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李建学
清代的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治。
首先，钱穆先生阐述了他的观点——制度与法术。钱穆说，制度出于公，是政策方面的体现；法术就是方法和权术，出于私，主要体现在事情或手段方面。西汉制度多，东汉则光武帝的私心多一些；唐代的制度建设比较好，宋代法术用得多；明代事多制少，清代在明代的制度里，加上许多的私心，其“部族政权”，几乎看不到制度了。
“部族政权”就是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钱穆说，这种私心的措施，不算制度；算是法术和手段，满蒙即如此。
1、政府组织
一是清代比明代更加独裁，虽然沿袭了内阁制，皇帝的权利有增无减。雍正开始，内阁之外添加了一个南书房——军机处，上直接对皇帝负责，下可以控制全国。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和各省督抚直接下达政令，下达的就是皇帝的意旨。
二是六部尚书相互牵制，行政效率低下。前朝的六部，基本上设尚书及侍郎各1名，一正一副，配合行使职责。清代的六部，设满族尚书1人侍郎2人、汉族尚书1人侍郎2人，每个人都有权给皇帝单独请示汇报。且地方的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都可以向皇帝“专折言事”，地位很高的翰林院却不得“专折言事”，地方低级官员和百姓没有发言权。
三是清代的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都置有一块横躺着的石碑，叫卧碑。上刻禁令三条：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与西方社会言论、结社和出版三大自由正好相反，著名的金圣叹就是因为触犯卧碑禁令被杀了头。
四是不仅军机处的命令不容异议，且直接到当事人，不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长官；皇帝给各部长官的指令，也是直接到人，一般都是“背靠背”，同僚相互不知情。皇帝把吏部的用人大权剥夺殆尽，不仅高级别的官员由皇帝把控，任何一个小官，都要向皇帝引见才能任用。也就是说，想做芝麻大的官，都得皇帝开恩。
五是清代地方政府从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开始，已经有4级；还把明代用来处理紧急事务的总督和巡抚变成第5级行政官员固定下来，虽然管理权限各有侧重，行政关系复杂。遇到军事时期，皇帝往往还要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总之是不许地方官员掌握一点实权。
六是清代不许汉人进入权力中心，两百多年间做到大将军能率领满洲军队的只有岳钟琪一人。太平天国后期出现的曾、左、胡、李等中兴大臣，甲午战争后又被满人边缘化。清代还把关外、台湾、新疆，还有连接蒙古的察哈尔和绥远划为禁区，不许添户口，不许垦种，便于统治包括给满族人留有余地。清代所谓中国者，也就是当时的内部18省而已。
2、考试制度
清代的考试制度，实在是一种愚民政策。因为满清对中国的统治，主要是依靠满人，联合蒙古人；对于广大的汉族而言，一方面讨好百姓，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清代沿袭前朝的考试制度，即使考取，也无法在政治上有作为。各级政府都是满人当家并占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也就是个点缀。
3、统治政策
钱穆没有专门讲清代的经济政策，而简要分析了其统治措施。清朝在军事重压下，沿袭了明代以来的做法，比如减轻百姓负担。这些做法本来是讨好下层人民以求稳定的，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百姓得不到实际好处，也就实效了。即使著名的摊丁入亩，也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矛盾。
这里看到钱穆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有点意思。钱穆说，帝国主义就是在本土之外占有征服（殖民）地的国家；它们在本国是民主政治，在征服（殖民）地另有政策。钱穆说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真正的帝国主义，因此要慎用某某帝国和某某大帝之类的词。先生60多年前看得清楚，现在动不动就是某某帝国和某某大帝，粗制滥造的宫廷剧更是如此。钱穆说，严格而言蒙古人建立的元和满人的清，因为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不同政策，才有一点点帝国主义的样子。
4、反抗、变法与革命
钱穆讲清代的政治得失，没有用如前面四个朝代一样固定模式。没有讲清代的兵役制度，用两个小结，简单介绍了清代民众的反抗，介绍了清末的变法与革命。
一是民众特别是汉人对满清的反抗从未停息，特别是清朝中后期。钱穆岔开话题，论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一没有思想，二没有制度，三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敌。钱穆说，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二是变法与革命的不同，关键是看到了问题的不同侧面，没有看清楚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满清的政治本质。康梁的变法和章太炎的革命，都有局限。
三是钱穆高度评价孙中山，因为他主张革命之后还得变法，变法的要点，就是废除皇家世袭制度。钱穆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总体而言，钱穆对清代的政治得失从统治方式上讲得透彻一些，对其它被统治或者从属于统治之下的经济文化包括军备之类，讲得不多。清代也确实没有太好的制度建设可以探究，至于给后世的经验，还在其“法术”方面。
五讲做完，钱穆先生在后边的“总论”里简要归纳了中国传统政治四条不好的大趋势，也没有完全展开。有一句话值得深思，钱穆说：“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实际上呢，中国人却习惯于人治，西方倒是注重了法治。原因复杂，孙中山的一句话有助于理解。他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2019年10月15日晨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