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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孟子》，首先要了解孟子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特点。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孟子》一书虽然并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够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这篇列传，包括十几个人，始于孟子，终于墨子，是一篇战国学者的合传。重点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开头便说：“余读孟 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据这篇列传，孟子的生平事迹大致是：孟子，鲁国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为子思(孔子孙孔)的弟子(一说是再传弟子)。他曾经去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没有成功。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七篇，记录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论。 孟子继承了孔门这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尽管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 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这也是孟子所谓仁政理想的一个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 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 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 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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