没有外在要求，我们要愿意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和机会，各适其适。最近我看到一段故事《三等车票》，在印度一位善心的富孀，临终遗愿要将她的金钱，留给同村的贫困小孩分批搭乘三等火车，让他们有机会见识自己的国家，增长知识之余，更可体会世界的转变和希望。” 说到个体上，当下的大商人之中，不得不提到一个罕见的个例，那就是马云，他可以算得上是大商人中的典范。 他当年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问他太太,“你希望你的丈夫将来是很有钱还是很受人尊重?”他妻子回答说,当然是受人尊重。同气才能相吸，后来的马云也确实做到了他妻子所说的那样，以“正义，诚信，大担当，大格量”为底色，立起了自身做人做事的第一原则。 马云的全球化视野已早超越了国家，种族，是真正的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上，无论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赋能，还是到“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高远志向，一般商人这样想过的多，但真正如马云那样实践了的，屈指可数。 上市那天，阿里市值冲到榜顶时，他却说：“我们融到的不是钱，而是信任”。他成了华人首富时，却道：“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活，也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如果你有100万，那是你的钱，如果你有1000万，也许麻烦就来了，如果你有1亿美金，我认为这就不是你的钱了，这是社会给予你的信任，他们相信你能更好的花钱，你能更好的利用这些钱。” 给合伙人的信中，他这样说：“我们要做和在做的，远远不止是帮助买家卖家把交易搬到网上，更不止大家今天在谈论的互联网广告，我们正在构筑的是未来商业的基础设施，包括交易市场、支付、物流、云计算和大数据，这几个元素正在赋能商家与企业。我们还期望阿里巴巴基础设施不仅帮助中国的企业，而且也会超越国界给全世界的企业带来增长。过去两年，我们也看到了一股全球化的逆流。但是我相信根源是在全球化自身的不完善。阿里巴巴思考和构建了作为未来商业文明筑基的五大基础设施：交易市场、支付、物流、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于全世界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的全球化。 社会责任方面，阿里每年固定在其收入中抽出一定的比例用来回馈社会，并以技术和创新为主导，不断将其公益事业优化升级。马云还和他的搭档蔡崇信共同捐出阿里2%的总股本成立了马云公益基金，其近百亿美元的规模至今依然是中国公益捐赠之最。当一般人认为公益就是简单的捐款捐物时，马云却强调，公益不仅仅是捐钱，更重要的是唤醒，唤醒我们自己，唤醒他人，唤醒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中来，他强调的是公益的“长期效果”。他曾讲，他希望他和他的员工们最后受到尊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为中国，为世界，为未来，和为所有他们关心和热爱的人创造价值，解决问题。 他和他的团队在全球多处设立科研机构，立足基础科学、颠覆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以此成立了一家致力于探索科技未知，以人类愿景为驱动力的研究院——达摩研究院。除此之外，为了解决科技发展伴生出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问题，他邀请全球顶尖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等跨学科、多领域的学者一起，成立了一家致力于人文科学方面研究的非盈利性组织——罗汉堂，并承诺其研究成果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是为全社会的服务。 他独善其身，也兼济天下，他和他的团队持续为人们创造着新事物，新生活方式，也一直在改变着旧的社会，促进着人类公平，并经常无私给广大底层民众赋予高能。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董事长在网上致信马云，公开控诉他，说他的电商事业重创了商业地产，是一场文明的屠杀。马云当然是不屑去回应的。大凡明白人一看这个标题，都不用读内容，就能猜出这必定是一篇很荒唐的“瞎扯淡”，果不其然，眼睛雪一样亮的各路群众第一时间站出来即向那董事长反驳道，“你脑子有问题，不怪房地产，怪马云，马云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带来方便，房地产害死人，害死经济”，“你这个傻子，还董事长？一点都不懂事，也就是个旧世界的守护者，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感谢马云，没有他，我们还在奸商的欺诈下。你吃饱了撑着，没事在这为旧玩意哀鸣什么？”，“汽车代替牛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抱残守缺，思想僵化，必定会重蹈大清的覆辙”...... “阿里从来不属于马云，但马云会永远属于阿里”，“身为男人，你千万不能认为公司没你就不能生存。我自己可以开启一段新的生涯，如果我64岁才退休，我不觉得我能退的下来，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做不了其他事了，只能一直耗在公司里，折磨年轻人，就像大多数老前辈那样”，功成时，他敢于及时身退，让位贤才，这也不是一般企业创始人能做到的。他建立的合伙人制度，树立的独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让这个生态型企业在迈向百年的路上走比他人得更笃定，更从容。 乡村教育、扶贫、环保、公益，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关注的领域，宣布自己退休计划时，他说：“我还非常年轻。54岁，在阿里巴巴我是老了，可是在我的人生里，我还是非常年轻的。在接下来的16年，70岁之前，我还可以做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以预见的是，他下一段崭新的人生必定会在这几个领域内粲然绽放。 教师出身的他，有着比一般商人更为鲜明的特质，比如谦逊，他要求内部人不要叫他马总，叫马老师就好；又如他善于帮人挖掘其自身智慧，激发其自身潜能，促其自立自强。他习惯以教书的心来做企业：“教师就是要培养更多各行精英，催生出'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人才，这才是教师的价值所在，也是教师自豪感的来源。一个好的企业家也理当如此。” 高晓松说他入职阿里时，也完全吃了一惊，这里没有天天谈业绩，谈营收，谈短期目标，人们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谈理想，谈如何去改造世界。如此独树一帜又强大无比的组织，高晓松说他也是第一次见，他对他能参与其中，也很是感到荣幸。 马云的赋能就是典型的“因之”，即循其性启发之。他帮人，是帮一个人较全面的认识他自己，及时地更新他自己，进而超越他自己，最终立起一个更强大，更坚实的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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