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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国家。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帝王诸侯建国，要立坛以祭祀“社”、“稷”，后来就用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丘民：田野之民，引申为众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变置：更立，改立。此指更立贤君）。牺牲既成（供祭祀用的牛、羊、猪已经肥大。牺牲，牛、羊、猪等祭祀品。成，饲养之期已足，长得肥硕），粢盛既洁（放在祭器里的谷物都已洁净。粢，音 zī，古代供祭祀用的谷物。盛，音 chéng，.把东西放进去），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尽心下》 【译文】 孟子说：“人民最贵重，其次是土神和谷神，君王为轻。因此得到民众的拥戴，就可以当天子；得到天子的赏识，就可以当诸侯；得到诸侯的赏识，就可以当大夫。如果诸侯无道，危害到社稷的存在，就可改立贤君。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已经饲养得很肥大，放在祭器里的谷物又都很洁净，也按时祭祀了，但仍然发生旱灾水灾，就可废弃那土神和谷神，重立新的。” 【评析】 本章是孟子民本思想最鲜明、最集中的体现。他认为，为了社稷的利益，可以更立贤君；为了民众的福祉，可以变置社稷。国君和社稷都不是绝对的，唯有民众是不可更换的，他们才是组成国家的主体。所以，民众最为贵重。 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孟子，对各国诸侯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干戈不息的社会现实，有着切肤之痛，他的言论大都是针对现实政治问题而发。孟子的政治思想，以民本为核心，以仁政为纲领，以王天下为最终目标，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使民众获得福祉。 “民贵君轻”思想的要点是：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孟子.告子下》）。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离娄下》)，“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离娄上》）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下》），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以至于提出了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下》）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关注的不是君王的威严，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统治者的权益，而是民众的命运。它在政治上突出了统治者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在道义上肯定了民众反抗、推翻暴君的正义性，在思想上打破了神权、君权至上的蒙昧迷思，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民贵君轻”的思想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起了制约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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