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1927年，23岁的邓公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初入社会，看他如何穿越纷乱复杂的环境。
莫斯科中山大学
那一年的就业形势不只是严峻了，毕竟邓公学的专业太过特殊，革命。这是组织最困难的时期，可能还没有之一。
蒋大佬背叛了同盟，在上海搞清洗，杀了很多人，此后的几个月里，各地都在围剿邓公的同志。
6月一个月，仅湖南一省就杀了一万多人。
快速崛起的组织其时已算是“独角兽”了，但因为没有军队这个核心竞争力，被蒋大佬硬生生杀成“中小企业”。
也算是一段奇遇，邓公在莫斯科和蒋大佬的接班人——蒋经国是同学，两人经常一起玩，同属一个共青团小组，邓公是组长。
没想到他回国一两个月，两个组织就反目成仇。
邓公运气比较好，先投在冯玉祥麾下，只是和其他200多位同志一起被“礼送出境”，没有受到伤害。
回忆起短暂的第一份工作，邓公印象最深的是西安的牛肉泡馍。
他去武汉的中央报到，给领导当起了秘书，这活儿不好干，领导的脾气很重要。
中央秘书听起来很厉害，其时组织已经风雨飘摇，借南京蒋大佬和武汉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在武汉还有喘息的机会，但这口气眼看也要危险了。
因为大领导陈独秀。
有一次会议是陈独秀亲自主持的，讨论河南问题，他说了一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
最尴尬的是邓公，会开完要给河南省委下一个文件，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让初来乍到的邓公一头雾水，吭哧吭哧写了300多字。
把文件给中央秘书长邓中夏看，他也很为难：太简单了吧。好在邓中夏比较大度，对年轻干部也宽容：
下次再写长点儿。
陈独秀是学者大师，写作水平自然不必说了，主席也自言他的文章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这种压迫感确实是年轻人很难承受的。
陈独秀的问题是家长作风，电视剧《觉醒年代》对此有很生动的表达，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痛苦，何况后来的同志们。
这位老派精英极度热爱创新，思维和行为方式却非常传统，因为他的独断专行和战略错误，整个组织面临崩溃的风险。
长江后浪推前浪，风云过后，由他启蒙的年轻一代，就要取而代之了。
这恰好发生在邓公的秘书生涯刚开始的这段时期，组织核心的格局发生了剧变。
不然只能写300字、不善言辞的邓公，自是难入陈独秀的法眼，前途也就没那么令人振奋了。
一生很长，一时很短，再难的环境里，也可能有机遇隐藏其中，还是要乐观。
7月中旬，陈独秀在中央已经“不视事”。邓公的领导，也换成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周总理。
不到一个月后，邓公接了个“大活儿”，八七会议。
这是一次中央紧急会议，讨论的是要不要搞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枪杆里出政权”的大事。
因此与会人员要分批“潜入”会场，开一天会就赶紧走，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8月的武汉热浪滚滚，防守严密的会场窗帘都不能拉起来，搞会务工作的邓公最先一个进，最后一个出，在里面吃喝拉撒守了6天。
53年以后，邓公去武汉参观会址，依然清楚的记得自己在会上睡过的地铺。
邓公也在这次会议上打了个翻身仗，文章写得特别长，现存所有有关这次重要会议的记录，都出自他的手笔。
3万多字。
好领导是能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的。12月中央回迁上海——蒋大佬杀掉第一个同志的地方，邓公也从秘书换成了秘书长。
时间久远，回忆像是自己会选择。邓公后来提起这段秘书生涯，有些直说“不记得了”，有些却像昨天刚发生的那样清楚。
1991年，他在上海过年，朱同志陪他四处逛逛、考察市容，他突然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年的细节：
为什么有条路叫福熙路呢？因为这里曾是法租界，福熙是一位法国将军。
其实他在上海，满打满算只工作了一年多，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
逛街。
重建中央是一个秘密的又很切实的工作，非常适合善于做实事且注重细节的邓公。
他几乎跑遍上海的大街小巷，选定各部门的驻地，每一个住所都要四通八达，用不同的生意和人员做好伪装。
各省通过秘密交通线的信息、人员、财物汇聚到上海，再散落到可能随时变化的各个驻地，交叉协同处理，再返回来处。
这是个看上去挺有“去中心化”特征的系统，但它的核心秘密，包括知名度非常高的周总理住在哪儿，只掌握在邓公手里。
实际上，他和周总理夫妇住在一座房子里，此时领导对他的信任，几乎是无可取代的。
看似简单的事做到高处，就非常重要了。实事做得好，说话也有力道。
有次开会时，李立三主张要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他这套理论曾让井冈山上的主席苦不堪言，并无基层工作经验的邓公当场表示反对：
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
当时跟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黄介然，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小平同志的特点是（会上）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
做到后来，邓公这位大秘已经独当一面了，中央及各地的同志有事汇报，大事找周总理，技术和事务性的工作，由邓公直接处理。
邓公的性格是两面的，年轻时更是如此，工作严肃认真、谨言慎行，生活中爱说爱笑，很好相处，这也是秘书的必备素质吧。
“诙谐得很。”
当时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这一点，多年以后仍然如此，一和老同事们凑在一起，邓公有说有笑，很放得开，像是变了一个人。
若非如此，在上海如何追得到发妻，“少有的漂亮”的张锡瑗？
地下工作的危险，并不会因为邓公的谨慎而变少，他也曾遇到两次生死一线。
一次是刚和罗亦农接完头，前脚刚出门，后脚巡捕就闯进去逮捕了罗，后来罗被敌人枪毙了。
另一次更危险，巡捕摸到了他和周总理的家，邓公自己出门办事，潜伏在巡捕房里的中央特科内线没法提前通知他撤离。
邓公回来一敲门，内线还在里面，和其他扑空的巡捕一起蹲守，故意应了一声示警，邓公一听声音不对，抬腿就走，前后不过半分钟，捡了一条命。
以后半年的时间，他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靠近。
1929年初，邓公要去广西下基层锻炼，搞武装起义，秘书生涯也就结束了。
从初入职场、社会的年轻人，发展到“大区经理”，邓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此进入残酷的战场，往后的日子也会更艰苦。
在建国前的20多年的工作中，有两件事连邓公自己也有些惊奇：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是运气太好，还是性格决定命运？说不好。一个人的经历和成长，总是通过基因、性格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来塑造的。
就邓公而言，他对性格和人品格外看重。一个靠谱的人，大概率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协作，交到更多的朋友，获得领导的重视。
邓公服务过的第一位领导陈独秀，后来别人提起他，大多是讲功过是非，邓公对他的评价很特别，突出强调：
“（他）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虽然陈独秀犯过严重的错误，为人太过强势不好相处，但邓公对他的性格和人品，是非常佩服的。
抗战时期，沉寂的陈独秀又成了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派戴笠登门拜访，主席也委托周总理请他去延安重返组织。
陈独秀不站队，连周总理送来的100银元都不收。好友胡适特别邀请他到美国写回忆录，他也拒绝了。
此时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资助，63岁溘然长逝。
1953年主席考察安徽，问起陈独秀，嘱咐当地政府，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都是革命烈士，理应优待。自此他还健在的小儿子陈松年，按月得30元补助。
1981年，邓公关照安徽省委，把这位老领导的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一代大师又回到历史里。
光明磊落的人，还是惺惺相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