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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西城钓鱼台 2014-11-25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神情有些恍惚的母亲清醒了许多,她抚摸着父亲的衣服对我说:“我与你爷一块生活了40年……”
  按美国人对于婚龄的说法,40年婚龄是红宝石婚,足以珍贵难得了。这种说法,母亲不知;她也不知“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是何种境界的感情,她只知道无论她坐在天井里等多久,再也等不到生命里相依相伴的那个人了。
  卧室的写字台上,依然放着父母在门前绿化带里拍的一张合影:母亲伏在父亲身后,搂着他的脖子,俩人脸上都溢满微笑。于是,他们当年一同工作的一副画面便呈现在我面前了——漾着金光的蒸发池里,一颗颗盐粒晶莹透亮,像是盐工精心播下的种子,它们在卤水下吮吸着阳光,私语着,嬉笑着,较劲地长着身量。
  七十年代的爱情如同隐没在池中的盐粒,只能悄悄生长。我在母亲无意间透露出的只言片语里猜想:那时的她是否常在工余时间坐在池沿上,两手托腮,思绪追着白云,默默的发呆?同一工区的父亲在经过时也断然不敢往池中扔下一粒石子吧,只能远远的对望,从母亲投递的眼神中捕捉到彼此的心照不宣。
  那个年代的婚姻自然缺不了一个媒人。当父亲费尽心思找到一个领导兼同乡作为媒人后,没想到他的婚事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母亲是姥姥的独生女,掌上明珠般捧着长大。姥姥的谱路很明确,就是要父亲入赘。据她的考量,父亲孔武有力的身材及他用饭的兼人之量,完全能给这个人脉单薄的家庭一个厚实的支撑。
  奶奶是个因循守旧的人,在她眼里,儿子给人家做上门女婿,会让她在人前矮上一截,尽管她身边还有其他三个儿子可以承欢膝下。奶奶的阻挠与反对让父亲颇为受挫。最终,他得到了大姑的声援。大姑是奶奶的长女,在这个大家庭里说话很有分量。她摆出的理由很简单,入赘姥姥家隔着单位近,不用风里雨里地往家赶,省去了家人的挂心;另一个理由很直接,便是母亲脾气温顺,像个持家的人。我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留着时兴的“白菜帮”头型,穿着格子上衣,坐在四个闺蜜之间,眉眼清秀,看上去很出众。
  父母结婚的纪念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在姥姥家简陋的另两间小屋里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那年,母亲十九岁,父亲二十一岁。
  
  二
  
  母亲说怀我的时候营养不良,七个多月便早产了。尽管我的到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忙乱,但婴儿猫泣般的细细哭声,瘦得起皱的小小身体,以及蜗居内到处弥漫的乳香,让二十岁的年轻母亲瞬间成熟与坚强起来。她支撑起瘦弱的身体,逼着自己尽可能多的喝下姥姥精心做就的蛋花汤,以期能为这个早产的孩子提供充足的母乳。
  某个浅秋的上午,温和的阳光穿越榆树叶的缝隙,投射到天井里的大簸箩上。三个月大的我躺在里面,在母亲“洪湖水,浪打浪”的哼唱里打着瞌睡。散养的母鸡们怀着几分好奇靠近簸箩,歪着脑袋往里细看。加完夜班回家的父亲见状轻喝一声,吓得它们咯咯叫着四散逃去。父亲一面蹲在门口洗着满是汗渍的脸,一面嘱咐母亲:“好生看着,别让鸡给啄了。”据说那时候的我瘦得皮包骨头,粉红的肚皮下肋骨毕现,连肠子的蠕动都能瞧得清楚。
  时至今日,母亲常常望着我一米七的个子感叹:谁能想到那么点点小人儿,能长成这么高一姑娘。
  在父母蜗居的那两间小屋里,随着我的到来,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为了填饱三个孩子的肚肠,父母像是一对外出寻食的鸟儿,早出晚归地忙碌着。父亲是个能干的男人,对于生活的目标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他总想变着法儿地制造惊喜。比如会在我睁开惺忪的双眼之后,听到天井里人声喧闹,推开房门一看,左邻右舍都在扯着渔网摘鱼。白肚皮的梭鱼像是结在渔网上的果实,累累的扭成了麻花。有的梭鱼还会在邻居的手里打着挺儿,惹起摘鱼人的一番惊叫。
  逢到邻家打到满网的鱼,父母也会过去帮忙,这种合作已然形成一种无言的默契,不会推脱也不必言谢。
  父亲捕鱼回来在枣树下吃面叶的当口,母亲已与姥姥把鲜鱼装上独轮车,推到市场上去卖。回来时还会买上一斤糖油条分与一家人共享,至今我都很怀念童年里糖油条的滋味。入口咀嚼,迟迟舍不得下咽,那种香甜的味道萦回于唇齿间,久久不散。
  父亲是个细致的男人,相对来说,母亲的性格有些粗疏。譬如她用过的针线包,随手一放,再用时就找不到了,有次竟遗落在床上,好在没有扎到人。凡此种种后,父亲只能无奈地叹道:“你娘放的家什就没个准地儿!”
  我所熟悉的冬夜里,很温暖的情景便是梦醒之后,父亲披着一身月光回家,哈着双手,随后从大衣里掏出一叠钞票,那是他的年终奖金。母亲蘸了唾沫,只是薄薄的几张,她却能饶有兴趣地连数好几遍。炕上的几张小脸同时聚拢来,也饶有兴趣地看。父亲用他还有些凉的大手依次把我们赶回热被窝,笑呵呵地说:“你娘是见钱眼开呀,数钱的时候最高兴。”随后很有成就感地一仰头,有些自嘲:“男人,就是养家的嘛。”表情的几分得意常惹得我们眉开眼笑,当然也包括母亲。
  父亲还会在某个冬天的傍晚,出发回来后带回家一筐蜜桔,那可是在村里好多人家的孩子连桔子皮都不认识的年代啊,所以,享受蜜桔美味的时候简直是种奢侈。我们姊弟仨都尽量把吮吸进的每一丝果肉都品味个透,连瓤瓣上的白色桔络都不放过,吮吸所发出的每一丝声音里都透着甜蜜,透着满足,透着幸福。
  
  三
  
  我八岁那年,父亲开始实施他的盖房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在他心底酝酿了好久。九年间他没日没夜的操劳,集腋成裘般的积累盖房资金。当初父亲还是一名盐业工人,身强力壮的他晚上捞盐,白天捕鱼,即便为捕鱼的事曾被单位割过“资本主义尾巴”,他也没有退缩。宣布盖房计划时他已经调入建安公司,并在几年的历练里掌握了盖房技术。父亲信心满满,一门心思要在村里亲手建造属于自己的新房。我想那所新房的矗立,不仅仅表明那是家人的一处安身之所,更重要的,那是身为上门女婿的父亲白手起家、自立门户的一个见证。
  彩霞满天的傍晚,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跟母亲站在村东头河湾旁的空地上,起劲的描述着。尽管那时他们面对的空地一片荒芜,还布满村人取土时遗留的大坑。但母亲显然已经陶醉于父亲的描述中,在她的脑海里已然浮现出了新房的模样:石头盘根,一砖到顶……她会想到整洁的灶房,宽敞的卧室,舒适的大床,能映出人影的玻璃窗。三个孩子像是刚吃了“欢喜团”,蹦跳如撒欢的小马驹,欢天喜地,笑闹不已。
  这种美好的想象让母亲产生出无穷力量。那时刚刚包产到户,她料理完坡里的庄稼,就推着独轮车跟父亲一起到房基地不远处的沟里推土,以垫平地面上的那些大坑。
  以后的时间里,几乎每天在我放学前去探看时,房基地上都会有一些可喜的变化:先是房基被垫高了,近旁添了一堆沙,水泥,而后是新摞好的好几垛红砖。终于开始打夯了。父亲俨然是位挥斥方遒的指挥官,年富力强的他目光炯炯,握着夯把一声“起”,那帮泥瓦匠工友便应声扯着夯绳,沉重的石夯被高高举起,随着父亲的号子一下下砸向地面——咿来来敲啊,再一夯,来这边啊……工友们随声附和:咿来来敲啊!
  每一夯的落地声里,土地打着颤儿,在精心的敲打中收缩并坚硬着身板。父亲腮头上的肌肉也被震得直哆嗦,额头上涔涔冒着汗气,在早春的阳光下蒸腾。
  母亲在一旁忙着烧开水沏茶,她红光满面,神采飞扬,似乎周身都发散着用不完的劲儿。
  之后的两个月里,逢着休班,父亲的工友们都会相约帮我家盖房。母亲成了父亲的专职小工,她和灰、递砖,帮父亲擦汗,脚步生风地忙着,房子在父亲与他工友们的手下一天天起高。
  上梁那天,父亲在还敞着胸膛的天井里放了很多鞭炮。母亲跟姥姥焖了好几锅黍米糕,用刚擀好的白面饼一一包好,让我给村里年长的老人们送去。我如同小孩子逢年,有种绽放希望的欢喜,兴高采烈地领命送达,一路欢歌。
  
  四
  
  女为悦己者容。在我们那个小村里,母亲的装扮有些与众不同。她穿的衣服布料虽然很大众,但款式剪裁得体,熨烫得极为板正,走在街上很是惹眼。父亲对母亲衣服上的花费,向来不过问。他很受用逢年过节一家人衣着新鲜地聚到奶奶家的心情。那时的母亲头上烫着卷发,穿着呢子大衣,站在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中,很富有神采。
  《童年》的歌声在大街小巷中回荡——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小时候我很盼望长大,盼望将来也能穿上母亲穿过的衣裳。有几次借下雨之机,我穿着母亲的外套上学,及膝的酒红色针织上衣套在我瘦小的身上形若长裙,但我嗅着母亲身上的气息,依然得了宝贝般兴奋地在课间的校园里疯跑。
  那时节村里流行学缝纫,不甘落伍的母亲也拿起了剪刀。我记得她曾给我亲手做过一件淡紫碎花的上衣,两个半圆形的口袋上装饰着花边,娃娃领,紫纽扣。我预想着穿上它的美丽,急不可待。母亲在我的催促里好脾气地蹬着缝纫机,秋蝉在树荫里执著地鸣唱,让我感觉那年的初秋,安静而充满期待。
  住上新屋不久,在父母的打拼下,新屋里慢慢添置上了大立橱、组合柜,之后又拥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具有韧性的蒲苇,很经得起岁月的消磨。我梳理着自己的成长经历,猜想父母最艰难的日子便是供给弟弟上大学的时光。那时我刚成家,在小县城里开始了捉襟见肘的生活,根本无力顾及家里。母亲拾掇完地里的庄稼,就去老河口附近的滩池子里捞卤虫子儿贴补家用。父亲已调到保卫处工作,值完夜班,他便去工地上打工。常年的劳累使他得了脉管炎,小腿上青筋暴起,像是一条条蜿蜒爬行的蚯蚓。皮肤脆弱得吹弹可破,裤子的摩擦就可能使得腿部破皮,继而溃烂,好久都不见好。母亲寻来蒲公英,用蒜槌捣碎,敷在他溃破的创面上。腿未见好,父亲又收拾起他泥瓦匠的那包家什,奔赴工地去了。
  有天,母亲在电话那端哭泣,说为父亲刷鞋时看到鞋洞里满是血水,已经凝成了暗红色。想是父亲搬石头时太过用力,从破溃处流出的吧。可是我坚强而刚毅的父亲,却只字未提。他骄傲儿子不负他望,终于就读于南方一所有名的高等学府,这对于在他乡安身立命的父亲,是何等的扬眉吐气!为此,他戒了抽了二十多年的烟,也为了寄去校园信笺上书写的款项,他不辞劳苦地忙碌着,无怨无悔并且精神振奋。
  在父母眼里,有奔头的生活是美好的,即便粗茶淡饭,布衣衩裙,也会活得有滋有味。
  有年母亲节,弟弟寄来一张卡片。母亲攥着它,上面的字她都能认全,但她还是让我一遍遍地念:母亲啊,无论我走多远,也走不出您心灵的广场。
  她坐在天井里,鼻息里飘进的满是麦子将近成熟的味道,母亲嗅着那股气息,不禁潸然泪下:你弟弟,快毕业了。
  十年过去,弟弟毕业后留在南方的城市安家落户,小妹也有了爱情归宿。父母眼看着苦尽甘来,应该卸下生活的轭套,颐养天年了。然而困厄却像是极寒天气里的旋风,不知何时就会平地而起,掠起痛苦的沙砾,扫在脸上麻沙沙地疼,叫人猝不及防却又无可奈何。
  由于多年浸泡海水的结果,母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清晨醒来,身上的所有关节就像打了结,得忍受着剧痛将胳膊腿捋一会儿才能下地走动。父亲陪她到处寻医问药,针灸、膏药、药酒,轮番上阵,甚至尝试过多种偏方。五年过后,尽管其间母亲的皮肤因为用药多次过敏,但风湿骨痛却奇迹般痊愈。因用药过杂,在村人前去讨方时,她竟不知其中的何种方子显了奇效。
  病愈后的母亲变得有些任性,父亲听任着她的喜好,连同退休金及担任工程监理的两份工资都如数交到她的手里,以期她能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或者这种生活,是父亲曾经承诺过她的。
  母亲常说,找个比自己大的男人可以照顾自己。从母亲病中,父亲凝望母亲的爱怜眼神里,我读到了诸如患难与共的词义。受母亲的影响,在我的青葱岁月里,我一直期望能遇到位能大自己几岁的男子。而现实总是很残酷,如同潜伏在水底的小鱼,只是抵着水面吐了个水泡,便遁逃无踪了。
  
  五
  父亲年轻时,很喜欢跟他那帮泥瓦匠哥们喝酒。有时我晚自习回家,他们仍在院子里灯火通明地推杯换盏。母亲忙前忙后地张罗饭菜,却很少发牢骚。也是从那时起,我懵懂地领会了“夫唱妇随”的含义。
  中年以后的父亲,由于建安公司分崩离析,当年的哥们因分流而各奔东西,父亲与他们的聚会如同散场后的戏院,起初喧闹,继而稀落,最终寂寥。
  那年夏天,弟弟在与父亲“落叶归根”的对话里回到了家乡。一家人终得团圆。每当接到儿女们回家的通知,父亲干脆休班,起早就去早市上买海鲜,与母亲一起准备丰盛的饭菜,等着孩子们回家共享。
  有次午饭,父亲接过母亲为他倒好的“杏花村”,笑咪咪地冲我儿子晃晃,当时还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立刻条件反射地说:“外公,我没忘记长大后去杏花村为您打酒呢!”在众人的笑声里,我似乎看到岁月的光影定格在儿子三岁前的画面:父亲教他背唐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童稚的儿子许是看到他外公喜酒,于是便投其所好地应诺:“外公,我长大了去杏花村为你买酒哩。”我猜父亲当时听了这话肯定倍感欣慰,即便这句承诺在不断游走的光阴里,听来有些虚妄与渺茫,但是疼爱他的外公却很执著地相信,他看大的外孙不会忘本,总会颠覆老家的那句俗语:外甥狗,外甥狗,吃饱了就走。
  儿子的这个许诺已经伴随成长过程重复了很多遍,甚至有了一种演绎的味道,但饭桌上的父亲闻听依然眉开眼笑:“还是外孙贴心,知道他外公爱喝杏花村啊。”
  因为工作原因,儿子十一个月便被送到老家由我父母看护。那时父亲还在工地打工,每天一身疲乏回家,晚上还要打起精神给小外孙和奶粉,并且随时领受他哭闹时的狂轰乱炸。那夜,北风呼号,漫天飞雪。我儿子夜里突然发烧,父亲急忙推出三轮车,母亲把孩子包得蚕茧一般,抱得紧紧的,似乎怕有人掳去,坐在车斗里,两人急急向医院奔去。一路上天寒路滑,行驶极其艰难。母亲的脸紧贴着被头,听着外孙急促的呼吸,恓惶不安且焦急万分。
  过后,母亲向我诉说这一段求医经历时,脸上依然隐现着担忧与不安。“唉,好在孩子打了针,很快退烧了。”我看着儿子粉嫩的脸,随即想起母亲讲述我小时候夜哭不睡的情形。她抱着我摇晃着,嘴里哼唱着催眠的歌谣,不停地在狭窄的小土屋内走来走去。但这些寻常的哄睡方法,对我毫不奏效。母亲喂奶,帮我揉肚子,排除了一切可能病痛的诱因,我仍咿咿呀呀哭闹着,彻夜不睡。
  邻屋的姥爷听着那哭声着实让人心焦,便听从了大姥爷的方子,找人在一张白纸上写满字,贴在校外的围墙上。有识文解字的老师或学生见了,便会朗朗上口: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为了你能睡个安稳觉,真是什么法儿都用了。”母亲如是说。
  想想幼时我哭闹着的那些夜晚,父母为我所受的煎熬;成家后,他们又为我儿子操心受累,愧疚之余,心里就像包了一团蒺藜,刺刺的疼。
  
  六
  
  2010年的冬天很冷。医院胃镜室外的长凳上,父亲双手抱着头,当放下来时,已经噙满了泪。他刹那间变得极度脆弱,惶恐、无奈且不甘,像是历经风雨侵蚀的一块岩石,石面斑驳陆离,显得单薄而沧桑。
  那个不详的消息是母亲告知的,她在电话里不停地啜泣:“你爷,怕是得了不好的病。”
  心存着希望与侥幸,祈祷市立医院的诊断与开发区医院会是截然不同,那才是真正的确诊。如此,大家虚惊一场后,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陪同父亲一起回家,而母亲与姥姥早已忙活于厨房,准备着香喷喷、热腾腾的的饺子。那种欢聚,会是何等的欢畅,像迎接一场新生,母亲会抱着父亲喜极而泣吧?那种执手相看泪眼,却无语凝噎的场面,叫人多么心碎!
  结果却是不敢相信的残酷与悲凉。于是,对生命充满着无限热爱与不甘的父亲开始了与癌症的较量。
  三期化疗加上长时间的放疗,大多时间陪床的,是母亲。一直娇宠母亲的父亲此时关系像是倒置般,他突然变得像个任性的孩子,有次化疗后腹内犹如翻江倒海般难受,饱受折磨的父亲索性从病床上坐起,负气地想要回家。此时,暮色四合,病房楼前的一树杏花浮动着袭人的香气。母亲轻言细语地哄劝着他,在楼前的空地上散步。
  父亲觉得自己就像押向刑场的囚犯,“不要老是用枪顶着脑袋,索性射出颗枪子,反倒痛快!”
  “你倒痛快了,孩子们就没爷了!”母亲这么说着,泪如泉涌。
  父亲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咱听医生的,我不再叫着回家了。”身旁,杏花胜雪,父母相互偎依的心间很暖。
  求医间隙,但凡父亲感觉有劲,就与母亲在屋子东面的马路上漫步。在观念比较落伍的乡间,他们毫不避讳地手拉着手。夕阳西下,俩人悠悠走着,父亲脑子里充满了规划:他想当身体稍稍好点就休憩一下房屋,正屋的屋顶出现了缝隙,下雨时会漏雨。我想那是父亲隐隐的担忧,父亲害怕他哪天撒手尘寰后,母亲会受淋。
  有次,他们牵手漫步的画面被妹妹看见,她不无惋惜地说:“要是有台DV,给录下来多好!”
  化疗之后,父亲开始积极地进行中药治疗。初夏的阳光已是燥热,天井里响起了父亲劈木柴的声音。他依然臂力过人,肌肉结实,坚硬的木柴在与斧头的抗衡下,身形崩裂。母亲用筒子炉生着了火,不一会儿,院子里便弥漫起泛着苦味的药香。
  父亲曾对我说,他不怕死,但怕生不如死。那生不如死的病痛,会是怎样撕心裂肺的折磨?父亲在眼看着癌细胞把他的肌肉一点点吞噬之后,有气无力地扬扬皮包骨头的双手,“看,连这点肉它也不放过。”多么贪婪的寄生体!它是何时潜伏在父亲的身体里的?又是何时蓄势而发?回想起对父亲健康的漠视,我心痛得不能呼吸。
  母亲望着呻吟着父亲,用手按了他脚背一下,“看,今天肿得差了!”我不忍说明真相,我知道那是母亲回避现实的无奈之举,正如父亲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不忍给母亲一句交代。只是那天清醒,他听着病房外面雨声淅沥,握着母亲的手说:“以后逢着下雨,正屋漏了,就搬到西边屋里住……”母亲伏在他肩头痛哭,父亲眼里却不再流泪,或许在起初查出病后的许多个夜里,在母亲的轻鼾声里,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七
  
  今年春节后回家,母亲很神秘的对我说,你爷过年来家了。我吃了一惊,疑惑地望着母亲。她毫不理会我质疑的表情,依然沉浸在回忆里,脸上浮现出生动的神采。
 “大年三十晚上,还没到半夜,你弟弟他们还没起来过年。有些人家起得早,炸响着鞭炮,放得礼花映得窗玻璃红红的。我听到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你爷进来了,穿着板正的呢子大衣,许是走了两年他很想家,他关了关窗户,摸摸窗框,摸摸缝纫机上我还没有纳好的鞋垫。
  “我却冲他发火了,我扑上去用拳头捶他,用手掌拍他,呵斥着他——你还知道回来啊?这两年你去哪里了?每天夜里我都逼着自己早睡觉,好到梦里去找你。我满坡里找啊,头发上都沾着野草,去过那片我们一起干活的盐滩,去过一同捞卤虫子的卤水池,我咋找不见你啊!
  “你爷好脾性地看着我,任由我哭闹,就是不说话。”
  “娘,你那是做梦呢!”我摇着母亲的胳膊,打断道。
  “不是做梦,很真切。我还掐了自己一下呢,你看,我的胳膊到现在还青着呢。”母亲撸起袄袖,现出胳膊上掐青的淤痕。
  “我觉得你爷一直跟着我哩。我做饭,他坐在一旁看,我打扑克,他陪在一旁乐呵,今冬里,睡着睡着听到床边有滴水声,是暖气漏了。我收拾着被褥,边干边哭,要是你爷在,他肯定连夜就能把暖气拾掇好。那阵儿,我叫着他的名字,看到泪光中,他站在床边哭。”
  我为母亲拭去眼泪,紧紧抱住了她。虽然她诉说的一切,都是臆想,但却给母亲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如同鲁迅《秋夜》中描写的那朵不知名的小花——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这种臆想的希望如同那朵小花,尽管瑟缩着,却知道有春天会来。
  或许在母亲心里,父亲从未逝去,只是远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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