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任继愈：“抱憾”的哲学大师

老王abcd 202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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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将启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其实，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级。任箫亭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弯腰，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45年4月，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

1935年秋，任继愈在颐和园乐安堂前留影

任继愈自己认为，父亲报考军校，其实还有冲出封建家庭樊篱的另一层意思。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违逆，婚姻不能自主，诸如此类。任继愈认为，父亲在那个环境下很受束缚，于是没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书香门第，选择离开家庭，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过任箫亭仍然喜欢读书，属于文武兼修的“儒将”。他迎娶的夫人、任继愈的母亲宋国芳，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庭，她在50岁时开始学识字，后来竟能与远在他乡的儿子们往来书信。在父母的影响下，任继愈和几个兄弟自小就懂得学习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后来，任继愈一家人在鲁南一带自立门户。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起家庭重担。这位坚强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爱，呵护着小继愈兄弟几个。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继愈得了重病，医生开了汤药。母亲给他喂药时，小继愈的脚不小心把药碗踢翻了，汤药泼了一地。母亲连忙趴到地上吮吸汤药，再变成乳汁喂给他。这件事任继愈终生铭记在心，直到他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回忆，每每讲起，眼泪盈眶，他说：“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任继愈4岁入私塾，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问题时，小继愈知道，书本里有个神奇的世界，那里会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有人说，任继愈从小养成的那种刨根问底的习惯，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基础。宋代理学家朱熹小时候也是如此，当他父亲用手指着天，告诉他上面是天时，朱熹马上问：“天上面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还想知道事物的本质和背后。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专注思考的学习态度、热烈执著的求知欲望，让小继愈日益养成了哲学家所需的素质和思维方式。　

芸竹之缘

还在1941年，已经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的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名叫王维澄，此时正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其妻在联大附中教书。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请假，王维澄便请任继愈代为授课。当时，任继愈觉得有些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认为自己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真的有些踌躇。但他毕竟架不住老同学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助人为乐，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缘。

1987年1月，任继愈(左)在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右)家中

原来，其时在联大附中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冯钟芸。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和作家，鲁迅曾称赞她是与庐隐、凌叔华、冰心齐名的“五四”才女，后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一级女教授；堂姑父张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堂妹冯钟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红豆》《三生三石》等。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乡河南的唐河，冯友兰和他的弟弟妹妹则被称为“冯家三兄妹”，名闻遐迩。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感到骄傲，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就出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语文教育家。

任继愈帮人带的这个班，正好在冯钟芸所带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语文，这样难免有些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起来。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这段姻缘，1943年，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与任继愈的接触愈加频繁起来。

当时，联大中文系不仅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著名的学者，中文系还有一部《四部丛刊》。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觉得《四部丛刊》很有用，便经常去借书，正巧冯钟芸也到那里借书。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此时相见，便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更为巧合的是，任继愈还经常去冯钟芸的伯父冯友兰先生那里探讨哲学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不期而遇。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近。可是，看上去，这两个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谈婚论嫁。这让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汤先生亲自跑到冯家，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当时任继愈的家人都在山东和武汉）去谈这件大事。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人们大多穿长衫，汤先生还特别加了一件马褂，登门到冯家去提亲。实际上，1943年春天，任继愈的母亲刚刚去世，一是他甚为怀念母亲，二是当时正是他为母亲服孝期间，因此任继愈绝口不提婚姻之事。

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先生，对任继愈的印象甚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两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邀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去吃饭；罗先生则邀请他们去逛昆明滇池公园，这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起来。于是，在先生们的主持之下，任继愈和冯钟芸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此后，任继愈和冯钟芸一生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六十年的岁月。

授业北大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南苑机场，专程接胡适等一批高等学府文化学者。偌大的总统号，只接走了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任继愈与众多教师——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郑天挺、沈钧儒、张岱年等等，均毫不动摇，满怀希望留在了北平，他们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平解放。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成为他们一生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教师上课，还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传统：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是依照各自所长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以语言课程而言，王力教古文，魏建功讲音韵学，朱德熙讲授语法修辞。文学课则更丰富多彩，游国恩讲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林庚讲魏晋南北朝诗、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吴祖缃讲明清小说和《红楼梦》。外国文学更是不得了，曹靖华讲苏俄文学，季羡林讲东方文学，李赋宁讲英国文学，冯至讲德国文学，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讲法国文学……名家云集，各有所长。

当时的学术教学环境，正如风光旖旎的燕园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沉醉其间。知识分子如同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任继愈感觉一下子去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一样，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是从这一年起，任继愈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1951年，任继愈与夫人冯钟芸在女儿任远周岁时合影

此时，任继愈和冯钟芸有了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女儿叫任远，儿子取名任重，“任重而道远”，任继愈不仅将自己的一生追求时刻铭记，而且也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了希望和祝愿。

这段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生活稳定，任继愈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对社会历史和思想的关系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对任继愈来说，这是个读书和研究的好时机。此时的任继愈年富力强，白天和晚上都要上课、开会、学习，往往是家人都睡了，他还没有回来。孩子们好不容易看到任继愈回来，吃过晚饭后他又埋头去看书、写文章。当时住的是平房，冬天各家都靠小煤炉取暖，一开门，仅存的一点热气都跑光了，深夜里更是寒气逼人。为了熬夜工作，任继愈设计了一张小炕桌，他坐在床上，盖上被子，腿伸到小桌子下边，头顶上方再拉过来一个灯泡，看书写字就不冷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撰写了不少课堂讲义，也完成了许多学术专著。

任继愈的教学和治学一样严谨。一个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作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把书稿先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绝不随便吹捧人。而在教学时，他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学生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经常对学生说，他非常佩服司马迁，让大家都学习司马迁。他说，司马迁被汉朝统治者迫害，很惨，应该说汉朝对不起他，但司马迁写史尊重史实，写了汉代的繁荣、升平，并没有借机报复，歪曲、篡改历史。“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尊重历史。”

任继愈培养学生，注重思想方法等根本问题，曾有学生问任继愈，自己应该学习佛教的哪个派别。任继愈说：“我们去颐和园，都是先上万寿山、佛香阁，看了颐和园的全景，再去谐趣园、十七孔桥，对不对？没有一进门就往谐趣园跑的。学习、研究一门学问也是这样，首先要掌握这一学科的全貌，整个的历史，把基础打好，再去研究某一派别或某一断代。你现在不要忙着想什么宗派，先把基础的中国史、世界史、佛教史以及佛经都多读几遍，弄通道教史、基督教史等，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再考虑具体的研究方向。”

现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回忆说，“大家都有个重要印象：任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我觉得，任继愈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有古风的学者。任继愈生命中有刚毅、柔韧的气质，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有原则，很坚持。此外，任先生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都包含了现实的关怀。在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开放精神。”任继愈门下弟子众多，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

国图岁月

从1964年受命组建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待就是20多年。1987年，任继愈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被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从此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这一年，任继愈71岁。

任继愈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时的场景

任继愈爱书，爱藏书，是出了名的。任继愈先生的家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贴墙而立的一排书柜。任继愈告诉造访过的人，这是清末一个藏书家的书柜。其弟子变卖了柜子里的藏书，最后连柜子也要卖掉，他便买了下来。任继愈爱书，对藏书家的柜子也格外珍惜，柜子里放的都是他最珍爱的图书。然而，在任继愈晚年，书柜里的书却渐渐少了，每年都有一些书被他运走了。原来，这些书的新去处是任继愈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图书馆。他说：“我从念高中开始到北京，就没怎么回过山东，把它奉献给养育我的土地，心里踏实一点。”任继愈还说，让书本给更多的人翻阅，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

现在的图书馆学界，有一种“图书馆消亡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不再似过去那样依赖图书馆，人们不利用图书馆或不到图书馆就可获取所需要的文献和信息，并且最终有一天会不再需要图书馆，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对此，任先生有他个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时，任老说：“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即使国家消亡了，政府没有了，但图书馆会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样。因为知识总是有的，求知总是有的。”任继愈说，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他说：“图书馆作为收集、加工、存储各种图书、资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基地。图书馆可以不受年龄、学科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起到解决知识匮乏的作用；图书馆虽然不直接创造财富，却间接培养创造财富的人，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教育职能不同于大学，责任要比大学大，服务的范围要比大学广，服务的层次要比大学深。”

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一直是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作为馆长，此一问题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任老在谈到他任馆长以来国图的发展变化时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在努力扭转，越是稀见的东西，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

他还身体力行领导了空前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依托国图的馆藏，整理古代文献。他历时十余年，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

2004年，看到世界范围内收藏的敦煌文献都已陆续出版，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却由于经费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关部门：“今我国力日昌，倘若国家对此项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愿意尽我九旬老人的绵薄之力，使这个项目在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完成，还敦煌学界能完整使用资料的一个愿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陆续出版。此外，他生前还主持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这就是一个以文化建设为己任的老人的拳拳之心。

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任继愈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任继愈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如今他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图书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国图已然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一个心愿

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任继愈透露：他想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他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发展史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大不相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他个人研究心得。“不要太长，大约30万字。”任继愈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他的学者本色。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他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时行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枯燥浩繁的整理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时间宝贵，任继愈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搁下。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撰写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任继愈，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十多年前，任继愈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贡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而纵观任继愈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