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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转民中的艰难跋涉 作者：李康宁 1981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核工业新的发展方针，在优先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上来。从此，核工业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根据新的发展方针，核工业进行了大量的“关、停、并、转”工作，停建了一批军用核工程，压缩了军用生产线。 由于核工业的战略转移，从1984年起，国家对七二一矿实行限产，铀矿产量下降，七二一矿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在其他铀矿山关闭的情况下，考虑到七二一矿是个历史老矿，人员多，铀矿储量大、品位高、资源相对丰富，是一个集采、选、冶于一体的大型联合企业，是核工业核原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是核工业唯一的常规水冶生产线和渗滤浸出生产线，于是列入在保留下来的“八矿一厂”之中，实行的是“一边保军，一边转民”、“以铀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因此民品生产进入了生产计划。在江西昌华化工冶金有限公司的麾下，所辖若干个二级民品企业及项目，如：压铸件厂，仪表厂，医用迪克公司，萤石粉厂，氧气厂，耐腐蚀泵厂，陶瓷厂，钉子厂，贝他胡萝卜素厂，硫酸厂，轮胎厂，汽车大修厂，手套厂，邹建公司、鹰建公司，地勘公司堵漏等等。由于种种原因，部分企业的产品还未等推向市场就关闭了，究其困扰：第一是没有国家支持，完全由市场决定命运；第二是没有技术支持，矿山现有的技术傻大笨粗，适应不了市场需求；第三是没有资金支持，项目拨款有限，银行贷款利息甚高。这种“九死一生的开关厂”现象在核工业普遍存在。像江西核工业建设公司，压铸件厂，耐腐蚀泵厂，（昌沪）汽车大修厂能存活得时间长一点，也是因为这十几年来正是汽车工业、建筑业飞速发展的年代。如此说来，第二次创业的艰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第一次创业。但到2000年，七二一矿的民品也累计完成投资2.58亿元，拥有固定资产2.06亿元。 我当时接任运输大队橡胶轮胎厂厂长，接手时经营状况是我所没想到的，废胎堆了一院子，欠服务公司和银行的贷款都到了还款期，厂子已停工很长时间了，还欠了部分员工的工资，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买招工指标走了，我当时的确有点束手无策。但在大队领导宗俊山、高海洲、李承忠的鼓励下，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没有流动资金，就与工行公溪分理处沟通感情，获得了一笔5万元的贷款；没有技术，就到江西橡胶厂私下高薪请师傅，每个周末来一次厂里指导工作；没有橡胶原料，一边利用在供销处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搞点指标，一边到江西物资局找老乡帮忙搞指标，并亲赴云南采购；没有市场，就亲自出马带领副厂长、供销员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单位地跑，哪怕是一条两条我也卖，为保用户质量，可以先用后给钱。 一年后，市场扩大到了吉安市各县，抚州市各县，鹰潭市、乐平市以及本矿有车单位。为满足市场需要，又购置了新的轮胎模具，扩大再生产。两年后还清了全部贷款和欠款，增加了员工工资，吸纳了一些待业青年，全厂达到了五六十人，年产8000条胎，产值200万元，纯利润40多万元。第三年我工作轻松了很多，基本上是坐在办公室指挥了，厂里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正当我想大展宏图之时，第三年，运输大队领导决定我调任办公室主任兼经营科长，其实我还真有点难以割舍，那晚送行的酒把我灌醉了。这个厂后来因为矿里最后一批招工，把厂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招了工，周厂长也因上海要办昌沪汽车大修厂照顾回了上海，厂里的资产和资金上百万元都转交了运输公司，这是一个完满的结局。现在想想，那些和我共同奋斗的同志们真好！没有他们我也是一事无成，尤其是副厂长周国显，会计聂万根、邓蕴玲，老工人田子诚，知青副厂长芦红兵，业务员江文斌、康峰等等，真期望有机会与他们再聚首畅谈。 我回到运输公司机关担任办公室主任兼经营科长，其实主要的任务是转民。办公室工作由许长征代为管理，我时不时过问一下，主要精力是抓经营科的民品开发。当时矿里负责民品的是徐世年副矿长，运输公司是由李四海副矿长分管。运输公司从事民品最大的优势就是汽车大修，这个时候运输公司有两个汽修车间，300多号人，一车间是陈兵任主任，二车间是李海文任主任，经营科负责从市场承揽大修业务，生产科负责大修任务的完成。完成任务其实不难，因为我们是人力和技术过剩，没事可做，工资都发不足，处在等米下锅的状态。要养活这300人，每个月不能少于30万元的业务量，当时高、李二位领导要我签下军令状，与科室经济利益挂钩。简单说，就是以合同额提取科室人员工资，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当时本科的同志都要求要给保底工资，否则生活费都成问题，但公司非要将经营科置于死地而后生。因为只有经营科的生存，才有整个大修厂的生存，也才有运输公司的生存。这次我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和选择，很多人为我捏一把汗，认为这个困难太大。主要是我们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送修成本高、国有企业机制不活、修理车型单一，根本不具备与城市修理单位竞争的优势。 经过了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市场分析，终于咬紧牙关在军令状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这意味着断了自己的后路，真有些“苟利国家生与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赴死的悲壮情怀。我科里的其他同志对我说：“李科，我们反正只能做到，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你保证我们每月的工资就行了，完成合同指标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好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周后，我到财务科借了点差旅费，背上行装、带上空白合同和一张嘴出发了。这次我的计划是以市场调查为主，伺机签上份把合同更好。我根据所得到的信息，直奔湖南省和贵州省而去，结果还不错，在两个建材企业签下了两台大修车，共获取24万元的营业额，这给科里的同志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这次两台车分给一个车间一台，看谁质优、工期短。这次真的不错，饥寒交迫的工友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工期短了10天，未出现返工现象。其后，我们的业务越做越大，用户遍布湘、黔、滇、皖、沪、鄂，真的十分感谢这些单位的信任和支持。 记得有一次，我在贵州水泥厂联系业务，该厂正在召开职代会，其中一个议题是“汽车大修我们厂有能力做，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送江西一个深山沟去修？肥水不能外流！”职代会决定今后大修不外送，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这家用户一年近50万元的业务眼睁睁的就要泡汤了。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在其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深入到他们的车队和维修车间，帮他们分析：“第一，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生产用车的日常修理，保证不了就会影响全厂水泥产量，这是大局。第二，你们车间保证了日常修理，就保证了工资加奖金，搞大修提成是很小的一点收入，不能因小失大，坏了你先进单位的名声。第三，一旦接下这个任务，以后就要当作长期任务干下去，今后成了日常工作，就不一定有提成了！”这几句话切中了要害，队长和主任如梦中惊醒，于是联合机动处向厂里施压，坚决不接大修任务，厂长无奈，只得推翻了职代会决议，重新与我签订年度大修计划。 因为地域位置的劣势，我始终在寻找汽车大修厂的出路，一心想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办厂，但总是因为投资能力有限而落实不了。没想到一次机会来了，由于上海经常送车来我厂大修，洪淳康矿长总在考虑能否在上海办个厂（当时医院已在浦东建了分院）。这时山南回沪的于忠杰在回矿时与洪淳康谈及此事，他所在的东海农场联合公司，正要扩大招商，有厂房有资金，只等凤凰来栖，听说我们在上海有业务，对方的陈浩球老总有这个意向。洪矿长便决定派我去与对方谈一谈，回来后再商量下一步打算。此时我与民品处副处长丛红兵正在深圳考察办厂事宜，还在为一些事情纠结，听到此消息，我连夜就赶回了矿里。 这次上海之行近一个月，走访了老用户沪西运输公司，调研了同类的用户市场。东海联合公司陈浩球老总看到业务前景还真不错，信心大增，条件也一步一步放宽，生产场地、生活住房等等都无偿提供，只盼着我们早日进入。我回矿后向洪矿长做了汇报，洪矿长十分支持。第二次回到上海，联营合同一蹴而就，我方只提供原值12万元的旧维修设备，全部修理人员由我们出，业务由我们在上海联系，股份为49/51比例，每年由新办的昌沪汽车大修厂向矿运输公司上交管理费12万元，其他一律自理。此厂在后来的十年中都按合同执行了，这些在上海的员工后来都在上海定居了，运输公司的上海知青也如愿回到了故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运输公司在减员增收方面的压力。 在矿的汽车大修厂根据形势需要，将两个车间合并为江西昌华化工冶金有限公司汽车大修厂，是具有着汽车行业最高级别的一类甲级企业，我任厂长，陈兵、李海文任副厂长，那几年这个厂在运输公司是唯一的盈利单位。三年后，我调任生产经营科长，并进入公司领导班子。1997年，根据矿关停并转的调整方案，运输公司汽车大修厂独立成厂（后与二厂合并），客车队、运矿队、养路队划归水冶厂军品单位管辖，我调往矿机关机动处工作。 2005年关闭破产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金安公司全面甩掉了民品，精干了主体，一心一意生产“131”产品，回到老行当上来了。核工业真正能走向民品的就是发展核发电，其下属各厂矿院所的民品都成不了气候，甚至包括石家庄葡萄糖厂，现在也转让给了地方私营。只有核发电才能救核工业，只有核发电才是大民品，这也是一个朝阳行业，是中国未来新能源的宠儿。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草木枯荣，韶华易逝；蓦然回首，物是人非。岁月带走了光阴的故事，也带走了镜中的容颜，近四十个春秋已匆匆从我们生命的长河中过去。从1971年到2005年，我们这些曾经风华正茂、不识愁苦的懵懂少年，已经步入桑榆的晚年。你我有过多少坎坷的经历，承受过多少揪心的往事，铭记过多少深刻的回忆…… 曾经奋斗过的汽车大修厂，如今已是断垣残壁，那里见证了我的青春，见证了我的不屈不挠，见证了我的刚强；那里留下过我坚强的足迹，那里有我的花季回忆。在那里，我笑过、闹过、不平过、怨恨过；在那里，我是那么的平凡和渺小；在那里，我也像机器一样，我也变成了机器，我随着机器的轰鸣在转、和机器共鸣。后来的我，真的觉得那里真是一所不错的社会大学堂。在那里，可以说是累着、疲劳着，但是充实着、并快乐着。 生活就是这样，不停地行走，累了，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不管走多远，走多长久，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却永远地刻在我心灵的深处：宗俊山、高海洲、李承忠、姚光辉、李谦、陈震刚、邓先惠、方安生、王瑞科、宋嘉龄、宋国爱、陈兵、李海文、陈明华、倪溪潮、徐元章、马新民、杜学斌以及后来的范良军、王兴武……@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1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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