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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开头三句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三句话虽然只有短短15个字，却极为重要，南怀谨先生说：“这三句话，是影响几千年中国文化最大的东西，尤其后世的、宋元以后的理学家，儒家们，所有讲的儒道、理学的道理，他的修养、功夫，统统从这里出来的。那么再会同佛、道 家、所有的修养方法，构成中国文化宋元以后儒家的另一套、另一个哲学体系”。 南怀谨先生是当代的国学大师，对儒、释、道家学说思想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的研究，他当然不是随随便便这么说的。那么，这三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要理解这三句的真正内涵，我们先从这几个关键字“天命、性、率性、道、修道、道”下手。 对于“天命”，后世有多种解读。有的解读为“上天赋与的自然禀赋”，把“天”做名词、“命”作动词来解读；有的把“天命”看作名词，合起来解读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但不管作动词，还是作名词，对于我们理解“性”都没有太大影响，反正所谓的性，就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东西。我们关键要把握什么是“性”、以及有什么本质特征。 那什么是“性”呢？有什么本质特征？对此，儒家学者做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解释，大戴礼记。本命》说：“（天理）分之于道曰命，形之于一曰性”，意思是分布流行在道上，就称作命，具体到某个形体上就叫做性；心学大家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即性”，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程载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这三人说法大同大异，反正就是说“性”就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天理，所谓的天、命、心、性之类，都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说法不一样而已。 至于“性”特征，说法就各不相同了。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各种说法。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本来是至善的；并与告子有过一番辩论，最后谁也没说服谁；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吾之性命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己善；吾上质于圣人之说善，故谓性未善。”，他还拿禾苗与大米来打比方，说禾苗就好比性，大米就好比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禾苗虽然能长出大米，但大米不是禾苗。言外之意就是说”性“虽然具有发展为善的潜质，但性的本质并不是善。在这一点上，董仲舒、告子、以及称为厚黑学教主的李宗吾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性是无善也无恶的。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先生晚年也认为性是无善无恶的。在我看来，人性是无善恶的，这就好比菜刀，用来削菜做饭，就是善的，用来杀人，就是恶的，关键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孔子说：“吾十王有志于学，。。。。六十而知天命”，以圣人的才力，学习了四十五年后，才终于知道什么是“天命”这个“性”，我们智浅才薄，所以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也没那个能力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也体悟不到这个“天命”——”性“的本质与内涵。 既然后世有各种说法，而又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这里又是在讲《中庸》的内容，那我们还是看看《中庸》是怎么说“性”的。《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真诚到明白事理，叫做性；从明白事理到真诚，叫做教。能够真诚了就自然明白事理，完全明白事理后，也就自然会真诚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性的第一特征是真诚，第二特征是明白事理，这为后世的“性善论”打下了基础；而教的目的，是让人通过明白事理，然后再做到真诚，这又为后世的“复性说”打下了基础。至于怎么做到明白事理然后实现真诚，朱熹认为，要通过自己已有的知识，再去推究天下的事物的原理，这样时间一长，功夫够深的话，就能明白所有的事理，最后心这个本体的作用就自然明白了；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即性，不用那么麻烦，每个人都有良知之心，在自己心上去体认，通过省察克治的功夫，时时处处反省检视自己是否有不好的意念，在这不好的意念则萌发时就坚决把它扫除干净，事事物物上致自己的良知，遇到事情后，反思自己做得不好的，然后改正，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做到真诚，他们两人的区别，在于从哪先下手，这就是宋明理学区别。 从《中庸》作者所反映的观点来看，“性”至少是“真诚且明白事理”的，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或者说理想。 那什么叫“率性”呢？就是任由自己的天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索性——尽着自己的性子来，现在多数翻译把“率性“解释为“遵循人的天性”。 “率性之谓道”，就是由着“性”这个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去行事就称为“道”。这种思想，与释家禅宗所说的“直心是道场”思想不谋不而合。 什么是”修道“呢？就是按遵循道的原则去修养，结合第二句话，实际上就是”按照遵循人的天性的原则去修养”。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困惑和误解：既然是按照遵循人的天性原则，人的天性又是“真诚且明白事理”的，那教育就是要完全释放人的天性了；既然是完全释放人的天性，那后面又说“修道”，那修个什么呢？正是因为有这些困惑，所以，现在网络上流行两种对立的说法。有的说教育要释放孩子的天性，有的说教育不能任由孩子的天性，要加以约束。这两种观点很难说不对与对，关键就看他怎么理解这“性”，是指先天的“本性”呢，还是指受后天环境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受蒙蔽了的性。儒家认为，虽然人的天性是光明正大，尽善尽美的，但人生下来（圣人除外，只怕圣人也不能例外），甚至还在胎腹中时，就已打上了社会环境的烙印，不可避免的受生活环境影响、受自己私欲的蒙蔽，原本光明正大、至善至美的本性就不能完完全全发挥它的作用、原原本本的表现出来了。这就好比镜子，原本是明亮无瑕的，但镜面上不可避免的蒙上灰尘，灰尘虽然对镜子本身没有影响，但会影响镜子本身那明亮的光的发挥，再不能原原本本的反映所映照的物体原貌了。这是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区别所在，道家没有人的本性受后天影响这一说法，认为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崇尚任性、无为、道法自然。大家在《庄子》一书中，看到庄子在他老婆死后，不但不感到悲伤，反而敲盆打鼓的载歌载舞；其中一个朋友去逝了，其他朋友吊唁时，不但不感到悲伤，反而为他感到高兴。《世说新语》里，刘伶在家喝醉酒了，赤身裸体的在房子狂奔乱跳，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客人劝他，他反而说自己是以天为屋、以屋为自己的裤裆，怪客人为什么钻进我的裤裆来；阮籍在酒店喝醉酒了，就钻进漂亮的老板娘被窝，与老板娘一起睡。。。。这些所谓“率性”而做出的惊世骇俗举动，是不是天性本有的，我们没办法评断。但至少，人是社会的人，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管这是道家所谓的天性，还是儒家认为的受到习气沾染了的性）。由着自己的性子，轻则会招致其他社会成员的非议，重则会妨碍他人的性的施展，所以儒家重教化，用礼仪和道德节制、规范、引导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发而皆中节”。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就是主张用道德来引导、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儒家、道家，也包括释家都认为人的天性是至善、完美无缺的，但对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行为，到底是天性还是后天受到了蒙蔽的性，认识上有根本不同。儒家要“修”的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天性”受到蒙蔽后所表现出来的、非本性的思想，如果儒家要“修”的是人的天性，也不会说“修道之谓教”，而会直接说“修性之谓教”了。所以儒家所说的“修道”，实际上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对由着自己受到蒙蔽的天性而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进行修治、修正；二是对自己的天性进行涵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修养。而且是修治、修正在先，涵养在后。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说不能放任孩子的性子（当然，他们所说的性子，不是孩子的天性，而是天性受到蒙蔽后的作用发挥），而要用规矩来约束，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庸》一书的内容和布局来领会。《中庸》在讲到“诚”、“性”之前，先讲到礼，说：“宗庙之礼”、“效社之礼”、“义者，宜也”、“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就是告诉大家，首先要用“礼”来节制人的行为，然后才可以谈尽性、谈诚。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做到“入乎其内”，然后才能做到“出乎其外”，最后才能实现“超乎其上”。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表明，他花了五十五年的学习与修炼，才完全找到什么是自己的天性，从而才可以做到随心所欲、完全由自己性子来行事，而不违背、不逾越规矩。他是把规矩摆在前面的。我现在反省自己，学生时代，仗着学习成绩好，经常不守学校规矩，结果走了几十年弯路。 说到这里，我们对什么是《中庸》作者所说的“教”清楚了——按照遵循人的天性的原则修养就是教育或者说教化。“教“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发而皆中节”、达到“和”，最终目标，则是让人明白事理而做到真诚。我们前面讲过，“性”的本质特征-真诚且明白事理，所以，“教”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 至于教什么、怎么教，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是首先要让人明白事理。这正是《中庸》一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中庸”、 “索隐行怪。。。吾弗为之矣”、“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君子之道四”、“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凡为天有九经”、“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三”。。。。。这都是在讲“教”的内容——“事理”。 明白事理后，自然就会诚了，那么什么是诚？诚有什么好处和表现？这就是《中庸》后半部分的内容了。“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因为只有圣人能做到至诚，所以后面又专讲圣人。 实际上，一部《中庸》讲来讲去，是围绕一个“诚” 在讲。所以，王阳明等后世儒家学者，认为《中庸》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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