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肖桂荣 活着，父亲被母亲数落了一辈子，嫌他没本事。他索性逃之夭夭，死了，从此一了百了。一生要强的母亲还是靠父亲的抚恤金度日，焉知不是老天爷开的玩笑。 父亲去世的那天下午像往常一样平常，中午，他照例回家，吃完饭后，他照例去上班。只是，他离家时的背影成了深深的印迹，他默默地走出狭长的胡同，走到大街上，然后一转身消失在人流里。从此，再没有回来。 那一年，我还在高三复读，两次高考失利后，我只能继续复读。没办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农村户口的女孩子来说，考大学也许是鲤鱼跃龙门的唯一出路。父亲一直盼着我能为他争气，可惜我没有。 那天下午，一向不管闲事的爷爷叫住我，“你爸出事了！快去你姥姥家接你妈回来。”父母常年分居，父亲带着我姐弟三人住在城里，母亲独自在农村。父亲是装卸工，早年的客车，旅客的行李都是放在车顶上。据说当天父亲从客车顶上摔下来，有路过的旅客发现，同事们才知道父亲出了事。父亲当即被送到医院，直到去世，他再没有醒过来。 我吓坏了，跟着父亲单位的人去到二十里外的姥姥家。一路颠簸，等到姥姥家时，天已全黑。我敲了半天门，母亲大咧咧的声音才从里面传出来，“谁啊！敲门敲得这么急！” 想来亲人们间的心灵感应，都是文人墨客的瞎掰。父亲出事的时候，我在上课，母亲在田间劳作，当时没有一丝一毫的与往日不一样。 在医院里，我看到面目全非的父亲，那个大张着嘴巴，拼命呼吸的人是父亲吗？我不敢凑上前去看，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他还能活下来吗？我浑身都在颤抖。 母亲想的很天真，也许休养几天，父亲又能生龙活虎起来。她安排我先回家，我一路骑车回去，越来越大的不安和恐惧占据心头，我总害怕有什么不幸会发生。 果然，大约夜里十一二点，门外传来母亲凄厉的哀嚎声，父亲去世了。父亲，我的父亲，从下午四点多出事到晚上十一点，不足几个小时，他因“重度脑挫裂伤、脑干损伤”死亡。想不到中午与父亲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父亲的葬礼上，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周围人念叨最多的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 小小年纪的我忽然意识到，人生无常。 …… 从此，我活得战战兢兢。 我怕有一天，母亲也会像父亲一样，忽然离我而去。幸好母亲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她预留出足够的时间，让我好好爱她。从大学毕业到母亲离世，24年的时间里，我深深地爱着母亲，尽我所能。 我特别喜欢给母亲发钱，母亲还跟我客套，我义正言辞地塞到她手里，“给你就拿着，把老爹那一份也花了，只有这样才不亏。“每回回家，我都抱抱母亲，拉着她下馆子，娘俩对桌而坐，母亲特别开心，“十里八乡都知道我有个好闺女。”“看，您老当初供我上大学，真是赚翻了！”后来母亲病得久了，总要提醒我她的身后事，“该吃的都吃啦，该玩的也玩啦！还有什么不知足，剩下的，你就不用管啦！”我诺诺连声。 母亲从60岁以后靠透析生活，对于倔强又自立的她，何尝不是一种折磨？我是自私的，我害怕自己无父无母，面对身体日益孱弱的母亲，我拼命鼓励她活下去，活下去。母亲活得很不开心，但身不由己。 等母亲过完70周岁的生日，她一天天跟我抱怨活着就是受罪。她瘦得皮包着骨头，佝偻着身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够了，够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我是不是很残忍？ 人老了，连选择死亡的权力都没有。2020年春节，疫情初见肆虐的苗头，我一家三口决定提前回京。临走，我带着儿子去医院里看望母亲。母亲的身体已经很差，时不时地要住院，母亲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拍拍她的手，抱抱她，走了。 自从父亲去世，每一次与母亲的离别，我都当成最后一次的见面。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只有这样，我才不后悔。 临终，母亲终于实现梦寐以求的心愿，两个弟弟都守在她的身边。我被疫情搁置在北京，听弟弟们诉说母亲非常难受，闹腾得厉害，一分钟也不能安生。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从母亲得尿毒症需要透析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她一定会走得很痛苦，但我们无能为力。我在电话里听着母亲的呻吟，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乖，听话，好好睡一觉，等睡醒了，就没有不舒服了。”母亲，我可怜的母亲，由于体内的毒素无法排出体外，她胸闷，憋气，不能平卧，烦躁…… 我是一个胆小鬼。感谢疫情，我无法与她见面。等母亲只剩下活着的时候，弟弟们把她拉回家，回到她当年拼了半条命盖的房子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父母都走了，今生的父女、母女缘已尽。 …… 道家崇尚“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既然如此，何来送钱、送棉衣之说？ 何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通过写作，认识世界，快乐自己，结交朋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