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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当年吃派饭 ■作者：王 峰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农村吃过派饭，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74年7月，那时我在公溪镇长安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们这里是个知青点，有30多人。当时我们生产队完成了“双抢”任务，大队部要求我们队支援临近的村庄卢家湾，到那里割一天稻子。 这天吃过早饭，我们跟着带队干部和50多岁的农民，也就是老队长，趟过宽阔的齐到大腿深的公溪河，沿着河边的山路，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到了卢家湾。 卢家湾是个小村庄，大概有二十几户人家。放眼望去，一片片金色的稻田，远处还有几座青翠的小山。 烈日下，我们戴着草帽，手握镰刀，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割着稻子，并完成脱粒的任务。 中午休息时，看见家家飘着袅袅的炊烟。老队长宣布午饭在卢家湾老表家吃，每家去2位知青。我和张爱荣被老队长带到了一所农舍前，这是当地很普通的农村房舍。进了堂屋，一个黑瘦的50多岁男人迎了出来。堂屋里家具不多，但收拾得非常整齐干净。堂屋的前面是厨房，厨房不算小，打扫得也很整洁，灶台擦得锃亮。一个瘦弱的50多岁女人在灶前炒菜，她脑后梳着一丝不乱的发髻，穿着整洁合体的素色衣裤。这家的儿子是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容貌清秀，身材清瘦，正在劈木柴。 菜端了出来，一盘油绿的炒空心菜叶子，一盘空心菜梗炒辣椒，还有一小碟白不拉叽的像是炒鸡蛋的菜。一个木桶里是冒着氤氲热气的隔水蒸的白米饭。“涅娌（姑娘）吃饭了，冇有什么菜，饭要恰饱。”女主人还算热情地招呼我们道，并麻利地给我和张爱荣每人盛了一大碗饭。男主人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碗白白的米汤。 吃饱喝足后，我们出来在村子里溜达，同学们碰见了，在村头的大柳树下闲聊，聊的内容是在各家吃了什么午餐。有的同学说，他们在队长家吃了红烧鸭子、肉圆子、香肠，还喝了米酒；有的同学说，在会计家里吃了清蒸鱼、辣子鸡、红烧肉，也喝了米酒；还有的同学说，他们在保管员里吃了清蒸腊肉、红烧鱼、辣椒炒牛肉；还有的说，吃了炒鳝丝…… 不一一赘述了，大家都报了菜名，我越听越不对劲，敢情我和张爱荣吃的是最差的，大家听了我们报的菜名，都笑了起来。这时本村的一个40多岁的老表路过，听了我们的话，他也笑了，指着我和张爱荣开口了：“她们俩去的人家是外来户，在村里被排挤的，受欺负的，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原来如此。 第二次吃派饭，是1977年的4月底。学校里规定中学教师全部去大同村帮农民插秧，因为不能错过耕种季节，“不插五月禾”，就是说从5月1日开始，插的秧苗就结不出稻穗了，只是一把稻草了。 这天是周末，风和日丽。早上，我们语文组的几个年轻女教师跟着老教师向杰去了大同。一路上走过了平坦的大路，又踏上了崎岖的小路，走了约一个小时才到了大同村。 大同村比较大，村里还有商店。一条清澈的潺潺流淌着的小溪从村前流过。村子四周是田野和苍翠的山峦，景致优美，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色。 我和小倪、小陈、小董，跟着向杰老师在一块水田里一字排开，很快就插满了一块田，再插另一块水田。在我们几个人里，小倪老师插得最直最快，我们几个插得不太整齐，但从远处看起来，青翠欲滴的秧苗随风摇曳着，像一块碧绿的丝绸地毯，美极了。 中午休息时，大家在小溪里洗净了腿上、脚上、手上的泥巴，穿上了塑料凉鞋。向杰老师擦擦眼镜，点上了一根烟说：“我以前带学生来过这里，知道哪家的伙食好，你们跟着我就是了。”我们跟着向老师来到一座青砖大瓦，比较高大的敞开大门的房屋里，宽敞的堂屋里有一个大方桌，桌上摆满了菜。女主人40多岁，中等身材，中等姿色，短发，很精干的样子。她笑着对我们说：“菜做好了，等会炒好糯米饭就可以开饭了。” 我们一边道谢一边跑到厨房里去参观了一下，只见中等个、比较帅的男主人站在一口黑色的大铁锅前炒着一大锅白白的糯米饭，里面放了很多猪油和白糖，飘来一阵阵的香甜味儿。 开吃了，我看见满满一桌子菜有冷菜、热炒、溜的、炒的、素的、荤的有十几碗，但所有的菜全放了辣椒。每人一大碗米酒，一大碗炒糯米饭。糯米饭开始吃几口还行，再吃就觉得太油腻太甜，感到有点恶心，想吐了。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已离开了那片土地，但吃派饭的那段经历难忘。每每忆起热情、善良的村民，地道的农家菜，豪爽的酒风，感觉还是挺温暖美好的。那份浓浓的乡土、乡音、乡情，永远无法逝去。 老表，你们可安好？ ●2017年1月6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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