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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时期，明清双方曾四次议和。 其间，皇太极主动提出了看起来不算苛刻的议和条件，但大明却悉数拒绝。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次议和：相互欺骗1626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继承汗位。 刚一继位，皇太极就迎来了袁崇焕派来的使者。 袁崇焕派使者来，名义上是给努尔哈赤吊丧，顺便祝贺皇太极继位，实际上是来借机了解后金情况的。 皇太极顺水推舟，热情款待了使者，并主动提出停息干戈。 随即，皇太极提出了他的议和条件：大明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等馈赠给后金，后金放弃“七大恨”的诉求，此后，每年以一定比例进行贸易（后金提供东珠、貂皮、人参等，大明出金银缎），恢复和平贸易关系。 当时大明的天子还是天启帝。天启帝指示袁崇焕：“无厌之求，慎无轻许”。  袁崇焕奉旨，提出了大明的要求：1、“去僭号，奉正朔”，君臣关系要理清楚！2、归还侵占的土地和人口！ 这显然是谈不拢了。 双方大道理讲了一通后，皇太极再次发起攻势，和谈破裂。 这次谈判，双方都是在欺骗对方。 袁崇焕在派人去祝贺皇太极之前，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和谈）为旁著”，并得到了天启帝、魏忠贤的认可， 袁崇焕的本意，是“安抚”皇太极，并趁机修复已经被损坏的大凌城等三城，巩固辽东防御体系。 皇太极也精明着呢。 在遣使求和的同一天，皇太极令阿敏发兵进攻朝鲜。  皇太极不过是希望借议和，“安抚”大明，以腾出手来先打击朝鲜、毛文龙等部，以消除后路之忧。 这一局博弈，皇太极赢了。 尽管皇太极后来输掉了宁锦之战，但打击朝鲜、毛文龙等后顾之忧的企图已经实现，甚至还摧毁了大凌城等地，使袁崇焕借机修复三城的计划受挫。 第二次议和：皇太极的权谋宁锦之战，皇太极大败。  皇太极意识到，正面再攻大明，机会不大，遂调整重点，一则改善内部民生，缓和内部矛盾，二则着手击败西北的威胁林丹汗。 皇太极旋即发起了议和。 然而，这次议和，皇太极思虑深远。 皇太极认识到大明的一个问题：鉴于宋朝灭亡的教训，“不款”，在大明已经是一种“政治正确”。尤其是文臣们，他们不愿担责，只是坚持“清议”，坚决反对“款”，而在“以文制武”的氛围下，大明的武将虽然担当重任，却只能俯首听命。（《天聪朝臣奏议》） 因此，皇太极的这次议和，其实并没有指望真的达成什么和，其重点是拉拢、离间崇祯与大明武将的关系。 一方面，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看起来诚意十足。 皇太极提出请封王位，请铸印信，在书信中也不用天聪年号，有在名分上尊大明为正朔之意。 只不过，皇太极自然不可能放弃已经侵占的土地、人口。 当时初登大宝，一心于“五年复辽”的崇祯自然不可能一上台就“割地”（虽然这些地已被后金实际控制），因此，和议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皇太极要的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有诚意”。 在对崇祯求和的同时，皇太极对各武将也发起了“议和攻势”。 他给毛文龙、袁崇焕、祖大寿等人都曾“求和”。 而且，其中言辞看起来简直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比如，在给袁崇焕的信中，皇太极“委屈”地提到：大明一直吸取宋朝的教训，不肯议和。可是，大明皇帝不是大宋的后裔，我也不是大金皇帝的后裔呀！宋金之间的事情，关我们什么事呀！ 这一波“哭哭啼啼”，用心够狠。 一来，获取了“正当性”。 皇太极的作秀，一再表明：不是后金非要打！后金已经做出足够让步了呀！ 以后再打，责任全部在大明！ 二来，试图争取明武将。 三来···离间崇祯与武将们的关系。 最后，皇太极以一波迂回入关，进攻北京结束了这次议和。 旋即，皇太极的权谋收到了效果。  皇太极一退兵，袁崇焕就因“擅主和议”、通款与敌，被下狱处死。 此后，投降后金（清）的明武将也逐渐多了起来。 如果说前一次议和，双方还各有所图的话，那么，这次议和，大明就是完全被大清牵着鼻子走，完全陷入皇太极的权谋圈套了。 第三次议和：皇太极的再次作秀不久，皇太极远征察哈尔部，林丹汗远遁，部民纷纷归顺后金。 皇太极召集众将，再次讨论伐明事宜。 然而，一些将领的呼声，却引起了皇太极的关注。  原来，在原林丹汗统治的区域，许多部民曾经长期受惠于同大同、宣府等地的贸易。 因此，一些将领提出：应当“讲和”为主。 显然，如果把一意交战的责任扛在自己身上，对皇太极统治这些部民是不利的。 皇太极遂顺水推舟，再次议和。 这一次，皇太极是与宣府的地方官议和，表明态度：我与大明在辽东继续打，不关你们的事情，我愿意和你们保持和平。 旋即，宣府巡抚在获得崇祯认可（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与后金订下盟约。 回师后，皇太极君臣决心把议和搞大一点。 当时，群臣大多主张议和，但其目的是杀气腾腾的。 1、如果崇祯反对议和。 那么，所有人都知晓是谁要打，使那些被残害的明军民“虽被创疫，将自怨其主，无尤于我”。 2、如果崇祯同意议和。 那么，“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后金正好可以“暂切假和，专修内治，以待天命”，“待天命至日，仍再兴兵征讨”。 不久，皇太极得知：崇祯迫于文臣压力，将已与后金达成盟约的宣府巡抚调走了。 既然如此，这事情肯定不可能成了，那就干脆把假戏作足一些！ 皇太极不但自己和各地将领讲和，还让蒙古一些部族求和，甚至还让朝鲜国王也写信调和，总之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想要和平。  然而，刚刚因为“擅议和”斩杀袁崇焕的崇祯，又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耳光呢？不理！ 第四次议和：被轻松化解的“议和攻势”一晃五六年，这一次，是大明急了，想要议和。 1637年，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他认为大明的主要对手是农民军，应当先与清议和，以“撤兵中原，以讨流贼”。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怎么不被文臣们的“政治正确”所耽误呢？ 偷偷摸摸之下，崇祯的作法十分奇葩！ 崇祯派去了使者。 然而，这个使者既不是重臣，也不是天子近人，而是···一个本在街头算命的卜者。 说实话，这种级别的使者，皇太极完全可以根本不接待。 但是，新投降的汉官则主张皇太极顺水推舟，借力打力。 当时，皇太极采取的是“伐大木”策略，即先用尽各种办法把大明搞垮，再图中原。 所以，此时与大明议和，让大明腾出手去剿灭农民军，不符合皇太极的设想。 然而，你皇太极总是把战争的责任甩给大明，现在大明求和，你不表示一下也不合适。 皇太极轻松一招，化解了崇祯议和的企图。 皇太极认认真真地写信去询问辽东巡抚等有关部门：有个算命的来我这里，说是奉命来议和的，这是好事呀！  如此，崇祯、杨嗣昌偷偷摸摸的议和很快就传开了。 这还得了！ 黄道周等人纷纷上书，反对议和，并要求罢免杨嗣昌。 杨嗣昌头脑灵活，反应快：我从来没有议和的意思。 崇祯也跟着打圆场：朝廷从来没有要议和，不要听信外人胡说。 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第五次议和：大明最后的机会最后一次议和，又是崇祯提出的。  松锦之战，大明精锐全军覆没，同时，农民军也发展迅速。 内忧外患下，崇祯被迫再次议和。 这一次，崇祯仍然不愿意直接与皇太极致书，只是以写信给陈新甲的口吻，传递求和之意。 皇太极十分不爽：既然是给我国书，怎么又是给你们兵部尚书的内部信件？ 随即，皇太极也以给贝勒写信的方式，与崇祯进行和谈。 皇太极再次主动提出了议和条件：大明每年给大清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大清每年给大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双方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以后双方互市，结好！否则，不要再谈了！ 皇太极甚至还表示，如果能和谈成功，尊卑可以不计较，仍然尊大明为正朔。 可以说，皇太极提出的条件，在当时是非常有诚意了。 皇太极没有再提出领土要求，基本上只是要求大明承认其统治的地区，而每年的物资交换，也基本是等价交换，为此，皇太极甚至可以去尊号！ 这是上天给大明的最后一次机会。 原本，以当时的形势，皇太极是不必议和的，即便议和，也其实可以提出更为有利的条件。 皇太极提出不错的条件，或许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松锦之战后，皇太极身体一直不好，减少世事），诸子矛盾尚需解决，或许是为了诱使大明减少边地兵马以待时机，或许是乐见气候已成的农民军与大明两个对手彼此削弱··· 然而，不论皇太极出于何种原因，对崇祯来说，与清议和，立刻应付李自成确实是其最后的机会了！ 结果，事情传出后，又是一波群臣的群情激昂。 崇祯无可奈何，杀了陈新甲了事。 最后一次议和，就此结束！ 高下立见大明与大清的几次议和，展现出双方统治者能力的差距。  皇太极即位之初，后金连续在宁远、宁锦之战中为袁崇焕所败。 因此，皇太极认识到在正面战场上很难有大突破，遂将重点转入对朝鲜、毛文龙、蒙古等后方威胁的打击，因此提出议和。 然而，连番胜利之下，志得意满的崇祯，一心要“五年复辽”，不可能真的和后金达成长期和平，其对议和的态度，不过是“款为旁著”，以迷惑对手。 结果，皇太极平定了后方威胁，而大明不但没有实现防御体系的目的，还君臣失去相互信任，袁崇焕冤死！ 此后的相持阶段，皇太极的议和就是纯粹的作秀了。 当时，皇太极获得了大量新统治的土地、人民，然而，由于战争的需要，需要大量征调这些新附的部民。 因此，皇太极必须把战争责任推到崇祯身上，以表明其战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因此，皇太极一面屡屡迂回入关劫掠，一面又屡屡恳切提出议和。 崇祯君臣守定不议和的“政治正确”，却没有针锋相对地展开舆论战，使皇太极一面大肆劫掠，一面却又阴谋得逞，更使大明武将离心。 两者之间，高下立见。 最后两次议和，是大明陷入内忧外患后，无奈地主动求和。 皇太极此时已经定下了“伐大木”的策略，一心要搞垮大明，但仍无立刻入主中原的力量与机遇，因此，仍然要通过且战且和与大明博弈。 此时，如果崇祯君臣务实一些，运作得当，并不是没有机会稳定形势。 然而，崇祯君臣仍然耽于“政治正确”，不能灵活应对，结果···大木，真的倒了··· 竞争的唯一目的，是取胜。取胜的基本方式，就是打击敌人，强大自己。 “不议和”，坚决斗争，原本是一种力量，可以打击敌人，强大自己。 然而，当他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时，却成了束缚自己的绳索。 在这种束缚下，大明完全失去灵活性，自己被削弱，眼睁睁看着敌人强大。 更为讽刺的是：许多当初高声反对议和的明臣，在李自成、清军来时，麻溜“识时务”了。 任何美好的品质，都应当根植于内心，付诸于行动，而不是浮于口头，更不应成为干扰科学、政策的噪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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