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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弢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鉴赏家，其曾将平生经眼的古籍目录荟为《古书经眼录》一书。其中共著录古籍400余部，善本云聚，洵为民国以来古籍版本目录的经典之作。此书向无整理本，稿本收藏于国家图书馆，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之影印出版。 该书整理者专门研究版本目录之学，尤其对民国书目图录钻研有年。其有感于此书特有学术价值，而影印稿本学者用之不便，更无一二注释识语，不能昭扬弢翁是书之精要，于是援前贤之例而作《弢翁古书经眼录标注》。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有幸拜读，深感整理者之用心，非仅在标点整理之便于后学，更是对版本目录整理新模式的尝试，别开生面，颇有意义。具体可从三点而言： 第一，是书对《古书经眼录》中所著录的古籍详加核查，对有迹可循者，注明其现今馆藏地点，便于读者访求。 “有据可寻”对于版本目录而言尤为重要，然而在版本目录学史上，很多书目虽然对其中著录的古籍有着详细丰富的记录，为读者提供了较为详细的信息，但对所其著录的版本今藏何处，却往往付之阙如，读者核验版本颇为不便。当然，以往受客观条件所限，整理者没有便利的条件可以依凭，自不必吹求。如今《弢翁古书经眼标注》一书，充分利用了当下便利条件，将其中诸多古籍的馆藏地、索书号一一标明，为读者“按图索骥”提供方便。于此必将进一步揭示对前人版本目录价值和深化今后的研究。 第二，对《古书经眼录》中著录古籍的钤印、题跋等相关信息加以核对，完善前人的著录。 对藏书印、题跋等相关版本信息的著录在清代以来的版本目录中并不少见，诸如《天禄琳琅书目》《黄丕烈藏书题识》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信息的著录是评价一部版本目录的重要参考依据，但是其中的价值不应仅存在于形式上，更应是记录内容的真实可靠。 前人注意到藏书印、题跋等信息要素在版本目录中的重要地位，但受当时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难以做到核实这些著录信息，因此这一时期的版本目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价值意义并不相同，尤其是后者的实际价值是需要通过核验的。《弢翁古书经眼标注》一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或是核对原书、或是核对图版，对《古书经眼录》中所著录大部分藏书的藏书印、题跋等版本信息一一加以厘清，补充、更正了不少内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将《古书经眼录》所著录古籍亦见于其他书目者加以标注。 《古书经眼录》所记录者为弢翁经眼古籍，这些古籍有些被其购得，有些则仅为其经眼，因此该目录实际上近似于弢翁的一部鉴藏古籍记录。经整理者考证，《古书经眼录》的编写时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弢翁随手记录。这些古籍有相当一部分也见于诸如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邹百耐《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王子霖《古籍善本经眼录》、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等书目。通过对相关书目加以标注，能够为梳理这些古籍的版本特点、递藏源流提供重要的参考，建立了不同目录彼此之间的联系。
此外，《弢翁古书经眼标注》在以上新模式的尝试之外，对于弢翁自庄严堪藏书的收集方式和自庄严堪书目等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资料。 其一，通过对弢翁经眼古籍的标注，可知当时交易买卖在古书流通中所占比例和影响较大。 在《古书经眼录》所著录的414部古籍中，为弢翁购得者有107部，见于当时由书贾所编写的目录《文禄堂访书记》《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古籍善本经眼录》者有167部，这些数据说明了古籍交易成为当时藏书家收藏古籍的重要途径。此前我们虽然对于古籍交易在流通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所了解，但是《古书经眼录》却是我们目前所见罕有的以买家身份来编撰的目录。该书目的出现，在前人已知的藏书家的鬻书目录、书贾的收书目录之外，补充了藏书家的购书目录这一环节。 同时，在此基础上通过将弢翁所记与书贾所编目录加以比对，既可以发现编者身份不同对于同样一部古籍的着眼点有别，也可以进一步发现书贾所记内容往往存在较多谬误，是由此类目录的编写目的在于售卖有关。 其二，通过《弢翁古书经眼录标注》，可以进一步明晰弢翁收藏古籍的过程，为研究自庄严堪藏书的递藏提供了新的资料。 弢翁晚年将其藏书精品捐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冀淑英先生据此编有《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共著录藏书726种，所反映的是弢翁将藏书捐献给国家的最后状态。弢翁《古书经眼录》著录藏书414部，只有部分被其购藏，但反映的却是其在三四十年代收集古籍中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中所著录的一些古籍反映了这一特点。 总之，《弢翁古书经眼录标注》不但是对弢翁《古书经眼录》的文字整理；更又在此基础上尝试将版本目录追求真实可靠的特点加以深化，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将前代同类目录因时代局限性所未能实现的标准加以实践。最后，该书也同时为民国时期藏书流通研究及弢翁藏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和视角。（本文作者供职于重庆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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