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经历「素质教育」的孩子怎么样了？

昵称30214245 20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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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

学生凭借足够好的成绩拿到了入场券，除了保卫成绩，有没有另一种成长的可能？老师们有足够的学识和心气，除了为学生提供升学服务，有没有另一种教育的可能？

十年前，十一学校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一群媒体人嗅着「寻变」气息进了学校，意识到这里即将发生的事可能是一篇报道、几张图片很难承载的，于是，一部纪录片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拍摄。

远远看上去，改革充满理想气息，学生拥有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可以自主去选择，去试错，去寻找自己，去建立与世界的联系。但事实上，即便是乌托邦，依然要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凝视与拷问，它只能是「既要、又要」的游戏——成绩是护身符，然后用多倍的精力，来保护「额外」的自由。

镜头最终选择了三个有不同性格、不同家境的高中生，十年里，他们进入十一又走出十一，成为三个不同的社会人。差异始终都在，但共同经历的三年，还是留下了同样的印记。通过记录和观察他们，想知道那场教育改革试验，究竟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这些从最好中学里出来的人，会过上怎样的生活？试验未必是可复制的，但是否能提供一些经验，让我们去了解教育的更多面相。

文｜王双兴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的伊顿公学」

3月，纪录片《真实生长》的放映交流会在一家书店里举办，片子里的三个主人公也到了现场。十年后的周子其看到十年前的周子其，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就是个「年轻的刺儿头」。

十年前，在三四百个高一新生中，周子其几乎是自己跑到镜头里的。

军训开始前，年级书记、历史老师李亮在大会上发言，讲到规则意识和自制力时，举例说：一粒汗珠挂在你脸上，规则不允许你擦去，你能否坚持你的操守呢？散会后，没等李亮出门，周子其就冲了过去：「老师，洛克说，趋乐避苦是人性，您对这点怎么看？如果公共意志和人性相违背，我该遵从谁的看法？是不是意味着军训过程中，我可以擦擦汗坐下来歇会儿？」

问题一个接一个丢过去，李亮一个接一个回答，但最后，谁都没有说服对方。

这只是「刁民」周子其的出场，紧接着，他在那个学期给校长写了两封信，一封依然关于军训，他觉得比起这些「服从性测试」，学生们更需要急救知识；另一封关于早恋，他认为学生手册的那句「男女生交往不当影响不良者记大过」，自由裁量度太大。

两封信很快收到了反馈：十一学校在军训中增加了急救知识教学，同时取消了初中部军训，将高中部军训减少两天。至于早恋，后来，大家觉得这在十一学校，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

那时候，校长李希贵的手机号就印在学生手册上。李希贵曾任高密一中校长、高密教委主任，又升任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早在山东任职时就开始了改革的尝试。在十一学校，除了军训和早恋的事，储物柜打不开了，空调坏了，也都可以找他。有些同学觉得，这些事还是逐级反映比较好，直接找校长没必要。但周子其说：「我会觉得校长把手机号留在这儿，不是为了让我给他发拜年短信的。」

这些事发生在2012年夏天。往前推两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小范围试行后，到2012年，素质教育改革在全年级推行，周子其们是第一届。

改革后的十一学校主张自由、平等的教学，学校和老师的角色是服务者，给学生提供选择的空间和个别化的帮助，主要强调锻炼学生的自我控制力，培养内驱力，他们有个口号叫「不为高考，赢得高考」。被镜头记录下来的学生们，从入学开始，全部实行走班制，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同学；选修课有两三百门，全校四千多个学生，每个人的课表都是不一样的；教室没有讲台，上课没有命令和服从，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自主学习，对自己负责。

在形形色色的学生中间，拍纪录片的导演们的注意力很难不被周子其吸引走。他成绩好但不安分，有想法又愿意思考，也有点有恃无恐。他打辩论，玩模拟联合国，历史课学明朝内阁时，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学生内阁」，专门争取学生权益。他们曾经「约谈」了食堂经理和后勤领导，后来，饭菜价格调整了，原材料价格也公示了。

那年的新年联欢会，历史老师李亮喝了点酒，红着脸和校长老师们说：「我的这批学生，非常厉害，他能改变十一学校食堂的价格，绝对非常厉害。你服了？我也服了！」

周子其在历史课题答辩中

在《真实生长》放映现场，有观众表达了自己的羡慕。猛地一看，那些故事似乎没有毛刺，像学生们自己说的，「这里是中国的伊顿公学」，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跟多数人完全不同的青春。有人评论：直到读大学，我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而这些孩子，已经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探讨历史、政治、爱情、权利与自由……

在十四五岁探讨各种命题的周子其，如今25岁，和其他观众比起来，这个「局内人」更多地在消化自己身上的变化。十年后，他说，现在的自己「更务实，更世俗，在不断地适应社会中」。

《真实生长》的导演张琳记得，高考那天，很多学生将要前往各个外校考场，临行前一天，年级主任王春易在学生大会上叮嘱：「到其他学校后不要轻易动人家的空调，不要自己想定多少度就定多少度。」老师们都很清楚，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下，十一学校更像他们营造出的「乌托邦」。学生们只能在这个小的「乌托邦」里当家作主、自由探索，出去之后，依然要面对外面的「规矩」。对周子其来说，这几乎成了他之后十年中的一个隐喻。

因为高考失利，没达到父母期待中光华或者元培的分数线，反而如愿学了自己喜欢的历史，但发现北大历史重考据，离他所关注的现实很远；出国读研究生，没想到很快疫情开始了，再也没办法出门，只能上网课；毕业后受到大环境影响，在美国找工作并不顺利；回国后，因为专业的性质，很难找到合适的政策方面的工作，最后周子其选了前景不错的学而思，毕竟是朝阳行业，先养活自己；7月1号入职，紧接着就是双减，整个部门被裁了……

如今他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任职，不是自己最喜欢、最有热情的，也不是父母最期待、最体面的，但好在「保证了我的休息时间，待遇也还可以，做的事情我也不讨厌」。

他说，这是一个「逐渐发现自己是普通人的过程」。

「各种成长样态」

放映交流会结束已经是傍晚了，陈楚乔要回到剧组里，继续工作。

她是《真实生长》的另一位主人公，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姑娘。陈楚乔在高中时就展现出了创作者的气质。她说，在十一，成绩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差异化会得到鼓励的，于是，同学们「优秀」得多种多样，有意思的事也一直在发生。

有人参与成立了校服中心，自己开发布会、选址、确立经营模式，负责人曾和卡帕首席运营官见面商谈过，最后在其帮助下实现了线上销售；有人创办杂志、舞社，还有人开了间名叫「乐仁」的咖啡馆，然后拿赚来的钱做公益——老板每学期都去给「乐仁奖学金」的获得者颁奖。这些故事被收录在一本名为《为每个人开的学校》的书中，于2016年出版，从主编到撰稿都是十一学校的学生，这些十几岁的学生们说，想要「展示当代年轻人在被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自由与选择权之后，所呈现的各种成长样态」。

在这样的氛围里，不可能不关心身边的人，不可能不对「人」本身好奇。「所以我成为不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趴在对自己有利的事上的人。」陈楚乔说，「我发自内心地想去贴近他们，琢磨他们」。

陈楚乔从小爱看东西，杂七杂八，什么都看；也爱写东西，杂七杂八，什么都写。她的感受力和表达欲在十一得到了拓展。学校里有一间鲁迅主题教室，墙上挂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老师黄娟留着短发，是个感情充沛、鼓励学生表达自己想法的女性，有北师大文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的背景，会在课堂上带着学生一起研读鲁迅。高中三年，陈楚乔曾经很多次坐在桌子上，和大家一起讨论：什么是青年，交流的意义，人为什么要有归属感……

「思维的深度、广度，对一些感性情绪的捕捉和拿捏，这些素养不是某一门课程会明文规定需要具备的，或者考试会考到的，（但在这门课上）具备这些素质的人被鼓励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我觉得是可贵的。」那时候的陈楚乔说。

陈楚乔与老师黄娟讨论

高二那年暑假，陈楚乔和同学一起拍了部名叫《极度恐慌》的电影，僵尸题材，改编自韩国同名漫画。那段时间，他们跑去影视中心借设备，去媒体与出版中心拉投资，然后从网上买了道具，开始自导自演。

因为前期拿了投资，就要考虑票房，陈楚乔和剧组同学最终决定让电影在学校公开放映，票价20元。杀青后，一群人每天跑去食堂门口吆喝卖票。首映那天，主创们穿了礼服，出现在映后的舞台上，同学和老师坐满了整个图书馆报告厅，《极度恐慌》拿下了7000多元的票房。

如今回想起来，这依然是整个中学时代最让陈楚乔有成就感的事。

陈楚乔和同学自导自演电影《极度恐慌》

和陈楚乔约了几次才最终定下见面时间，她不是在剧组就是在出差，最后，我们隔着两千多公里通了电话。和周子其比起来，陈楚乔走向社会的路似乎更平坦些，如今的她依然走在在十一学校选择过的路上——拍电影。她说，自己一直是线性的正向的发展，越来越接近想要的东西，每个阶段也都有每个阶段的满足感。

去年，陈楚乔还担任执行导演，参与拍摄了一部名叫《布伦木莎》的电影，说起来还是来自十一学校的契机——这部电影的导演是《真实生长》曾经的导演之一。

这一部关于塔吉克民族迁徙的电影，是陈楚乔从十一学校起就开始感兴趣的东西：关于人，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时间如何摧枯拉朽地驶过人类的生活，留下一些废墟，人类又如何在废墟上重构生活，往往复复」。电影之外，她也依然和很多鲜活可爱的「人」在一起。

前不久，陈楚乔回新疆协调电影发行立项的事，特意又回了拍摄地看看老朋友。海拔四千米的帕米尔高原照旧让陈楚乔兴奋，「星星像碎钻一样，银河清晰可见」。老乡家里的小孙女看到她，跑着扑过来，喊：「好想你啊！」

「一个小富即安的人」

在《真实生长》放映交流会的发言环节，周子其说：「我之所以成为我，和十一是绑定在一起的，它的改革、它的老师、它的环境确实塑造了我。」陈楚乔说：「在一个很多变很多样化的环境里面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路。」

话筒递到李文婷手中，结尾是：「十一学校使我受益良多，也非常感谢十一学校对我的培养。」坐在观众席左侧的一位男士「噗嗤」一下笑出声来。

李文婷是个容易害羞的女生，出现在镜头里，眼睛常常星星点点的，像噙着泪一样。笑声或许是因为她和另外的两个年轻人太不同了，而这种差异，很明显地展现在了屏幕内外的十年里。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一下投入到十一想要创造的自由探索的氛围中去。导演也考虑到了片子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于是《真实生长》有了第三个主人公李文婷。她的老家在山西，父亲年轻时被分配到铁路工作，所以有了北京户口。初三那年，李文婷转学到北京怀柔，一年后，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十一学校。

落差感从那时开始持续地扑过来。

她见过和周子其一样的「妥妥的学霸」，可以中考免试进入十一学校读高中，「博览群书，理科也很强」；也见过很多人有奇奇怪怪的爱好，比如同宿舍的一个姑娘，每年会把《哈利·波特》手抄一遍，8本一字不落，她英语很好，不用背单词就可以考到145分以上；还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女孩，虽然是文科生，但很喜欢生物，还在国家级竞赛里拿了奖，「她的父母也不会说文科生学这个会占用时间」。有一次，李文婷去书店买书，听到旁边小学部的男孩正在说微积分，「我好像到了高中才刚刚听说这个词，他们已经开始看那些书了」。

这里的评价体系变得更加丰富了，但她发现自己没有那些丰富的部分；曾经最擅长的就是考试，但现在，周围最不缺的就是学霸，成绩也不再有优势——全年级三百多人，李文婷排到二百多。

更大的冲击来自学习模式的不同。李文婷的小学和初中，学校教学都以应试、衡中模式为主，刷题、划重点、应对考试，每一步都有老师盯着、带着、督促着，「如果成绩突然下降，班主任会立即找你做一次特别长的谈话，把你说哭了之后，又上去了。」她带着这样的惯性到了十一学校，发现很难衔接——「现在都没人管了」，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每天都会被很多人压着。

时任十一学校战略咨询顾问的李茂开玩笑说：「其实传统的模式有一种纯粹，反而塑造了一方『净土』，把什么都剔除了，按老师说的来就行了，都不用思考；但在这里，要安排自己的时间，要寻找自己的兴趣和驱动力，要对抗很多。」

在导演们捕捉到的镜头里，出现在周子其桌上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世界近代史》之类的大部头，但李文婷桌上始终都是教材、试卷、作业；别人在操场上踢球的时候，李文婷在宿舍里划重点；别人在学校里观察植物，李文婷在做题；有一次，一位导演看到很多宿舍在墙上贴了装饰，问李文婷怎么没贴，她说：「那边也有。」镜头转过去，是一张氨基酸总表。

十一学校实行导师制，每个人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老师作为导师。有人选了和学生像哥们儿的李亮老师，有人选了鼓励学生思考的黄娟老师，李文婷的导师是物理老师，那是一位精瘦、严肃、脾气有点大的中年男性，他保持着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式，会叮嘱学生们：「我建议你排除一切干扰，就在这个教室，踏踏实实地学，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高二那年，李文婷拿到了十一学校的「双科飞跃奖」，物理老师称赞她说：「进步不小，接近100名了。」

学习中的李文婷

今年春天，我们在北京五环外的一家奶茶店见面，李文婷和十年前一样，爱笑。这天是休息日，她打算在家搞搞卫生，看会儿《纱丽迷情》。

去年8月，她研究生毕业，因为自认为「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更适合稍微稳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她选择进了银行，如今留在北京，成为一名柜员。

这是一份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有一次，一个客户带来了七八捆一毛钱纸钞，每捆一千张。因为点钞机无法识别一毛钱纸钞的真伪，而且，客户带来的钱很多很脏很破，有拼接币和残币，只能人工清点、粘贴。那天，李文婷从早晨上班一直点到了晚上下班。

她是个快乐的姑娘，不会想太多关于「意义」之类的，也不会因为工作重复性强而不耐烦。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不会遇到难搞的客户，然后按时下班，回家看看电视剧和综艺，「对着屏幕傻乐呵，笑出鸭叫那种」。关于未来的想象：「要是可以升个小职，当个小主管、小经理呀，就很完美。」

她在社交媒体上见过一些辞职追求梦想的人，会佩服他们的勇气，但不会羡慕：说走就走是不错，但总要回来，还要再找工作；也见过一些把爱好变成事业的人，会羡慕，但觉得不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是：「按部就班地上班，本着一个难得糊涂不为难自己的心态。」

「入场券」和「护身符」

离开十一学校后，三个人走向了不同的路，也各自拥有了不同的人生。但在进入十一前，他们拿着同一张入场券：成绩。

李文婷的中考成绩是全校第一、全怀柔区前20；周子其考十一学校初中部时，是1500名考生中的前50；陈楚乔所在的区重点初中，中考年级前10才能进十一学校。「改革很吊诡的地方就在于这儿，成绩越好的地方越有资格改革，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张琳说。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即便在校园里构建一个「乌托邦」，也一定会面临现实的「入侵」。

「幻灭感」在高三变得明显，那些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经历一点一点地拿到应对高考这件事上来，和所有人一样，「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什么社交都没有，就是它有自信通过这样一年的强化训练，把你变成一个非常适合高考的人。」周子其说，那一年，他们每天早上七点上早读，紧接着是一天的课，四点一刻之后开始考试，五六点钟吃个饭回来上晚自习，上到十点半，然后周而复始。一个男生表达过很多次：如果注定要高考，前两年给我们光辉灿烂的青春有什么意义呢？

学生参加考试

十年之后，《真实生长》上线，那些经历被重新推到大家面前，其中一个片段里，年级主任王春易对着镜头说：「最后是要成绩的，成绩是有短期效应的。（导演：谁要成绩？）谁都要啊，学生也要，家长也要，社会也要，都要。没有一个人不要。」

成绩，其实是十一学校的入场券，也是改革的护身符。

《真实生长》中有一个画面，晚上放学后，王春易在办公室加班，镜头从房间里扫过去，柜子里是满满当当的学生档案，每个人一本。张琳说：「为了让学生有这样的环境，老师们其实付出了巨大的工作量。这些工作量和努力不是一句『这是顶尖的学校、有顶尖的资源』就可以模糊掉的，他们是为这所学校所有改革托底的人」。

名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茂说，「要受待见，要获得更多资源的投入，要拿出成绩在同行中获得优胜地位，要让自己更突出。所以，学校之间在竞争，然后把指标下移，竞争又传到老师之间，老师再传导到学生之间。」

「十一其实是选择了两个都要，既要成为改革名校，又要保证高考成绩往上走。」李茂说。他回忆，当时十一学校的老师，比同类学校的老师，要累两倍、三倍。曾经有学生成绩上不去，老师们就一次一次针对这一个学生开会；同时，接一个家长的电话可能要耗时两个小时，而关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怀和人格的健全，更是很难量化的事情。

很多时候，老师们是「分裂」和「拧巴」的。尽管在创造一个自由的乌托邦，在更丰富的评价体系中鼓励学生自由发展，但他们自身依然处在被评价和选择的机制中，处在整个社会的凝视之下。李茂说，十一学校内部实行聘用制度，每个年级的老师每年一聘，接受年级主任的挑选，即便是特级老师，也并非天然会被挑选。

在《真实生长》的拍摄中，张琳曾跟随老师们回到家中，在那里，他们和所有家长一样，陪孩子上培训班；他们的下一代和所有孩子一样，想要拥有十一学校那样自由平等的素质教育的环境，就要通过刷题填鸭的学习方式，考进去。

2017年，李茂离开了工作6年的十一学校。前两年，他约一位前同事聊天，对方情绪状态不是很好，在聊到工作压力时，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李茂无意中说了一句：「哎呀，这些不是你的责任。」对方眼泪刷地下来了。

如今，李茂依然在研究中国学校的变革和创新，从观察者的角度，他说，无论是北大附中还是十一学校，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这种由校长驱动的模式会存在让老师成为执行者、螺丝钉的可能，更理想的状态，是更充分地调动起老师们的主动性和激情。

不止是老师，学生同样要面临竞争的压力。李茂说，尽管素质教育改革中，鼓励多样化、差异化，但关于成绩，十一内部依然是高竞争的。学校也一样会把每次考试中的进步奖等等张贴到墙上，只不过，和很多其他与成绩无关的奖项贴在一起。

尽管已经离开了十一学校，李茂依然会温和地强调措辞：要说「哪里还有提升的空间」，而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因为曾经身处其中，李茂更能体会到改革的不易，他说：「十一已经很了不起了，老师已经付出了不知道多少了，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已经阿弥陀佛了，不能让这些学校太孤军奋战。」这些话，他重复了几次。

十一学校的课堂

「三代人」的困境和挣扎

尽管有北京户口，考入北京「第一梯队」的学校读书，和很多人比起来，已经有了可望不可及的资源，但张琳还是感觉到了压在每个人身上的「隐形稻草」。

这个学校有太多和周子其一样的学生，背后是完成了阶层跨越的家庭，所以，作为下一代人，被动地背上了维持和巩固它不要下坠的压力，最好可以朝上走走。像周子其自己所说：「我爷爷把我们家从村里带到市里，我爸从地方来到了北京，他们希望我也能再往上跳，一节一节往上跳。」

大多数时候，周子其都嘻嘻哈哈的，还会因为打游戏的事和老师斗智斗勇。但到高三那年，画面里的他明显「变乖」了，看上去开始好好学习了，不过张琳觉得，那段时间是他最分裂和痛苦的阶段。

二模时，周子其考了年级第一，高出第二名15分，老师们希望他可以冲刺一下北京文科状元，父母对他的期望是高考680。周子其爸爸曾经在军队里读完了硕士，二十年前转业做了销售工作；妈妈是英国硕士毕业，金融管理专业。他们希望儿子可以考北大光华或者元培，然后「把经济、金融、银行作为职业」。

一方面，周子其想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如果成绩再坏一些，爸妈可能就同意了，但以目前的成绩来说，历史系肯定不干，毕竟，「北大历史和北大元培哪个好听一些啊？」周子其有点动摇，觉得父母的方法最稳妥，先搞定「饱暖」，再想乱七八糟的，但也有点不甘心。

那段时间，老师们看出了他的纠结和痛苦，「担心他在这样的过程中丧失对世界的热情，浪费掉自己的才华」，叫来家长和老师们一起讨论。

那天，李茂看上去有点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如果说周子其的家境很一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很好，因为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像周子其这样的孩子，批判能力一点不缺，他为什么没有激情，他找不到如何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十一学校的老师是这样，你教得再好，如果没有一点社会情怀，实际上很没价值，无非是为一些中产家庭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很可怜的。」

李茂话没说完，画面外的一个声音传过来：「对，你这个话很准，升学服务。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竞争，谁能够提供更好的升学服务。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就是名牌学校。」

陈楚乔也一样，张琳觉得，对和她一样家境的孩子来说，能不能成为父辈、超越父辈，是越不过去的一堵墙。拍摄团队刚进十一不久的时候，陈楚乔曾对着镜头表达过自己的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知道以后靠什么吃饭。」画面外是拍摄者们吃惊的声音：「这才第一个学期。」

后来，随着了解增加，张琳开始理解她：「前20年，爸妈把路铺得特别好，想干嘛干嘛，有人保底，想出国『咵』就出去了。但回来之后呢，谋生赚钱上干不过父辈，艺术追求和创作上也要受到上一辈非常苛刻的评价。」——陈楚乔的妈妈在外企工作，爸爸是位艺术家。

关于这些，很多没有展现在最终的纪录片里，张琳担心，谈论中产的痛苦，只会让大家觉得「凡尔赛」。

团队负责音乐的同事也毕业于十一学校，对陈楚乔身上的「隐形稻草」非常感同身受，他也有可以如愿出国读音乐的家境，上一代人从闭塞、匮乏走向开放、丰富，得到机会，然后占据主流资源，但年轻一代们的普遍困境是，他们起点高、眼界高、创作也不错，但大的上升的环境消失了，「拼出头的机会非常非常渺茫」，张琳说，这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痛苦，你能说这种痛苦是不真实的吗？

而李文婷的「任务」，则和周子其的父辈一样，从山西跳到北京，然后留下来。

作为「海淀六小强」之一的十一学校，是很多学生挤破脑袋想要就读的学校。周子其和楚乔都是北京人，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优渥的家境，父母是大学老师、金融精英或者艺术家，不止看重孩子的成绩，也在意人格的健全、素质的提高。在十一学校，这样的同学不少，但李文婷的成长故事是另一个版本。

她出生在大同，妈妈是个化验员，后来下岗了；爸爸是检车员，《真实生长》中出现过他的镜头，穿着灰色厂服，靠在宿舍窗前：「我的教育是中庸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正常人生活下来，不见得比优秀的人不幸福。尤其女孩子。」

有一年暑假，陈楚乔在考托福，周子其在游泳，但李文婷在返乡找老师补课，教室的桌椅都是旧的，一小块绿色黑板架在桌面上，背后墙皮斑驳。

在张琳看来，三个人身上背负着不同的困境。他们共同出现在一场教育改革中，要面对「自我」的探索，也要面对现实问题。他们正和一所学校共同面对这些。

暑假，李文婷在山西补习物理

「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交流会结束几天后，李茂聊起那天三个年轻人的发言，「文婷实际上很模式化，他们对那三年的利用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张琳也是同样的看法。作为纪录片导演，拍摄时，比起周子其和陈楚乔的各种「折腾」，属于李文婷的画面实在太单调了，起床、吃饭、学习、睡觉，对周边的事情也不太关心。

作为一个比李文婷大上10岁的姐姐，从社会人的视角出发，张琳依然有不少「恨铁不成钢」的情感在里面——这样的改革和资源有多难得啊。

「我的高中时代完全就是文婷那样的女孩，非常乖，但是她有机会进入这样的一所学校和环境，它本身的优越性就来自于能够给你提供很多机会。哪怕是多听几堂讲座呢，可能就会有某个契机能够改变你很多。我就很想说，你就不能多蹦跶蹦跶吗？对你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啊。」张琳说。

但慢慢地，拍摄团队和文婷一起，去过她的老家，见过有马车走过的老路，去过怀柔的出租屋，见过和李文婷一样有点害羞的妈妈……随着个人化的联系越来越多，张琳越来越能理解，对李文婷来说，先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完成阶层的流动，或许是更重要的选项。

十一学校宝贵的地方在于提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但同时，也提供了不去选择的权利。张琳说，和李文婷一样的孩子其实不多，但老师们不会因为她不如周子其那么「精英感」，不如陈楚乔那么折腾，就看轻她，「当大家看这所非常精英的学校时，会觉得这里天生所有人都是王子、公主，事实上，很多老师本身也是流动上来的」。

虽然没有充分利用这所学校的资源，但是李文婷「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高考那年，李文婷以630的成绩考上了首都经贸大学，高出一本线80分左右，高出学校线20分左右，可以选择还不错的金融学院，学保险精算专业。

从结果来看，李文婷觉得自己好像并不如一些老家同学考得好。他们考去了县里或是省会的高中，在另外一种教学模式里过完三年，最后，有人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人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还有人考上了哈工大。

不过，除了偶尔心理不平衡，她更多时候还是接纳了这些。

抚慰一定意义上也来自同学们的处境，在他们中，有的一心扑在高考上，高考结束，突然发现人生没有了目标；有的学了自己不了解、不喜欢的专业，浑浑噩噩过完了整个大学；有的读了研，又觉得自己不适合读研，太难受退了学；还有的选择了本科毕业直接就业，工作一小段时间觉得不合适，于是频繁跳槽……

这一关李文婷在高中时就已经度过了。尽管在高中时没怎么参加社团活动，但选修课有学分要求，她还是被动地进入了十一学校的改革，选过法语、激光建模、软件开发等等，这些让她「知道了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学法语像回到小时候从头开始学英语一样，好烦啊，不想背，就算了；写代码什么的实在是搞不懂，所以不会在毕业时候觉得，计算机好酷啊，就业也很棒，「啪」就选择了计算机，结果才发现学不下去；化学、生物学起来还行，但比较难就业……高考结束后，李文婷选了保险精算作为自己的专业——偏向她喜欢的数学，但又不会太学术、不会太难。她几乎是开开心心读完了本科，又考取了对外经贸大学的研究生。

这期间，看着身边的同学读研、退学，就职、辞职，李文婷意识到：「可能那段面临很多选择、迷茫、彷徨的时期是一个早晚要经历的阶段吧，只不过我的这个时刻在高中就经历了而已。还是提前一点好，总比大学了才知道，但没办法更改强。」

李文婷在十一学校尝试跳舞

《真实生长》播出之后，张琳看到很多评论和反馈。这十年，教育环境和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变，竞争越来越激烈，「鸡娃」「内卷」一类的词一个一个蹦出来，关于「怎样衡量教育价值」，也被置换为短视而又单一的一套标准，比如成绩、工作、薪酬……但张琳还是看到了很多人表达自己的共鸣：「当他们成家立业了，可能解决了工作，解决了房子、车子，这时候意识到，这些永恒的问题我全都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活着，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如今的李文婷、那个当初的自己，张琳显得更乐观些：「她只是刚刚完成社会流动，在当下的中国，可能对她来说是更好的选择。至于什么时候再去有更大的或者其他的追求，慢慢等，慢慢来。」

十一的印记和「珍贵的普通人」

同一时间，周子其和陈楚乔也离开十一学校，进入到各自的人生轨道。和十年前相比，开阔的、上升的、自由闯荡的环境和机会不再那么充裕，更多年轻人像李文婷一样，端起体制内的铁饭碗。和李文婷的安稳自洽比起来，周子其和陈楚乔看到的世界显得更残酷些。

张琳和老师们交流过，这里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希望能把这些不用太纠结于生存问题的年轻人往理想的教育去带一带，真正有人格和心灵上的成长」，成为有个性、有思考、有内心驱动力和社会关切的「人」。

现实的一面又是：「无论学生时代想得再高、再远，对这个东西再有激情，真的入行，就是很大一瓢冷水浇下来。」

「写一个故事前会自我审查，给自己套上一个套，是很可悲的事情，会怀疑自己做这个事的意义；另一方面，整个影视市场很低迷，哪怕不做作者电影，不加那么多个人表达，做一个职业导演去拍类型片，去服务大众，好像也没啥未来，因为影视的盘子越缩越小。」陈楚乔说，整个行业的从业者都陷入一种迷茫和悲观的情绪，甚至有的朋友已经迫于经济压力打算另谋生路了。

不过，陈楚乔还是留在这个行业里。

「在故事里和故事外，跟不同的人建立连接，经历一段不一样的生活。我很珍惜也很喜欢这个职业带给我的东西。」她说，至少创作本身是快乐的，她靠一些小火花自己捡乐，在当下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戴着镣铐跳舞，她计划在今年写一个新的短片。

当然也因为有家庭的托底，让她没有生存上的不安。「家在北京，最不济还可以跟父母住。」但另一方面，十一学校的印记依然在这些时刻发挥作用。

「当然可以说十一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个乌托邦的存在，我在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里厘清了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厘清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就算走入社会，进入到一个大熔炉里面，会遇到环境的差异和心态的变化，但我身处乌托邦时对自己的那些认识，也会帮我平稳地度过。」陈楚乔说。

刚毕业回国时，因为赶上影视寒冬，很难在影视公司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陈楚乔去了一家传媒公司，「很清楚只是一个过渡的工作，肯定不是很开心，但也可以待着，静静地等待入行的机会」。后来，她在朋友的介绍下进了一个古装剧剧组，冬天又进组参与了一部院线电影的拍摄。

因为很明确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就一步一步朝那里靠近，「肯定还要奔着当导演去的嘛」，但下剧组还是要从场记做起。

陈楚乔状态很好，也挺喜欢场记的工作，每天乐乐呵呵地开工。「你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剧组里，监视器数量是有限的，场记是除了导演和少数主创以外能直接看到画面的职位之一。」陈楚乔在电话里的声音都轻快起来，「作为一个比较热爱创作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创作的人，能直接看到拍摄画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陈楚乔是个97年出生的女孩，同龄人身上普遍的焦虑感在她这儿很淡。在李茂看来，陈楚乔是十一希望培养出的那种学生，「找到内心的热爱，也还在坚持自己的热爱；关心这个世界，有把根扎进土里的力量」。

陈楚乔在电影首映时

走出「乌托邦」之后，周子其也接二连三遇到过不少落差，很长时间里，他都在和这种失落感共处。

从北大毕业后，周子其到芝加哥大学读公共政策，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进可退的选择：一方面契合自己的喜好，能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专业侧重用数据分析来评价政策的可行性，「对企业、对政府都有一些可以应用的场景」。

但没想到的是，回国后，这一专业的发挥空间变得有限，他也投过一些智库，但对方更青睐基于中国政策研究的学生。

只能一再妥协。

但他觉得，自己身上还是留下了十一学校的印记。「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环境里面，理想主义的那部分会变得更大一点；进入一个纯世俗的环境里面，世俗的这部分会变得更大一点。」周子其说，但是曾经理想主义环境里的经历，肯定会让人在进入世俗之后依然保留理想主义的部分。就是大家常说的，「见过了好的」。

周子其在大学依然在做「模拟联合国」，组织来自全国的中学生，讨论一些社会议题。他清楚中学阶段的社会科学教育是存在局限的，所以想通过自己能做到的方式，让更年轻的中学生们「看到全貌，看到更多更广阔的世界」。这是十一留给他的东西：「看到之后就会去更好地判断说，我是应该待在原地，还是应该怎么样。就算活得很平凡，很卑微，但是还是要有一些所谓的Great aspiration（壮志），更高的追求是一定要存在的。」

春节返工后，公司突然通知要延长半小时工作时间。周子其很反感，也觉得没有意义，但「只能倒下了」。当初在十一时的自由环境很难「搬」到社会上，但离开十一后可以保持独立思考和不被异化的自觉。另一方面，「原则性的、本质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会绕开，比如可能遇到文书代写，我基本上能不做就不做」。

至于打给自己的那个「普通人」标签，张琳很认真地和我聊起，她觉得，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能决定学生的上限，但好的教育是给大家下限，起码不会特别差，起码不会是一个坏人、恶人，不会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是『珍贵的普通人』，是生长出了自我、有独立意识、拥有内驱力，却也在挫败中不断修正自身位置的普通人。」

李茂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公共关怀没有丢，就不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