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4）

《阶级立场》第 15 期，2017 年

关于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的问题

关于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的问题。人民战争是革命暴力作为普遍规律的具体化。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该如何应用。

 

人民战争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机械复制品。虽然各种修正主义者都喜欢将人民战争描述为一场农民战争或者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这个说法最终也是同样在试图曲解，只是与前者用词不同），这些说法不是人民战争的本质方面。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群众。在被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领导的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在我们德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尤其是广大的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必须依靠的对象。问题不是如何实现“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如何在城市开展工作，并且在同时注意大、中、小 城市的区别。但是，修正主义者试图将人民战争修饰成某种东西（人民战争并不是这种东 西），然后声称人民战争不适用于德国。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辩证的发展”，而是如何依据本国的情况来辩证地应用指导人民战争的原理，并且是在我们开展工作的这个国家里依据该国具体条件来应用。人民战争里主要的是人，如果同志们能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把自己武装起来，则武器的问题可以很容易的解决。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空话，在革命战争里这会是鲜明的现实。革命战争能否在帝国主义国家存在，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成群众的政治化、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的问题。只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才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维持革命战争。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和经验，证明可以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城市地区来进行革命战争，以及可以长期地在 城市地区采取武装行动。

 

在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武装解放斗争——无论是在西班牙、爱尔兰或二战时的游击队— —都表明它们能够在当时当地存在的原因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②结果是，举例来说，爱尔兰共和军（IRA）得以坚持了三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而没有在军事上被击败。（这场斗争发生在）一个比德国联邦州还小的国家并且总人口不足二百万，其对手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因为爱尔兰共和军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结构。在二战时反对德国占领的武装行动同样可以发生在巴黎市区。

 

“在 1941 年 8 月 23 日，有传奇色彩的法国爱国者皮埃尔·乔治[这个人是一个共产主 义者]，化名法比安上校，在巴黎市区的巴贝斯（Barbes）地铁站杀死了一名纳粹官员。在七月份针对铁路线的行动里有 21 起被正式记录在案。1941 年的六月到十二月，法国义勇军（译者注：FTPF，法共领导的游击队）的破坏活动的文件有 107 份，他们的账上有 41 起爆 炸导致的停运和 8 起列车出轨。”更有甚者：“甚至在巴黎，游击队员的战斗频繁到巴黎郊区的德国士兵几乎不敢再晚上出门上街。”③

 

在法国郊区 2005 年的暴动中，警察被引入埋伏，遭受了大量的投石攻击甚至有时甚至被散弹枪射击。

 

这是 2016 年十月的法国：“在声名狼藉的巴黎南部郊区的拉格兰德伯恩的一处路口，两辆警用车辆在周末时被埋伏。这个路口是麻醉药和枪支交易的中枢并有监控。犯罪分子曾反复试图破坏监控设备。因此，巡逻的警察会定时前往这个路口。

 

“巡逻的警察在周六晚上成了犯罪分子的目标。嫌疑人向警车内投掷了纵火材料并且在一开始阻止了车内的两个警官离开正在燃烧的车辆——每次一辆警车。两辆警车上的四个警察，包括两名女性，受到了严重的烧伤，一名警察仍然生命垂危。'他们当时想杀死我们，’其中一名受伤较严重的警察周二时在卢森堡电台如此说。他描述了进攻者如何在'几秒钟’里包围了警车、砸碎车窗和向车内投掷燃烧瓶。他提到，'后面车上的同事着火了，我扑上去扯掉了他的衬衫。’他从没想到有一天事情会到这种程度。”④

 

毛主席曾经用过的、比利时的例子之前已经提到过了。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比利时的例子包含着哪些具体经验，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正规军曾被法西斯德国的国防军给轻松击溃：

 

在比利时，当地共产党主动在 1940 年建立了比利时游击队。比利时人反对许多资产阶级作者关于游击队运动提出的观点：游击战发展的起因只会出现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和出现在特定的种族或者民族身上。比利时的地理条件确实要差得多，如果和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相比的话。比利时地区主要是平地并缺少森林。当地没有著名的高山。当地人口密度很大，这些原因会使人们认为当地不可能组建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然而，比利时抵抗运动非常好地证明了，即便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比利时人也能建立强有力的游击队运动。针对这些外界条件，当地人建立了一个非法系统来组织比利时游击军队，这样的军队按一种三三制 建立：三个组成一个游击小组，三个游击小组组成一个连队，三个连队组成一个营，三个营组成游击军团，一个指挥官和他的幕僚来领导这个游击军团。此外，也有移动的小组借助机动车来尽可能地保持机动性。靠着这样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的组织，比利时人成功创造出了一支地下军队。游击队员如果有合法的日常生活，则在平时会住在自己的住房里。整个国家被划分成五个区，有总共十六个游击军团在活动。”

 

“他们[比利时抵抗组织]使火车出轨，使火车相撞，破坏铁路轨道，干扰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直接攻击占领军及其比利时附庸们，炸毁桥梁和岗哨，破坏电话线和电报线。在 1941/1942 年，比利时游击队进行了 1757 次行动，包括 246 起爆炸和火车出轨事故。仅仅在 1941 年的冬季，就有 125 辆火车出轨了。”⑤

 

“在最终解放比利时的战斗中，游击队员甚至抢在盟军抵达之前占领了一些地区并俘虏了数千守军。从 1944 年九月三日到十二日，比利时游击军以自己的力量在博里纳日俘虏了 23000 名纳粹守军的士兵和军官，缴获了六组火炮、一百多辆汽车、数以百计的枪械，而损失只有 85 名战士。”⑥

 

在 1943 年到 1945 年，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对法西斯势力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乡村有加里波第旅在战斗，在城市则有爱国行动小组（GAP）⑦——两个组织都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后者不只负责通报敌情之类的后勤支援任务，来支持乡村地区的游击战。在罗马⑧、弗洛伦萨、博洛尼亚、热那亚、都灵和米兰，都有划分好区域的多个爱国小组分支对法西斯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包括伏击部队、铁路和军事设施，针对虐待者和官员的报复行动，以及军事支援无产阶级的行动，包括罢工。爱国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该组织在后来得到了爱国行动队⑨的支持，后者的任务包括在更大范围内为爱国小组提供支持，包括直接加入武装行动和更多地吸收群众参与城市地区的武装斗争。

 

“游击战在库内奥省和兰佐山谷地区进行得特别激烈。当地的游击队组织和加里波第旅的分部——'库内奥（Cuneo）’尽其所能地支持了城市地区、临近的都灵省和该组织自己控制的地区的罢工者。所有从阿尔卑斯山谷到都灵的列车都被迫停运了，尤其是在皮内罗洛附近。运载着被撤离的工人的火车无法离开。在车站，来自游击队集会（assemblies）的军事指挥员组织临时的集会并激起了对罢工者的巨大同情。“共和国”民兵（译注：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伪政权）们被当作人质关押起来。

 

“在兰佐山谷（Lanzo Torinese，都灵的兰佐），有许多游击小组负责控制途经的火车和旅客、分发和张贴传单，同时也有来自游击组织的干部负责向这些国民宣传罢工的目标并赢得了认同和激起热情。”⑩

 

“为了帮助有轨电车工人，加里波第旅的战士以破坏和炸毁主要站点（里昂瓦卡罗站、维多利亚站等）的电车线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⑪

 

“游击队员们利用星期天，趁着工厂不开工，再次破坏了有轨电车线路。结果是，只有少数几条线路可以使用，迫使管理层去手忙脚乱地试图修复损失。当时也有人尝试破坏地面线路；一组少年出发去切断有轨电车线路时，有人在拆除轨道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组法西斯分子。在周六和周日晚上，游击队攻击了“共和国”民兵巡逻队；袭击造成了伤亡，但是媒体秘而不宣。”⑫

 

“皮耶夫的矿工和水泥厂开始罢工了。游击队员关闭了空中缆线来阻止原材料从山里运往水泥厂。”⑬

 

“我们报道了爱国小组在北意大利的行动。在所有其他地区，这些行动是激烈和有效的。在威内托、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的主要和次要的铁路线路被阻断了。在帕特罗（Patro），一辆载有炸药的列车被炸毁了。在维琴察省和维罗娜省有三处高压线塔、在贝卢诺城和贝卢诺省有大量的输电线路被同样处理了。德国指挥机构针对游击队员贴出了总数十万里拉的悬赏给告密者。”⑭

 

这种正面交锋的形式，武装罢工，或者说把罢工和其他游击战行动的形式结合起来是一种人民战争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也在印度和秘鲁的人民战争中有发展。

 

然而，在城市中进行的武装行动和群众抗议活动是相互独立进行的，目标是消灭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有生力量。

 

“爱国小组的一些小组制造的爆炸事件也很及时。一个德国炮兵师曾在市中心被攻击（九月 20 日在大街上），其中两个骑马的军官被炸弹杀死；在港口前德军巡逻队被攻击，造成了伤亡。两个黑衫在塞斯特里被审判，以及为了报复一起工人被杀事件，一颗炸弹被投 向了城市民兵的军营。但是并非只有爱国小组的地方分组开展了有进攻性的战斗。工人组成的小组也在无产阶级里进行介入，在一些案例里说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有进攻性的行 动。在一些地方，有轨电车系统被破坏了，一些车厢被用炸弹破坏了，其他车厢被迫使停运 或变得无用；在两个案例里，车厢都有警官在守卫。参与的工人小组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并把他们关押在门厅里。”⑮

 

“在 12 月 23 日的晚上，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人举办了一个宴会：他们吃到了面包。不过他们也吃到了铅弹：宴会里被安装了炸弹并导致七死十五伤。”⑯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党组织起了许多爱国行动小组，民族解放战争的突击队员。这些由最好的、最勇敢的、最虔诚的和准备好为了祖国的未来付出一切的同志和同情者组成的小组，刚一建立就开始捕猎德国占领军和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叛徒。在去年的 9 月 26 日，已经有一个德国的军列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出轨了。在 27 日，阿雷佐市的爱国行动小组将一列装满汽油的车烧毁了，在 29 日，他们炸毁了德国人的一座高射炮台和一处弹药 仓库，在十月 15 日德国士兵在米兰的利沃诺（Livorno）大街上被攻击，在十月 20 日桑皮 耶达雷纳（Sampierdarena）的一处法西斯分子的兵营被攻击，于是这一整年一起爆炸接着一起爆炸。在米兰、都灵、热那亚、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帕多瓦、的里亚斯特，德国指挥官在白天被攻击，警察首脑们被击毙，德国官员被暗杀，叛徒被处死，而同志们被从地牢里释放，比如我们的亲爱的乔瓦尼·罗维达。”⑰

 

但是意大利共产党不仅仅是在反复地打击法西斯主义者，也在试着——即便没有明确地 这么说——建立自己的政权，用于打击当地的法西斯主义者。政权建立的基础并非是无原则地在不同政党间建立的联盟，而是建立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些组织包括：民族解放委员会、农民委员会、村委员会、游击队和爱国组织，等等。我们这里说到了民族解放委员会，但绝不是现在的这些，现在的这些在很多案例里只是政党联合委员会，这里说的是群众委员会，作用是直接在企业、街区、村庄和城市里组织群 众来直接、迅速地表达意愿因而不是政府的工具，政府的工具会将上官的意愿贯彻下来，而群众委员会则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人们政府则是最广泛的和直接民主的组织。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同的政党和反法西斯流派有代表，无党派群众也有代表，在统一和斗争的精神下行使权力正如他们已经在做的那样。”⑱

 

“在行动的过程中，斗争会由战斗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和本地共产党地区领导者来监督、组织和指导。[…]罢工周的经验已经说明群众有意愿并且知道如何战斗，以及，在看到自己的力量后，群众再次准备好跟随联合委员会、共产党和解放委员会一起投入战斗。”⑲

 

然而，不只是在北意大利的城市里有武装斗争，在罗马也有共产党的武装组织来进行武装行动。⑳

 

红色旅在以后的意大利历史上利用了这些经验。在我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教训上面，红色旅可以提供丰富的经验。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在未来做进一步发展。这些经验包括：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初在米兰的斗争。当时在阿尔法·罗密欧工厂，有红色旅的一个支部（“瓦尔 特·阿拉希亚纵队”）在活动。

 

这个支部的人员可以相对自由的在工厂内活动，并且显然有许多工人提供支持，所以这个组织在 1979/1980 年的大镇压中存活下来。这个组织的80%的成员是年轻的工厂工人并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过着合法的生活。在 1981 年三月，一场劳资纠纷发生了，红色旅（BR）介入了这场纠纷：

 

“在 1981 年六月，红色旅绑架了工厂的工作主管，桑德鲁奇。同时，红色旅还拘禁了另外三个人质。……包括：马戈拉港石化厂的一名高级干部，那不勒斯的一个基督教民主党的重要人物和叛徒佩奇的兄弟。”㉑

 

这一行动的结果是：“然后，另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是瓦尔特·阿拉希亚纵队通过这次行动证明自己可以成为制衡工会的力量。这次行动被称为武装工会运动。……绑架的结果确认了这种看法：在九月，综合收款服务[Cassa integrazione,一种短期工作，原作者注]被完全停止了。”㉒

 

但是德国无产阶级不是只有其他国家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可借鉴。德国无产阶级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经验。例如，鲁尔红军[Rote Ruhr Armee]和 1923 年的汉堡起义[Hamburger Aufstand]。㉓

 

红军派这样的组织得到了（至少是暂时的）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同情，但是该组织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于是可以被消灭。所以问题在于，群众如何获得胜利和组织起来？由此引出 “三同”的问题。这是说共产主义者必须同最广大群众一起生活、工作和战斗。每个共产主义者必须能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和群众联系起来，加入群众的斗争和为群众的斗争提供入门说 明和指导方向。共产主义者在每个地方都应该提高群众的主动性。要实现“三同”就需要真正地坚持为了革命奉献一生的原则。真正身体力行“三同”原则的人，会知道最广大群众的典型形象更多的是在郊区谋生的那些单生母亲，而不是在社区里遛斗牛犬的一群青年。真正身体力行“三同”原则的人会知道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群众组织要比拍一段充斥着肌肉造型的饶舌歌重要得多。真正身体力行“三同”原则的人，不会去筹建青年人的帮派，而是会去建立党、军队和战线。对群众来说，共产主义者必须能成为正常群众的一部分。群众看到红旗飘动、镰锤闪光一定要是正常的。这样正常化的做法是共产主义宣传策略的一个方面。因为当群众战斗时，共产党员们就必须和群众一起战斗——带着红旗和镰锤——而且这 是正常的。要做到这些必须先实现“三同”。实现“三同”的原则也包括将小资产阶级的同志转变为无产阶级。不是当作一场假期里带有娱乐性的冒险，也不是一段用于写进干部档案的实习工作，而是当作毕生的道路。这意味着去过最广大群众过的生活，直面群众的所有问题和需要。这意味着月末时入不敷出，工作带来职业病，医生看病漫不经心，孩子读不上好学校。所谓的为了革命奉献一生就是这些。做到这些，才能说同志在实践上站对了阶级立场。这些对革命来说不可或缺，一个先锋做到这些才能算是充分做好准备，才能真正的接受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任何真理，即便这种认识和资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抵触。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基本真理如下：

 

“总的来说，重建时期的党的一切群众工作都是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做准备。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发动战争之前，一切都是为战争做准备，一旦战争开始，一切都是为发展战争服务。贡萨罗主席运用并坚定地发展了这一原则。”㉔

 

关于共产主义者在战争中的原则的问题，贡萨罗主席主席说：

 

“每个阶级总会形成与之对应的发动战争的形式，和相应的战略。并且总是由高级的战略击败低级的战略，而通常是由新的阶级掌握高级的战略，比如说人民战争战略。有证据证明这点。有军事分析师这么说：共产主义者，在应用自己的原则时，战无不胜；而只会在没有应用这些原则时才会失败。”㉕

 

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秘鲁的经验。在那里，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秘鲁共产党反驳了人民战争等同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的错误概念。

注释：

①在人民战争中有三种方法来获得武器：1）从敌人手中夺取；2）自己制造；3）购买。第一种是最主要的。毛主席曾说蒋介石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因为后者把提供武器的工作做得很好。

②这里，爱尔兰共和军（IRA）只得到了基督教人群和部分新教人群的支持。

③Heinz Kühnric，《欧洲游击战 1939-1945》，p.142，我们的翻译。

④faz.net，《巴黎的法外之地》，2016 年 11 月 10 日，我们的翻译。

⑤Heinz Kühnrich，《欧洲游击战 1939-1945》，p.142，我们的翻译。

⑥Heinz Kühnrich，《欧洲游击战 1939-1945》，p.209f，我们的翻译。

⑦Heinz Kühnrich，《欧洲游击战 1939-1945》，p.330，我们的翻译。

⑧Groups of Patriotic Action

⑨见：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的《意大利北部的反抗》，脚注 1。

⑩Action Groups of Patriotic Action.

⑪Luigi Longo，《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的《意大利全境的大罢工》，我们的翻译。

⑫同上

⑬同上

⑭同上

⑮同上

⑯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的《热那亚和萨沃纳的大罢工》，我们的翻译。

⑰同上

⑱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的《党，反抗的发动机》，我们的翻译。

⑲《La Nostra Lotta》，No.5/6，引自《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第 107 页，我们的翻译。

⑳《La Nostra Lotta》，No.2，引自《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第 45 和 58 页，我们的翻译。

㉑见：Pietro Secchia，《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3-1945》的《意大利北部的反抗》，脚注 1。

㉒见：《1980 年到 1981 年红色旅在米兰的工厂游击战》，我们的翻译。

㉓同上

㉔关于汉堡起义的经验，见《阶级立场》第三期，《汉堡起义的鲜活经验》。

㉕秘鲁共产党，《群众路线》，1988。《对贡萨罗主席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