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 唐太宗深谙“民为邦本”的道理，他对大臣们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靠剥削百姓来侍奉君主，等于割自己的肉充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自己造成的，人君贪欲太多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多加重税收，税收加重了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国家就危险”，“治国好比种树，树根牢固，树叶就茂盛了。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他听从大臣魏征与民“安静”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比如减轻赋税，大力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增加人口，认真实行他父亲制定的均田制，实行计口授田，规定每个丁男应有田三十亩，努力使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等。在位初期，劝课农桑，休养生息，他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文治天下，反对奢侈，厉行节约，最后终于国泰民安，开创了“贞观之治”。 《荀子·王制》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是国君好比船，老百姓好比水，水可以载着舟行驶，同样也可以让舟覆灭。唐太宗李世民常用此话告诫众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以为这是李世民说的了。唐太宗也正是因为做到了以民为本，以此才立下了大唐盛世基业。 《礼记·礼运》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国家大治的时候，天下是百姓所公有的。《尚书·泰誓》记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意都是听从民意的，可见民意就是天意。《尚书·五子之歌》里更是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中讲：“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敬天保民”、“民贵君轻”、“立君为民”等古训呈现的正是以民为本的先进思想内涵。 从至人老子“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效”，“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的反战，到圣人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再到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先民的主流思想一直都是以爱民为本。 《尚书》中还借周武王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大意是：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老百姓责怪抱怨我，我如今必定前住伐商。”《尚书》中更有：“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古往今来，历史的演变无不在都在证明：唯有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才能铸就长治久安。 为什么要以民为本呢？苏轼在《策别十六》 中直言道：“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因为老百姓是基层建筑，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黄宗羲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朝代演变规律，得出天下治乱的根本决定要素：“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显然是民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达。 孟子说：“百姓是最重要的，社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更要轻些。所以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就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信任就能做大夫。诸侯危害了土谷之神，那就改立诸侯。祭祀土谷之神的牲畜是肥壮的，祭祀土谷之神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干旱水涝，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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