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一个狂热发烧的时代

华兹华斯在1807年警告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介入太深，索取又消耗，白白浪费了精神，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心灵，在外部世界，在自然界，心灵可回应的越发稀少。

在我们现代的术语里，这叫作“异化”。这个词是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主义下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的。但对马克思来说，正如哈罗德·罗森伯格所指出的：

这些在自己的工作中被异化的工厂工人、生意人、专业人士，被抛向了市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而艺术家是这个社会中唯一无法被异化的人，因为他直接以自己的经验为材料，然后将其转化。因此，马克思认为，艺术家是未来的理想人类。但是，当受到马克思主义术语影响的批评家们谈论异化时，他们的所指却与马克思的哲学和革命观念完全相反。他们不是在说人类个体与自己的悲惨分离，而是某些敏感的灵魂（他们自己）未能在情感和知性上加入大众文化的神话与传统。而他们觉得，被排除在流行幻象和守成惯例之外，令人悲伤。

罗森伯格这么说。为什么我要将他同华兹华斯联系起来？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么一类人，无法忍受不更多地介入这个世界。顺便提一下，罗森伯格先生的文章有个有趣的标题：《拥有独立思想的人群》。

我还有两个引用可以提供。第一个是苏联国家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最近发表的声明。他警告苏联作家们，任何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说：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被要求不断升级其思想军备，它不可与外来观点有一星半点的调和，我们的艺术要将苏联生活方式的坚定主张与消除不问政治的消费心理学结合起来。

由于波德戈尔内先生谈到“我们的艺术”，那我对此也有些主张。在西方，如果你允许我给“政治”这个词下我自己的定义，那么“我们的”艺术远非不问政治。当我说“政治”，我的意思是世界与我们息息相关。与1807年相比，现在这个世界人口更多，更无孔不入，有更多问题，更具威胁性。正如华兹华斯所做的，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再把大自然和它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全由人造而非自然创造的世界，这是一个人造物也即头脑产物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存活，也依靠我们才能延续，它对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产生剧烈影响，让我忍不住要给予它政治的特性。

要么就是太多事情发生得太快，要么是相比早前几个世纪，这些事情能更多地被看到听到。社会已经变得更加活跃。

爱德华·希尔斯写道，

人民（希尔斯教授说的是西方人民）已经开始要求获得更多的服务、利益和关注，还要求能分享权威。这就让可见可听的东西更多了。……狂喜、兴奋和激动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持续特性。

我倾向于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处于极易分心的状态；经常处于疯狂状态。

波德莱尔说的“日常疯狂”，就是这个境况的早期状态，如华兹华斯和他那实在太迫近的世界一样。

到我们这个时代，狂热已经高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和从前一样，我们已把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拨给我们的历史专用。我们经常被告诫不要夸大，不要把自己的时代视为最糟糕或最艰难的历史时期。每代人都以这种方式抨击自己，哭嚎着自己的痛苦和负担。但仅仅用“战争”、“革命”甚至“大屠杀”这样的词语来描述20世纪发生的诸多事件，显然不够。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称为一系列不曾间断的危机。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以同等强度去回应危机，而且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大事件所震撼。有些人持之以存在主义式的愤怒，还说，觉得有必要尽可能赤裸裸地、剧烈地忍受住这些痛苦。其他人则更强硬，或武装得更好，或者只是不愿把自己的生活拱手交给历史解释——或交出自己的想象力，因为这种历史解释剥夺了人们想象自己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但我不明白我们如何能对所谓的“消费”社会的政治特性视而不见。

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事物的中间，暴露在巨大的公共噪声中。

这不是华兹华斯警告过我们的物质主义，而是更深远的危机。所有人都专注于恐怖、犯罪、城市的不稳定、国家的未来、帝国的摇摇欲坠、货币的崩溃、大自然的污染以及终极武器。诵读这一长串名单本身就令人不安。已故的约翰·贝里曼曾告诉我，T.S.艾略特再也没法读报了。报纸“太刺激了”，他说。相比堪萨斯州的制造商或哈佛经济学家，善感的诗人当然更应该兴奋难抑。无论如何，大多数人在思考的都是商业和经济问题。而他们的头脑现在转向了社会问题。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思考绘画、叙事诗、柏拉图主义或悲剧。他们的头脑相对这些东西而言，已经过于政治化了。我不确定我是否要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哀叹、抱怨人们对艺术的严重不敏感，甚至知识分子都这么不敏感。我只是发现，像我这样一个身边都是正经人、对美国知识分子有所了解的人，也不能说他们真的把文学当回事。文学对他们来说就是不重要。它不是生活中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在科学、技术、政府、商业、机构、政治、大众媒体和国家生活里，不在小说和诗歌里。很少、极少有人会像亨利·詹姆斯那样，认为艺术赋予存在以意义；很少有人想知道约瑟夫·康拉德的信仰还值不值得重视——康拉德相信，要理解一个人类事件，看见经验的真相，在道德上把握它，感受它的微妙之处，我们必须要有小说——读者的心绪必须沉浸在作家的心绪之中。

而现在，甚至小说家和诗人都不相信这一点了。像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人已经相当少见了。他认为，在苏联只有两种真正的力量，一种是斯大林的力量，一种是真理在诗歌中自我展现的力量。艺术家显然必须从自己的精神里找到力量，来抵抗我们时代的一大异化力量。这种异化的力量不是来自工厂或“市场的光怪陆离的世界”，而是来自政治。马克思的“未来的理想人类”显然是在俄国过早地出现了。

我想在此拿来与波德戈尔内做对比的，是歌德。歌德对作家社会责任的看法非常不同。他在1830年说过：

我从来没有费心自问在社会中究竟有何用。我满足于我认为好或真的东西。这些东西肯定在更广大范围有用，但那不是目的。

那些被冲突和持续饥荒折磨、被致命敌人困扰、为生存而奋斗的国家与社会，大概不会那么友好地对待超然沉思的歌德。内战期间的俄国以及希特勒入侵时的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然而，这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们都熟悉这位大亨，他哭诉着自己悲惨的童年，告诉我们他曾经多么贫困弱势，来为自己如今的邪恶和罪行正名。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也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它不会命令作家参与斗争。它并没有剥夺他们做出歌德式选择的权利。监狱国家的建造者和统治者、独裁者和寡头、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智囊——我们物种中最残酷、最变态的那部分人——将政治强加于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我们的艺术”在号召我们做什么。

在受到眷顾的民主社会里，我们找到了那些将政治强加于自己的人。我认为让—保尔·萨特就是一个例子，他通过要求“行动”来表现自己投身正义，而那行动就是恐怖和谋杀。他在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导言里告诉我们，第三世界在始终不熄的仇恨和杀害我们的欲望里，获得了男子气概。我们？他说的我们，指的是有罪的、怀恨的欧洲，以及“那超欧洲化的怪物，北美”。

萨特解释说：

原住民通过武力驱逐殖民者，才能治愈自己的殖民神经症，当他的愤怒沸腾起来，他会重新发现自己失去的纯真，他开始了解自己……这是一场一旦开始就没有宽恕的战争。你会害怕，别人也会怕你；也就是说，或是沉湎于分崩离析的虚假生活，或是获得本就属于你的国土统一。当农民手里拿起枪，旧神话变得暗淡无光，禁令被一条接一条地遗忘。反叛者的武器是他人性的证明。因为在起义的第一天你就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毁灭压迫者，同时也毁灭受他压迫的人；最后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头一次，幸存者感受到他脚下的国土。

萨特对我们的提醒有其合理性，他提醒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谎言意识形态”、“我们人文主义的脱衣舞”，以及欧洲的“肥胖、苍白……自恋”。这些提法都很公平。但是，当他坚持认为被压迫者必须通过暴力才能自我救赎时，我们应该把他当回事吗？我已经说过，作家正在放弃他们的想象力。拥抱想象力会让他们染上各种政治上、性和意识形态上的疾病；他们的牙齿直哆嗦，大脑里充满了净化狂想和经由谋杀达成的解放。

假设萨特写了一本关于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小说。他虽不是一个好小说家，但是艺术本身会强迫他处理真实或近乎真实的人类，而不是一群贩卖小册子的僵尸。假设在反叛中被杀的白人帝国主义者是真实的人，那么萨特能否证明屠杀了主人的奴隶就被暴力给救赎了呢？能否肯定他终于成为一个自由人？我强烈怀疑，这种陈词滥调会使《恶心》的作者感到恶心。战争一定令托尔斯泰愤怒，但《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切都经受过人性的检验，一字一句，全面细致。这部小说是托尔斯泰的处理之道。他让自己的信仰和激情服从于想象力的检验，接受艺术方法的判决。他的小说展现了根植于现实世界的人类，展现出真理是人类生死攸关的需求，一如呼吸。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里理想化的马民“慧骃”，在提到“谎言”的时候用的词是“并非如此的事物”。但说到真理的时候，我所指的就是真理。“真理、清晰和美，自然是公共事务，”温德姆·刘易斯写道，“真理或美，与供水一样受到人们的关注。”我所说的想象力之于真理，就是这样不可或缺。它是第一必要，而不是执行解放行动的一种欲望或责任。

萨特宣称，在18世纪，头脑出产的是：

一种双重行为，因为它产生了导致社会动荡的思想，同时也令其作者暴露在危险之中。而无论我们脑中在思考的是何种著作，这种行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定义；一个解放者。毫无疑问，在17世纪，文学也具有解放的功能。

不难想象，一个人可以通过杀死他的压迫者来获取自由和身份认同。但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宁愿对此表示怀疑。谋杀并不会让凶手变好。如果不加控制，他们会杀更多人，更加野蛮。也许肥料和现代农业种植模式会造福饥饿世界的农民，而不是让所谓流血重生的蹩脚戏码再次上演。

喂饱饥饿的孩子，要比制造尸体更有男子气概。

确实，作家18和19世纪拥有的重要地位已经不再。他输掉了。现在，他不是万物的中心。他觉得自己有社会责任，必须挑起动乱，必须为了正义而投身危险，这些横行霸道的想法，是因为他感到作家的重要性降低了，还带着一丝对18世纪角色的男孩气的怀旧。艺术作品要获得社会意义，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如果一个作家对政治问题真的感同身受，且遵循自己最深的信仰，那么他会写出值得阅读的政治小说。但是，充满历史诠释的意识形态大杂烩，没有任何价值。有些作家被他们国家的野蛮统治者硬推进政治，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对这些作家的勇气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也非常同情他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反对派的姿态写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身在西方的我们，他们一定对我们的天真、我们对重大事实的明显无知、我们与意识形态玩具的任性周旋，以及我们胡乱制造麻烦的行为感到震惊。他们一定也对我们很多人昏昏沉沉毫不敏感的脑袋感到好奇。

人类的一部分在监狱里；另一部分正在挨饿至死；而我们，这些自由的、吃饱了饭的人又并不清醒。怎样才能唤醒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