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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贺兰山阙  以“三大战役”为转折点，解放战争进入我军向全国战场胜利大进军的阶段。美蒋反动派看到在军事斗争上已不可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步伐，慌忙使出政治手腕，妄图苟延残喘。蒋介石又是演出“引退”闹剧，又是施放“和平”烟幕，而暗地里，却继续调兵遣将，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我军前进，先“划江而治”，保持半壁江山，然后再伺机反扑。然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英明的党中央早已洞悉其奸，决定不让其阴谋得逞。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正当我们在太原前线激战的时候，我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九江，东至江苏江阴，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中心南京，接着，红旗又插到了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大军继续向华南发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划江而治”的美梦。于是，国民党只好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和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国民党在这片辽阔地区所依靠的主要兵力有三股:一是胡宗南所部十七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二十万人，二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三是宁夏军阀马鸿遴、马鸿宾的部队，青、宁三马共有十个军三十三个师(或旅)，约十八万人。这样，西北战场敌人的总兵力为三十八万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解放了古都西安。胡宗南被迫将部队撤退到西安以西约二百里的扶风、眉县一带。他把主力五个军集结在渭河两岸，形成集团配置。 马步芳和马鸿逮的老巢虽在青海和宁夏，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为了拉拢他们，先后任命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逛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因此这反动而残暴的二马就得意忘形，企图以蟆臂来阻挡历史的车轮。 他们先是将部队驻扎在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地区，后来，当他们得知我华北两个兵团来到陕西后，慌忙又向西北退到麟游山区，一面与胡宗南部遥相呼应，一面也为其继续逃向甘肃、宁夏准备退路。  在我军方面，由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的到来，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约三十四万人。与敌人总兵力相比，我军少四万人。但是，敌人有相当部分兵力远在西宁、兰州、银川等地，即使现在陕西的敌人，兵力配置也较分散，除胡宗南五个军猬集一起外，两马害怕被我围歼，将其部队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同时，胡部与马部之间，也有着很大的空隙。.加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胡宗南与二马长期以来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即使二马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马步芳实力较强，又自恃有西北军政长官的官帽，终日以“西北王”自命，目中无人;马鸿遗是马步芳的长辈，现在屈居副职，当然很不甘心。因此，他们表面上联合作战，内心里各有打算。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利用敌人矛盾，集中兵力先攻一敌，从而把他们分而歼之。 但是，对胡、马这两坨三摊子敌人，到底先打哪个呢?彭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决定:先打胡宗南，后打马家军。为什么要先打胡宗南呢?这是因为:第一，胡宗南部在陕北遭我连连打击，损兵折将，战斗力已减弱;而马家骑兵，战斗力较胡部为强。根据毛主席的作战原则，应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一第二，胡部集中，便于围残;马家兵配置分散，一遇风吹草动，骑兵逃跑得快，较难聚歼。第三，胡部龟缩于扶(风)眉(县)狭小地区，缺乏纵深，其南面秦岭地区兵力甚小，没有策应能力;其北面虽与麟游山区的马家军遥相呼应，但是中间有着较大空隙。这样，就便于我军利用地理条件进行穿插迂回，包围胡部。当然，在攻打胡宗南部时， 必须防止二马的增援。所以，在主力攻胡的同时，应该拿出相当强的一部兵力对二马进行箝制。 以上就是以彭总为首的西北战场前委对于著名的扶眉战役的思考。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方案，并特别发电指示，让我们十九兵团担负“籍马”(籍制二马)的任务。电报还告诫我们“严防两马回击”，“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精神，彭总部署第一、二、十八三个兵团进行扶眉战役，围歼扶眉地区的胡宗南部;第十九兵团箝制北面麟游山区的二马骑兵，掩护主力部队侧翼;卫戍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秦岭佯动，牵制秦岭地区的胡部。 当下达任务的一时候，彭总有些歉意地对我们说:“你们十九兵团长途行军，赶来西北，很辛苦。本来应当给你们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别说休整，连准备的时间也很急促了。战机很重要。为了抓住战机，只好紧张些。好在主攻部队已有充分准备，只要你们按照毛主席电报中的指示去做，不要'轻视两马’，'严防两马回击’，特别要注意不让两马绕到背后进行突然袭击，那末，就可立于不败之地，而我们主力就可胜利完成围歼胡宗南部的任务。” 七月十日，我们十九兵团进至乾县、礼泉以北的高地，矛头直指麟游，并大造“打马”舆论，搞得两马风声鹤映，随时准备拔脚向甘肃、宁夏逃跑，根本就顾不上来策应胡宗南。于是彭总从容指挥许光达同志率领的第二兵团、周士第同志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和王震同志率领的第一兵团，迅速包围胡宗南部于扶眉地区。 胡宗南被我军的突然进攻搞得目瞪口呆。他有三个“没有想到”: 一542一第一，没有想到解放军华北两兵团入陕后，竟不经休整便投入了战斗。他原以为华北两兵团经过长途跋涉，至少要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 第二，没有想到解放军先向自己发动进攻。他原以为解放军一定先向马家军发动进攻，到时自己可以从侧面进攻解放军，既可不承受正面压力，又可立下与二马联合作战取胜的功劳。 第三，没有想到自己五个军的集团配置，竟被解放军轻而易举地包了“饺子”。他原以为自己这样配置，五个军互相呼应，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 正当胡宗南懊恼不止的时候，我主力部队经过两昼夜激战，取得了扶眉战役的巨大胜利，共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了八座县城。只有部分残敌向秦岭溃逃。 毛主席得到捷报，十分高兴，当即发电报嘉奖“打胡胜利极大”，并要我军“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 扶眉战役彻底打碎了胡、马之间的作战联盟。我军打胡时，二马怕自己被歼而未敢援胡，后来，胡宗南大叫要“追究责任”。而胡宗南的主力被歼，残部逃往秦岭，使二马陷于孤立，因而更加害怕，匆匆北撤至陇东，准备扼守甘肃和宁夏通往陕西的咽喉—平凉。因此，继扶眉战役这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之后，我们将乘胜追击，进行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我们将在平凉一线寻找战机，进行“打马”。 七月十九日，彭总召集一野各兵团、各军的干部，到貌镇附近的一座大庙里开会，传达了毛主席《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会上决定以十八兵团两个军在宝鸡箝制胡宗南部队，以一兵团、二兵团、十九兵团以及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向西北方向一追击二马，力争将其围歼于平凉地区。 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十九兵团由礼泉、乾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向平凉方向追击敌人。我们的坦克营和装甲车队在前面开道，轰隆轰隆地颇有声势。这些装备弥补了我们对付二马骑兵经验不足的问题，敌人的铁蹄、马刀在铁甲面前失去了威风，让我们的战车追得屁滚尿流。我们的战士风趣地称这些坦克、装甲车为“开路机”。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一兵团、二兵团也相继出动。他们在我们的左翼，取道陇县，准备插到平凉西面的径源、安国一带，以包围平凉之敌，并阻击可能从兰州和固原开来的援敌。而第六十二军则为这次平凉战役的总预备队。这样，各路大军驰骋，烟尘滚滚，揭开了西北大追击的序幕。 早在出发之前，我们就认真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纪律教育，要求部队按照毛主席关于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一方面和马家匪军作战，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 尤其是通过回族聚集区，特别要注意团结回族同胞。为了尊重回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通过回民区时，各部队都注意清洗炊具、不带一点油腥。每有清真寺，一律派上岗哨、保护，不准部队人员进去。许多村庄的回族同胞因受二马欺骗和煽动，人都跑光了，家中门户紧闭。我们的部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就在门上贴上“不准开门”的纸条，签上指挥员的名字。这些行动，使当地群众很受感动。躲出去的老乡渐渐返回家园，纷纷向我军控诉二马的罪恶。他们说:“马家军说你们是汉人的军队，是来'杀回灭教’的，说你们要把寺院 烧光、东西抢光、男人杀绝、妇女带走·”，’’早知你们这样好，村里人也不会上山了。” 快到平凉一时，有一位年老的阿旬带领几十个头戴白帽的回族老乡站在路旁，提出一定要见一见“大长官”。杨得志和李志民同志对我说:“老耿，你在这一带工作时间长，熟悉当地风情，你去接待一下吧！' 我洗净手、脸，来到那位阿旬面前，只见他们十分诚心 地捧着一面锦旗。’阿旬见到我，把右手搭在胸前，对我说: “这锦旗上面的字表达了我们的心:'一切赞颂，都归共产党，都归毛主席。’请你收下。” 我知道这是套用《古兰经》上“一切赞颂，都归安拉”的话，心中十分感动。 在我按回族礼节接旗的时候，兵团的随军记者抢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当这张照片登在报纸上的时候，那位记者还附上一篇新闻报道。解放军视回族老乡如兄弟的消息，比我们的脚步还快，迅速传遍了回族区。回族同胞宰羊担酒，吹起琐呐，沿途欢迎正义之师。当时正值盛夏，一堆堆甜瓜摆在路旁，回族群众就象华北的支前群众一样，硬往战士手里塞。如果战士不接下来，他们就会生气地说:“你这朵娃，瞧不起我们是怎么的?’’这样的情景，在别的地区或许不算什么，但发生在长期被二马匪帮盘踞的地区，被国民党的反动民族政策造成了严重民族隔阂的地区，真使人感动万分。 平凉一带地势高峻，海拔比西安高出一千多米，昼夜间 温差很大。由于临近接敌，我的工作也多起来。大概是几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一直没有休息，加上夜间受凉，我突然病倒了。这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二马分道扬镰，一个撤向六盘山，一个逃往静宁，把平凉要塞让给我们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了解到:马步芳搞了个《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打算在平凉地区与我军决战。在这个《计划》中，他把宁马(即马鸿建的宁夏部队)部署在正面战线，而把青马(即马步芳自己的青海部队) 部署在远离正面战线的侧翼。老奸巨猾的马鸿逮，本来对马步芳就有戒心，现在一看这个《计划》，立即觉察到马步芳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实力，而把宁马推出来打头阵的用心: 如果胜利了，青马可以坐享其成;一旦失利，被歼的是宁马，而青马就可以溜之大吉。气昏了的马鸿逢接到命令后，把马步芳大骂一通，然后一纸密令交给亲信部下—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要他“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宁马向六盘山撤退，青马勉退到固关、静宁一带。这样，敌人的平凉决战计划便告吹了。 接着，在固关之战失利后，青马继续向兰州逃跑，宁马则逃向银川，他们为了各保自己，再也顾不上“联合作战”了。根据敌情的变化，彭总作出了新的决定:十九兵团主力先会同二兵团挥戈向西，直下兰州，歼灭青马，然后再回戈对付宁马。一兵团直取青马的老窝西宁。十八兵团负责籍制胡宗南残部。 八月八日，我十九兵团除留下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监视宁马外，主力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发。由于我的病情加重，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让我回西安治病。我到西安治疗半个月，急忙出院想赶回兰州前线，可是，捷报传来，西北第二大城兰州已经解放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我的意料。 接着，彭总发布了解放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命令。 十九兵团按照彭总的命令，于九月九日从兰州整装出发，向宁夏进军。 我也于九月九日从西安出发，到固原和部队会合，然后向银川进军。 所谓宁马，包含着马鸿建和马鸿宾两股势力。他们各有自己的军队:马鸿建的军队叫宁夏兵团、由他的儿子马敦静为兵团司令，下辖四个军，即马光宗的第十一军、卢忠良的第一二八军、马全良的贺兰军、马敦厚的骑兵第十军。马鸿宾的军队主要是第八十一军，由他的儿子马停靖为军长。整个宁夏的马家军共有七万多人，由马敦静任总指挥。 这是一支真正的“父子兵”、“家族军”。我曾对杨得志同志说过:“马家军的番号倒是好掌握，唯有他们这些兄弟爷们的关系令人头疼”。他们下达作战命令不是用部队番号，而是“老大”、“老二”、“老三”地分配任务。这大概也是马家军的特色之一吧。 我们对马鸿逆、马鸿宾的情况及其关系，曾经作过一番调查: 马鸿逢同马步芳一样，也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他有着一段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围剿”我鄂豫皖红军时，马鸿透曾充当刽子手。同年十月，他又袭击过正在转移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一九三五年秋我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他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对红军进行堵截和追击、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又是这个'马鸿遴向蒋介石递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的主张。西安事变后，他通电声讨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表忠一。杭战期间，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躲在银川，借口防共，不肯抗日，把蒋介石捧为“再生之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马鸿逢屡次派兵侵犯解放区。不久前，我军解放兰州后，马鸿建还飞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要“坚守宁夏”，“决心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接着，他从国民党那里领了几百万银元的军晌后飞回银川，扩编军队，准备顽杭。他在原来三个军之外，又增编了一个贺兰军，企图在守不住银川时到贺兰山里打游击。 马鸿宾和马鸿遴有区别。在抗日战争期间，马鸿宾曾与 傅作义联手，共同在绥远西部抗击日寇。解放战争初期，他手下的一个团长被我军俘获，彭总释放了这个团长，并写上一封亲笔信叫他带给马鸿宾。马鸿宾见信后，将一匹良马奖给这个团长。 尽管马鸿宾和马鸿遣是堂兄弟，但由于马鸿逢实力强，且为人蛮横霸道，所以马鸿宾处处受其压制。因此，宁夏两马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存在着隔阂和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一方面进军，一方面做马鸿宾的一工作，争取宁夏和平解放。 恰巧有位和宁夏上层人士交往甚密的爱国老中医郭南浦先生，主动向我们提出，愿意去说服宁夏当权者举行起义。经过彭总同意，我们就委托郭老先生去银川进行劝说工作。 这时，色厉内茬的马鸿遴，借口到重庆参加军事会议，带着小老婆乘飞机逃离银川，留下儿子马敦静负责宁夏军务。 宁夏守敌共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东起同心，西至甘肃境内的靖远和景泰，由第八十一军与部守靖远，一个骑兵团守同心，一个骑兵旅守景泰，构成松散的弧形防线; 第二道防线由黄河北岸的中卫和南岸的中宁所组成，由第八十一军主力和贺兰军分别守卫; 第三道防线设在中宁至银川间的金积和灵武，由宁夏兵团主力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分别守卫。 我军兵分三路: 第六十四军并指挥独一师、独二师为右路，从固原沿西(安)银(Oil)公路北进，一路斩关夺隘，于九月十二日攻占同心后，向宁夏重镇中宁逼进。 第六十三军之一部为左路，从兰州一带出发，在攻克景泰后，越过长城，沿黄河北岸东进，直扑宁夏另一重镇中卫。 第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主力为中路，从兰州和定西出发，攻克靖远后，向守敌第二道防线挺进。 时值夏末秋初，高原上的树木落叶纷纷，部队长途跋涉，风长露宿，十分疲劳。但兰州的胜利就象一把火，激动着 战士的心。我们决心与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早日解放宁夏、解放大西北再立新功。大家说: “要尽快解放大西北，就仗我们的腿啦!” 十四日，中宁解放。马鸿宾及其儿子马悼靖，接受我方忠告，于十九日率领驻防中卫的第八十一军残部起义。我们请示彭总后，将该部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由马淳靖为军长，并派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同志为该军政委。 马鸿宾部起义，以及中宁、中卫两个重镇的解放，重重地打击了马敦静。守敌急忙下令炸开黄河大堤，妄图以洪水来阻挡我军前进。 然而，这也阻挡不了解放军的滚滚铁流。我几路大军连克金积、昊忠等敌人据点、要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银川。 我们兵团部前进到灵武，我用望远镜隔着黄河，可以清楚地望见银川。此时，马敦静已乘飞机逃走。城里的守军无心顽抗，只顾收拾细软逃命。我对炮兵的同志说: “轰他几炮，叫他们投降。” 我们打了三发炮弹，一发打在城外，一发落在城里一个广场中间，一发击中黄河码头。守敌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得不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 九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字生效。我们立即用电台报告了彭德怀同志。 之后，杨得志、李志民、潘自立等同志忙于成立宁夏军管会，我则率领六十四军一部分兵力，追歼残匪。这股残敌约有一个师的兵力，向乌达、瞪口以北流窜，进入大沙漠中。 我们用四十辆大汽车追击，但是，敌人不知去向。后来，曹祥仁同志在电台值班，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半夜把我叫去，经过研究，断定那便是这股逃窜之敌发出的信号，从而判明了敌人的位置。于是向这个位置追击，果然一箭中的，全歼这帮残匪。 我们在宁夏北边扫荡残敌时，乘机到贺兰山打黄羊，改善部队生活。在那里，我结识了百灵庙的一位蒙古族王爷。 打太原时，我从阎锡山的老巢里缴获一条日本狼狗，经过训练，成了我们的军犬。那时我的爱人赵兰香同志也在前线工作，有什么情况需要通知我时，便在狼狗脖子底下拴个小条，它凭嗅觉便可很快找到我。在贺兰山，百灵庙的这位王爷爱上了这条狗，提出要拿别的东西与我交换。 蒙古族还保留着游牧习惯，狗是他们很宝贵而且必需的家畜。这位王爷需要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必须忍痛割爱，以显示 我军的真诚与大度。所以，我便点头答应了。 他喜出望外，连连用汉语说:“好!好!”当时就拉我走出蒙古包，叫人各了两匹快马，领我向大草原跑去。我大惑不解，搞不清这位王爷搞的什么名堂。跑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树林边上，他下马测量了一番，命人挖开地面。很快，三部军用电台“出土”了。 王爷告诉我:在我军向宁夏进军时，国民党军统特务曾来到这里，煽动蒙古族上层人士组织反动武装，准备一旦宁夏兵败、即把贺兰山以北的地方当根据地。这些电台，正是他们为建立反动武装而带来的，企图以此直接与军统总部联络。由于我军进展神速功口上绥远傅作义的旧部已经和平改编，所以，特务的阴谋来不及实现。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王爷发现了军统特务在逃跑前埋电台的地方。军统特务曾威胁他，如果说出去，就要杀他全家，王爷只好把这个秘密埋藏心底。在我军严格执行团结各民族的政策的感召下，王爷终于把这些电台送到了我军手中，用以表示他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信任与尊敬，同时，也用以和我交换狼狗。 我再三感谢他，一面交给他狼狗一面嘱咐他要相信共产党、毛主席，相信人民的江山只要打了下来，就永远不会变颜色，他不必怕那些军统特务回来报复。当然，考虑到当时斗争还很复杂，此事我一直为他保密。 这些电台全是印有U.S.A的新产品，功率相当大。我们把电台安全运回银川，留给即将担任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潘自力同志。 我们把六十五军留在宁夏驻守，兵团部率六十三、六十四军班师西安。 就在我们解放宁夏的同时，我一、二兵团大军云集酒泉，准备向新疆挺进。新疆反动军政当局看到国民党气数已尽，无心抵抗。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与彭德怀同志取得了联系，决定起义。他逮捕了一批国民党蒋系特务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宣布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九月二十六日，原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也通电起义。九月二十八日，彭德怀同志和王震同志率领一兵团第二军，浩浩荡荡，二路向西，直取迪化(乌鲁木齐)。十月一日那天，我军进入迪化，从而宣告了大西北的全部解放。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在大西北的辽阔土地上，通过电波听到这个伟大的、庄严的、激动人心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第一声，来得多么漫长不易，又多么突然而迅速啊生中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革命斗争千回百折，终于换来一个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比兴奋的我，和全体指战员一道欢呼，欢呼我军踏破贺兰山圈，解放了宁夏;欢呼大西北全部回到人民怀抱;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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