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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的四大主力野战军之一，三年间转战华东、中原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和其他野战军不同，华东野战军是由原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合并而成，而两支野战军的合并过程，也是解放战争华东战场的一个转折过程，而且，这个转折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这么说。  后来华野有多么辉煌，这个转折就有多么艰难和痛苦，所幸的是，陈毅、粟裕等一大批革命先辈以高风亮节的品德、宏廓豁达的气度，以及对革命事业无限的忠诚，最终顺利完成了这一转折，华东野战军得以组建，而解放战争的形势亦为之一新。 一、战争初期华东独特的组织架构 抗战胜利后，在华东地区我党共拥有3块根据地，分别是罗荣桓领导的山东根据地（首府临沂）、黄克诚领导的苏北根据地（首府淮安）和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首府海安）。三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使我党在华东地区拥有的广袤的回旋空间。 1945年，根据中央抢占东北的决定，山东罗荣桓、苏北黄克诚均率领主力北上出关，一时之间，山东、苏北兵力为之一空，为了填补主力北调后的空虚，中央令陈毅率领新四军军部自苏北前往山东，并与山东根据地机构合并。 之后，中央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原华东局改为华中分局，并成立山东军区（兼新四军军部）、山东野战军，均以陈毅为司令员，成立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其中华中军区司令员为张鼎丞，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为粟裕。 ——这里就是著名的粟裕“一让司令”的典故了，因为按照中央的安排，本来和陈毅一样，华中军区的司令员也是粟裕，中央给各大解放区的电报都下发了，硬是让粟裕给推让给了张鼎丞，自己宁愿做副司令。当然，这是题外话，咱暂且不提。 也就是说，在华东，我党建立了两个军区，两支野战军。在这里咱先解释一下军区和野战军的区别。一般而言，野战军比军区低半级，是该军区的主力部队，受军区领导，但是野战军只承担作战任务，其余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军区负责。 而在作战指挥上，野战军更多的是受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当然，军区也有自己的直属部队，但那属于地方部队，战斗力和野战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前面说了，在山东和苏北主力北调后，华东的兵力是相当薄弱的。 在山东，罗荣恒只给陈毅留下了一个主力师，就是何以祥的八师，靠着这一个师肯定是撑不起整个山东的局面的。 正好这时粟裕的老部下兼头号主力叶飞纵队也被调去东北，路过山东，中央一看正好，叶飞你也别去东北了，就留在山东吧，就这么着山野好歹有两个主力部队了。 至于华中野战军，主力本来就是粟裕的部队，本来粟裕麾下有三大主力，分别是叶飞、王必成、陶勇，人称“叶王陶”的便是，现在把叶飞调走了，于是粟裕也就只有两支主力部队了。 ——但是，粟裕一贯重视野战军建设，华中野战军的充实程度不是山东能比拟的，这点在以后的作战中得到了体现，也被中央所认可，并作为先进经验向山东进行推介学习。 咱们再说回华东的组织架构。中央在华东组建的这两套机构，是非常特别的。 按照中央命令，新组建的华中野战军在战略行动上是受陈毅指挥的。但事实上，由于华中野战军受华中军区和华中分局的直接领导，因此陈毅对华中野战军的指挥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中央军委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陈毅对华（中）野有什么指示，往往不直接发给华野，而是上报中央军委，由中央军委给华野下命令。 这样一来，陈毅对华野的领导力，其实就被削弱了许多，事实上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平行机构。也就是说，在华东，形成了“两区四方”的架构，“两区”是指华东局和华中分局，“四方”是指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 这种组织形式，也就造成了华野和山野之间，只能做战略配合，而达不到战术上的协同。这也为以后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伏笔。 二、苏中七战七捷 内战爆发后，由于华中解放区地处京沪咽喉，因此也就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灭之而后快。战争刚一爆发，国民党便以五个整编师15个旅，共计12万人的兵力，直接压了上来。而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只有一师（陶勇）、六师(王必成）、七纵（姬鹏飞）、九纵（张震）四个师（纵队），总兵力不过3万。 怎么办？ 对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中央军委给出的方案是：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陇海线，向开封到徐州一带进攻，陈毅的山东野战军也南下陇海线，向徐州至蚌埠一带进攻，这是两路主力。而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则西出淮南，向蚌埠至浦口一带进攻，以策应刘邓和陈毅。 刘邓和陈毅都表示没问题，坚决执行命令。可是粟裕看了电报，眉头一皱，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粟裕是一个极其纯粹的人，这个“纯粹”就体现在他对“打仗”这件事的执着上。他所有的精神都投注在这件事情上，对于打仗之外的事，他不是不懂，但经常不屑于考虑。——譬如他“两让司令”，为什么要让？所有的文章书籍中都说是因为他谦虚退让，其实就是因为让了司令后能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仗上。 再比如给中央提意见、否决中央决策这件事情，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粟裕就做了许多次。他给中央发电说是“斗胆直陈”，为什么说“斗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做法是不合规矩的，是不合适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直陈”呢？因为对于打仗这事情，他觉得自己不说就憋得慌，必须要说出来才舒服。 现在，对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中央第一道决策，粟裕就不认可了。他给中央去电，说中央你的决策有问题，我看得这么弄。 粟裕的意见，简而言之就两条：第一，放弃苏中根据地不合适，无后方作战会很困难。第二，如果必须得要西出淮南，请允许我在苏中打几仗再走，就是走了也不能完全放弃苏中，得留下一些部队。——顺便说一句，粟裕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领导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赞同，四人联名上报中央。 中央读了电报，被粟裕说服了，同意华中野战军先在苏中打几仗再走。 于是粟裕开始了他的表演。 在这里，我引用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的一段文章，他说：
如果不算中原突围的话，苏中战役就是内战爆发以来，我军与国民党军的第一仗，这一战之后，天下皆惊。中央更是惊喜交加，本来预料到可能会打几个胜仗，没想到会打出如此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向全国全党全军各大战略区介绍粟裕的经验，在电文最后，教员说“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告所属一体注意”。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如此的兴奋和急切，以至于写这份电报的时候，粟裕的第七仗都没有打完，在电文中只能说“作战六次”。 三、山野折戟，泗县失利 就在粟裕鏖战苏中的同时，陈毅也率领山野主力从山东来到了淮北，准备执行中央给他的任务——向徐州、蚌埠之间进攻。 说是山野主力，其实只包括第2纵队、第7师、第8师，其中的主力部队，也就只有一个何以祥的第8师，这支部队是山东老八路，陈毅到山东后更是战斗力担当，号称“陈老总袖子里的小老虎”。  本来按计划，这只是山野南下的第一梯队，随后叶飞的第1纵队将作为第二梯队继续南下。然而，就在叶飞南下途中，正好遇到济南、青岛之敌向胶济线进犯，于是山东军区命令叶飞停止南下，参与保卫胶济线，结果连续两仗都没有打成，叶飞在山东无事可做，8月2日陈毅电令叶飞即刻继续南下。叶飞正准备走，结果8月3日山东军区来电，命令他不许南下，叶飞只好停下。正在这时，陈毅电报又到，再次命令叶飞南下，叶纵于是继续南下，到8月12日，走到临沂附近时，山东军区又来电报，命令叶飞停止南下，说敌人有进攻临沂的企图，要叶飞参与保卫临沂。就这么着，叶飞最终留在了鲁南。 在叶飞南下这件事情上，陈毅代表的山东野战军和张云逸、黎玉代表的山东军区之间发生了冲突，以至于叶飞三走三停。其实这件事情说到底，就是各方的利益与屁股而已。对山东军区而言，叶飞走了，山东没有一支主力部队，我们拿什么和敌人作战？对于陈毅而言，我正遵循中央命令在淮北作战，当然要集中兵力，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双方都有道理，然而我们知道作战必有个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是必须的。然而在此时的华东，却犹如在烧饼上洒芝麻一般，把兵力平摊在各个方向，山东一坨、淮北一坨，哪都有主力，哪都觉得自己兵力不够。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此后一段时间内的接连失利。 而随着不断的失利，类似的冲突，今后将在“两区四方”之间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我们说回陈毅，他率军越过陇海线，来到淮北后，7月27日，也就是粟裕在苏中三战海安的前夕，在朝阳集向国民党整编69师发动攻击，并歼敌一个旅共计5000人。 当时，山野有三个选择，一是打蒋军，不打桂系，因为桂系战斗力普遍要强。 但当时蒋系中央军四个整编师在徐州附近紧紧抱团，靠在一起，不易分割。而桂系第七军则孤立突出在灵璧、泗县一带。如此一来，打桂系又有两个选择，一是打灵璧，调动泗县之敌回援，在运动中歼敌一部。二是直接打泗县县城。 三个选择中，显然直接攻坚打县城是难度最大的。 然而，山野参谋长宋时轮恰恰选择了这个最困难的方案。 这里顺便说一句，陈毅的军事指挥能力比较捉急，这点他自己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他都非常依赖副手，这个时候，他选择依靠的对象就是参谋长宋时轮。 当山野把攻打泗县的作战方案分别发给中央和华中分局后，这两面都急了。7月30日，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去电，劝说陈毅改变主意，别打桂系，要打就打蒋军。然而，陈毅不为所动，坚持要打泗县。8月3日，中央给陈毅去电，苦口婆心劝他：“凡是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第二天中央再次去电，说“你们手里有5万机动兵力，只要耐心不性急，总能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然而中央的劝说也未能使陈毅改变决心。 而在山野内部，其他的人对这个决策也不认同。 这时节正值淮北雨季，各部队在行军过程中艰难备至，连日滂沱大雨，平地一片汪洋，路上浅处水没过膝，深处积水平胸，战士们在行军时只能把子弹、炸药、手榴弹等弹药举过头顶，但就这样，依然被雨水淋湿。后来到泗县攻坚时，果然因为炸药受潮而造成了严重后果。——此前山野的战士在山东看到江苏过来的新四军战士每个人背上都背着油纸伞或一张油布，不知道是干啥用的，现在可总算是晓得了。  参谋处大多数人认为部队久战疲惫，加之时值雨季，大雨滂沱、积水过深，在这种情况下，打桂系、攻坚城，均不合适。但是宋时轮拒绝一切不同意见，坚持要打泗县。在极其激烈的争吵之后，交由司令员进行最后拍板，陈毅问军分区的同志泗县外面的水到底有多深，军分区同志回答深不过膝，陈毅感觉还行，于是坚定地支持了宋时轮。 8月3日，山野进行了战役部署。泗县东、南、西均为大河，只有北面为护城河，河面较窄，因此攻城只能以北面为主攻方向。此次山野参战的兵力一共22个团，直接投入战斗的18个团，在这其中12个团用来阻援，只用6个团来攻城，而且这6个团又分了一半去打外围阵地，真正用于主攻方向的只有八师的3个团。——而光城内守军兵力就有2个团。 这种明显不恰当的兵力配属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下面部队领导的争论，尤其是八师师长何以祥，他立刻提出主攻方向只有他的三个团，兵力太少，请求再增加2个团。但遭到了宋时轮的断然拒绝，要他立刻赶到指定位置，具体部署等到达泗县外围后再行确定。 而当何以祥到达泗县外围后，一颗心顿时拔凉拔凉，只见泗县城北，护城河5到10米宽，3到6米深，由于大雨，水满壕平，护城河以外是一片开阔地，易守难攻，而低洼处则是一片汪洋，不辨路径。——这仗怎么打？ 这时，前线指挥部叫何以祥去开会，汇报战斗准备情况。 前指首长（我估计是宋时轮）问：“战斗准备情况怎么样？” 何以祥回答：“雨大水深，部队接敌运动很困难。” 首长问：“这仗有把握吗？” 何以祥：“把握不大。” 接着，何以祥再次请求增加两个团的兵力，但前指首长说部署已定，没有多余的兵力给你了。何以祥又说，请求前指直接到我们师部，加强指挥。首长说指挥关系已经确定，不宜再变。何以祥又请求将进攻时间推迟两天，首长说这个得要请示野司再定。——后来进攻时间被推迟了1天。 8月7日夜，也就是粟裕在苏中四战李堡的前夕，山野的泗县战斗打响。果然和何以祥预料的一样，东、西、南三面的部队由于河流阻隔，根本没有攻上来，整个攻击部队只有8师的3个团。战士们泅水强渡，原来准备好的梯子无法派上用场，许多手榴弹、炸药包都因为进水而无法炸响，就算是这样，8师仍然攻进了泗县城里。这时让何以祥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他完全没有料到桂系士兵是如此的凶猛，完全不怕死，而且战术素养极佳，加上敌人炮火极其猛烈，而我军火炮则因为大水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只能以手中的轻武器和敌人战斗。在敌人猛烈的反扑之下，我军不但不能向纵深发展，而且遭受到了极大的伤亡。 8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宋时轮来到前线进行指挥，但是依旧没什么起色，城里的部队伤亡很大，而后续增援部队则因为城外大水而无法跟上。到9日，战斗依然陷入胶着，由于大水阻隔，无法投入增援部队，而8师伤亡太大，不得已，陈毅下令撤出战斗。泗县战斗结束。 这次战斗，消灭敌人3000余人，而8师伤亡也在2700以上，元气大伤。此外，2纵、华野9纵也各有数百人伤亡。从敌我伤亡上来说，也不算是太过惨烈，但这一战对山野士气的打击，却是致命的。 在战前，所有的人，包括中央、友邻（华中分局）、山野内部各指挥员都不看好，认为决策有问题，但陈毅却丝毫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宋时轮，现在果然打败了。对于8师来说，从来就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部队思想极为动荡，普通战士埋怨连排干部，连排干部埋怨营团干部，营团干部埋怨师首长，说“老说要集中兵力，结果打起来却是人家两个打我们一个”“成天说要选择弱点，这次选错了吧”等等。大家都知道战役决策是宋时轮做出的，因此所有的怨言也都指向参谋处，陈毅听到后，说“不能怪参谋处的同志，这是我这个司令决心下错了。” 8师打了败仗，何以祥压力很大，他派政委丁秋生、参谋副主任石一震去向陈毅请求处分，陈毅非但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进行了鼓励，说“八师打得很英勇，很顽强。……打能打得进去，撤能撤得出来，八师还是很有本事的嘛。” 何以祥压力大，宋时轮的压力更大。这场仗，他是具体决策者，又是实际指挥者，算起来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他专门到八师做了调研，回来后向陈毅进行了汇报，并请求处分，陈毅依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所有的责任自己一身承担。  10月4日，陈毅给8师写了一封信，里面说“3月以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他肯定8师“始终是很好的头等兵团，纪律为各军之冠”。陈毅的胸怀和气度，始终是促进华东这场艰难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到解放后，修纂华东军区战史，编写人员采访陈毅，提到泗县战斗，认为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参谋人员的失误，陈毅果断地说：“不是，主要原因是我这个司令员决心下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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