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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饮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神农氏起便有以茶入药的说法，其后数千年间茶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文人墨客皆以饮茶为雅趣，于是散发着笔墨清香的茶诗由此应运而生。 我国茶文化“兴于唐而盛于宋”，因而茶文化与文学的融合在宋代也达到顶峰，苏轼作为北宋著名的大文豪，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有大量歌颂茶道的佳作，其间描绘的茶俗与借茶传达的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我辈研究宋代茶风的活化石。  宋代茶之风俗《神农百草经》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可知早在上古时期，先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茶叶的药用价值，秦人取蜀之后，茶逐渐流传到了中原地区。 东晋时，上层世族聚敛成风，朝堂士林之中弥漫着一股争奢斗侈的风气，而有识之士为了对抗这种不正之风，便提出了“养廉”之论，而茶则成为了清廉俭朴的象征。而且茶具有提神的功效，清谈家们认为以茶助兴可以使头脑长时间保持清醒，于是茶便成为了当时文人们聚会时不可或缺的饮品。  种种因素之下，关于茶的学问和饮茶礼仪逐渐开始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西晋茶学家杜育在《荈赋》中写到了茶的生长环境、农夫采茶的情形、煮茶用水和用器的讲究，还描绘了茶煎好后“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美妙情形。 至于唐代，由于气候变暖，茶树种植面积更广，茶叶进入了商品市场，而饮茶风尚也因此从南方扩大到北方，从宫廷士人阶层普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了“比屋之饮”，茶文化迈入兴盛时期。 陆羽做《茶经》，确立了一个系统的茶文化体系，诗僧皎然则在《饮茶歌》中首次提出“茶道”一词，赋予茶以“道”的精神，刘贞亮认为茶“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以理性的语言将茶的功能提升到了道德教化的最高层次。  到宋代，随着制茶技艺的不断精进和皇室贵族的大力提倡，我国茶文化发展到了“盛造其极”的鼎盛阶段，名茶种类达到200多种，饮茶风俗深入平民百姓之中，成为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物，王安石曾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 唐代文人雅士对品茶方法、程式已经有了一定的讲究，但到宋代，文人对饮茶技艺的追求达到了历史顶峰，不但有煎茶法和泡茶法，还有丰富完善了点茶、分茶等饮茶技艺。 点茶即斗茶，是宋代文人骚客聚会娱乐时最热衷的雅事，《菩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记载“东坡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危人研松江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写的就是斗茶之事。  斗茶分碾茶、罗茶、候汤、点茶四个步骤，碾茶就是将茶饼碾成粉末，既要保持茶的颜色，又要使得茶香四溢；罗茶则是将茶末放入茶罗中筛细，这样才能“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色”； 候汤包括选水和烧水，考验的是对水质的讲究和对水开程度的把握；点茶先是将茶粉加入少量开水调成膏状，然后用茶筅击拂，使汤花显现，以汤花色泽鲜白、茶面细碎均匀为佳，而且汤花与盏咬紧，保持时间长为胜。 分茶晋时已有，但到宋代更为文雅精致，其主要特点是在注汤过程中，用茶匙或茶笑击拂拨弄，使激发在茶汤表面的茶沫幻化成各种文字形状，以及山水、草木、花鸟、虫鱼等图案，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专门的技能。  宋代茶文化之繁盛另一体现就是茶馆，宋代以前，茶馆只有上层阶级才能够享用，但至于宋时大城市与小城镇都出现了不少的茶肆、茶坊，而且这些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看上去十分体面，无论是文人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乐于在茶馆聚会，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茶馆文化。 除此之外，《萍洲可谈》记载“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俗遍天下。”宋代以茶待客蔚然成风。而苏轼《赠惠山僧惠表》中有言“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所记叙的就是以茶接待远方好友之事。 而且茶礼甚至进入了婚姻礼仪，在相亲、定亲、婚礼中都要用到茶，相亲称“吃茶”，而男方下聘礼时，要包括羊酒、缎匹、茶饼等物。  宋代茶之功用在宋代时期，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诸多联系，无论是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还是在经济外交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而苏轼的茶诗之中对此有颇多反映。 宋代所著的《古今源流至论续集》中记载：“宾主设礼，非茶不交。”可知当时茶在交友活动中的重要性，已经到了没茶没朋友的地步。苏轼在《道者院池上作》中写道：“下马逢佳客，携壶傍小池。”描写的是路上偶遇好友，拿着随身携带的茶壶一起在景色优美的小池旁浅斟细品，相谈甚欢的场景，若无茶相伴，两人赏景叙话势必缺了些意境。 而且茶象征淡泊高洁之气，历来是文人雅士互赠之物，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以茶礼赠是宋人君子之交的最好体现。  苏轼经常与好友互赠茶礼以诗唱和，他有一首诗题名《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戏作小诗》，记叙的是好友怡然和尚送他一些垂云新茶，于是苏轼便回赠大龙团一事。在苏轼的茶诗之中，以茶互赠的诗数量是最多的，可见当时这一风俗的盛行。 除了交友之外，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孝亲”之意，苏轼的《新茶送签判程朝奉以馈其母，有诗相赠，次韵答之》中写道：“缝衣付与溧阳尉，舍肉怀归颍谷封。……火前试焙分新胯，雪里头纲辍赐龙。” 苏轼将新茶送给好友，好友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享用，转而先奉给母亲，此事以茶为引，体现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宋代好茶之风深受皇室的影响，在当时有朝廷赐茶的风俗，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宋代茶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苏轼曾言：“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苏轼原本应该尽快赶到外地上任，但是为了等待皇帝赐茶，而迟迟不愿出发。 他所等的是宋代第一名茶——龙凤团饼，此茶为皇家贡品，即便是朝廷重臣没有皇帝的赏赐也拿不到，而头纲又是首批贡茶，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不仅意味着能品到世间至味，还代表了皇帝的荣宠，苏轼自然望眼欲穿不愿离去。 宋代的茶叶不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国家经济和外交而言也十分重要。  宋朝时产茶地区覆盖了20多个州，在茶区扩大的基础上，茶叶的产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茶叶价高，许多民众放弃田地改而种茶，于是官府开始征收茶税，为国库增加了很大一笔进项。 而在西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受《茶经》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饮茶习惯，许多商人受利益驱使走上了茶马古道，当时北宋战马稀缺，兵力孱弱，为了解决军备问题，北宋政府趁机以茶换马。 政府设立了一个专职部门——茶马司，按照“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交易原则，专门负责对外茶马交易，同时该部门还能够帮助朝廷控制各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宋代茶之精神茶历经数千年的演进，早已不是简单的饮料那么简单，其背后融入了历代文人墨客无数的命运坎坷，深沉的思想感情与高远的人生追求，以苏轼为例，茶诗在他的创作中所占颇多，他曾以茶喻君子，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以茶为武器，传达入世救世的渴望，以茶为救赎，通过植茶饮茶摆脱现实的磨难，使心灵暂得疗愈。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时最擅长以物喻人、托物言志，苏轼在他的茶诗之中经常将茶喻为佳人、君子、小人，使得茶性与人性融于一体，表达出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重塑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苏轼写道：“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在他看来，茶乃冰雪仙草，像真正的佳人一般天然优雅高洁，因此无需将茶饼装饰便能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与佳人相对应的就是君子，茶性亦具有君子自强不息、不卑不亢的另一面。 在《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一诗中，苏轼称“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他以历史人物的性格比拟不同的茶味。将建茶与草茶做对比，建茶有如君子，虽然苦硬兼有，但森然可爱、骨清肉腻，有如汲黯、宽饶般耿直刚正、义气存身，品过方知真味永存。草茶则像是徒有虚名的小人，乍得权用则妖邪狂劣、滞泥轻浮。 苏轼抓住建茶力甘而后，草茶味短而淡的特点，分别用来比拟君子、小人，以此进行褒贬，他将张禹比作草茶，认为他虽然有学问，但为人唯唯诺诺，缺乏君子之风骨。 而君子的另一特点则是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也就是主张积极入世，在现实当中追求人生的价值。中国传统文人历来都讲究“以天下为己任”对于国家发展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宋代诸多文人墨客都借茶养廉，以茶雅志励节，并借茶表达积极入世的精神，苏轼就是如此。 《荔支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苏轼表面上是通过批判丁谓、蔡襄争着以茶邀功，荼毒百姓的事情，指斥官府只知邀宠而不管为民办事的奸臣之举。 实际上苏轼运用的是“春秋笔法”，他不仅对于丁、蔡媚上之事反感，对于皇帝亲小人远贤臣的做法也大为不满，皇帝一旦接受进贡，会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各地佞臣纷纷效仿，最终蒙受苦难都是普通百姓。 因而他以“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这句话来诘问佞臣同时也会斥责统治者，他不畏权势、直指时弊的入世精神从这首茶诗中便可见端倪。 然而苏轼虽有心入世，他的仕途生涯却极其坎坷，一生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使得他大半辈子都在困顿窘迫的境遇中度过，在此背景下，生性放达乐观的苏轼时常借茶来表达自己对磨难的自适。 熙宁四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而遭受排挤，被迫到杭州任通判。长途跋涉再加上仕途不顺他心中苦闷不已，在《试院煎茶》中“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两句，苏轼通过他人饮茶的考究与自己贫病交加作对比，表现自己生活困窘。 但是末句却说“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表明自己只要有茶喝就足以排解心中的苦闷。 元丰二年，苏轼被贬到黄州，因为粮食储备不足，他的生活贫困不堪，但在《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中他自言“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苏轼并不因眼前的磨难而绝望，反而苦中作乐，通过亲耕植茶来满足自己对茶的渴望，在亲身劳作中释放心灵的压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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