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季岁月 作者：张谨（美） 女孩子最美好的光阴，应该是十几岁的年龄吧。可我在那最美好的岁月里，留下的记忆似乎只有灰色的天空、丑陋的同胞和单调的生活场景，以及由此而生的沮丧和落寞感。   第一章 灰色的豆蔻年华 右派家对门，住着一对老夫妇，无儿无女。老先生是投诚的国民党文职军官，会画画，文革前在中学里教美术。老夫妇没有子女，我没事时也喜欢往他们家跑，因为老先生有一肚子的故事。我总是坐在他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肚子慢慢往上移动，一面说：“到这里了、到这里了.........好，故事要讲出来了！” 老先生也总是笑呵呵地想啊想啊，最后硬想出一个小故事来讲给我听。老先生的左耳朵没有耳廓，只有三个肉球，最大的是耳垂，往上依次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那个肉球只有黄豆粒那么大，看着既丑陋又有点恐怖。 “房老师，你的耳朵怎么会这样？”我问。 “是猫咬的。”每次问到这个问题，房老师就这样回答，本来满脸堆笑的脸就会阴沉下来，当然这个答案我是不信的，所以还是要追问下去： “猫怎么会咬你的耳朵呢？我们家的猫从来不咬人的！那么它咬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吗？” 但房老师总是把话岔开：“小妹，你小时候非常可爱，头上扎着五个小辫儿，头顶上两个，后面两个，最下面还有一个小辫儿......”。
后来，房老师家搬走了，才听大人们说，房老师的左边耳朵，是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给劈掉的。可能当时看他是文职军官，才没有要了他的命。房老师搬走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但是他讲过的那些智慧类型的小故事，我一直没有忘记。 二楼还住着一对从法国回来的夫妇。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去他们家玩，熬过寂寞难耐的晚上。老先生全名是祖雨人，一个很不俗的名字。祖先生六十多岁了，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仪表堂堂，讲话走路都很儒雅。他在法国留学时娶了一位法国太太，有个中国名字叫“烟尘”。法国太太比他大7岁，居然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据说他们回中国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祖先生在银行里工作，他们就跟着国民党退到了重庆，在那里住了好多年，太太就学会了重庆话。 我们都叫祖先生“公公”，叫法国太太“婆婆”。婆婆窄长的脸，皮肤白皙，满脸皱纹，一双灰绿色的眼睛下是高鼻子和薄嘴唇，年轻时一定很好看。婆婆经常给我讲故事，有一次讲：“四川有一个奇人哪，他拿厚厚的一叠草纸，每天在草纸上按几十下。日子久了，这叠草纸最下面的那一张上面，哦嗬！都印着他的五个手印呢！这是气功。——那个按手印的奇人，誰要是欺负他，他就一推，哦嗬！那个人的里面就受伤了撒！”婆婆经常会用重庆话里的“哦嗬”来加强语气。 婆婆很有创意，有一年夏天我在婆婆家玩，忽然外面传来了棒冰小贩的叫卖声。只见小贩头戴草帽，背着一个大木箱，用一块木头拍着木箱发出“啪啪”的响声，一边叫着：“棒冰吃伐棒冰！奶油雪糕、赤豆棒冰！” 婆婆就拿出一只不知啥时候准备好的小篮子，篮子上面拴着一根长绳子，然后往小篮子里面放上八分钱，再把小篮子从二楼的窗口慢慢地送下去，一边笑眯眯地招手叫小贩过来。小贩抬头看见婆婆，惊喜地跑过来接过小篮子，往里一看是八分钱，开心地问：“买两根棒冰还是一根雪糕？”他大概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还有这么买棒冰的。 “一根雪糕。”婆婆说。 小贩答应着，连忙从木箱里拿出一根雪糕放进小篮子里，再从小篮子里拿出八分钱，然后笑嘻嘻地把小篮子往上一送，仰脸看着婆婆把小篮子慢慢拎上来。婆婆对我说：“吃吧，棒冰大王！” 法国婆婆对我的影响很大，她经常讲故事给我听，还教我穿衣服怎么搭配颜色、怎么安排和布置房间等，我对各种建筑和色彩的知识，应该算是这位法国婆婆的启蒙罢。 婆婆有严重的哮喘病，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就会发病，我们在三楼都能听见她大声的哮喘声。有一天清晨我还没有起床，朦胧中就被婆婆大声的哮喘声惊醒了。我迷糊着眼睛穿上拖鞋就往楼下跑，只见婆婆半躺在她家里过道的通风地方，正痛苦地大口喘气呢！她的身体随着她的声音在剧烈地起伏着，像是在波涛起伏的小船里上下晃荡，我赶紧握起空拳就给她捶背。 我经常这样给婆婆捶背，我知道握着空拳捶在身上不疼。婆婆一边打着嗝，一边说：“舒服......再重一点。”我倒腾着两只手轮换着给婆婆捶背，直到婆婆打了一个大大的嗝，说：“真舒服，好了。”我才住手。 其实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哮喘是气管痉挛引起呼吸不畅，而打嗝是从食道里冲出来气体，和气管根本没有关系的。但是小时候不懂，只要听见婆婆打嗝了，说舒服了，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能让婆婆舒服。 婆婆不仅比公公足足大了七岁，还是一个“药罐子”，家里的一个玻璃柜里放着很多药瓶子，上面都是看不懂的外国字。但是公公却待婆婆非常好，对她言听计从。我经常看见婆婆对着正在看报的公公唠叨着什么，公公一边看报一边漫不经心地“嗯嗯”着，但并不嫌她烦。婆婆吃玉米时，公公会先咬一口试试，然后把软的换给婆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恩爱夫妇的和睦样子，这一个生活场景让我感动至今。 一天傍晚，达成忽然跑上楼来说：“婆婆救、救到医院里去了！公公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爸爸已经去、去医院找他们了，也到现、现在都没有回来。” 这时，听见楼下有大人们的说话声，我和达成就跑到二楼听大人们说什么。只听巧妹的爸爸说：“我去看看到底出了啥事情。” “哦哟，你去了，不要也不回来啊！急死人的。”大人们七嘴八舌的说。 巧妹的爸爸走了，大人们还聚在一起说着，一直等到很晚还是不见去医院的人回来一个。那天，达成的妈妈中班还没有回家，巧妹的父母都不在家，我妈妈也办学习班要快半夜才能回来，这时，我家隔壁的阿姨说：“你们几个就睡到上面来吧，也好陪陪小妹（指我）。” 于是巧妹、达成和他的哥哥达宏就都跑上来，在我家的大床上头朝外地一字排开横躺着，我一个人坐在一边，有他们陪着我倒是不害怕了，听他们叽叽咕咕地说着。一直等到大人们回来了，他们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不久，就听说婆婆去世了。 公公对着邻居们哭着说：“都怪我呀！是我不好！那天我喂她吃汤圆，她一下子噎住了，就，就......”。他摘下金丝边眼镜，不停地擦拭着眼泪，哭得像个孩子。 “婆婆年纪也大了，那怎么能怪你呀！你照顾她已经很好了，我们都看到的！”大人们围着公公安慰着。 “可是没有她，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啊！我活得太久了，太久了.........，我也不想给儿子添麻烦.......”不久以后，公公真的追随婆婆去了。 大人们站在一起，神色黯然。我们几个孩子则面面相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间还有如此真挚而持久的爱情。我们那时的邻居友情也是如此的真挚，现在再也看不到了。只有那个革命小将程溥浩，仍然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冰冷着脸，得意地走进走出。 之后的每天早晨，大楼里的这些“地富反坏右”们，仍然会集中到三楼的毛像前，在程溥浩的监督下三鞠躬加早请示，只是从此少了公公。 我家搬走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革命小将程溥浩，只是从巧妹那里断续地听到一点有关他的状况。他最终也没有逃过下乡插队落户的命运，去了遥远的黑龙江，八年之后病退回了上海，然后就是下岗、离婚、兄弟反目。最后他患胃癌而病死。 文革结束后，大楼里的“地富反坏右”们都先后平反了。他们有的立马抬头挺胸，恢复了之前的清高状，有的仍然谦谦君子般地低头走路，见邻居就点点头。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清高是应着身份而显隐着，而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那种高贵与清高是在骨髓里的。 毕业前，音乐老师卢老师来找我了。她看上去年龄已经不小了，但还是梳着两条短辫子，嘴角上有一大块明显的疤痕。据说就是因为这一块疤痕，她一直没有结婚。不过卢老师很高看我，只要我在上海读书时，每次节日演出都会选我上台表演，而且总是把我排在最前排，唱歌跳舞一个不拉。 记得有一次国庆节要演出，我的演出节目又是有唱歌有跳舞，所以下课后排练到很晚。那天母亲等不到我回家，就找到了学校，一看我还在跳舞，生气地说：“什么跳五跳六的！回家！”就把我拉走了。 不过卢老师并不记恨，每次还是会选我。尤其是回到上海读六年级后，卢老师经常直接吩咐我排练舞蹈：“李晓申，学校要举办毕业班文艺汇演，你教大家跳一个舞，你自己也表演一个舞蹈！” “跳什么舞？”我问。 “忠字舞我们已经跳过很多次了。你就教大家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延边人民热爱......》” “女生高矮胖瘦地站在一起，跳舞也不好看啊！” 卢老师没理我，走了。没办法，我走回教室，指着几个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女生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几个放学后留下来，排练舞蹈。” 被选上的那十几个女生互相看了一眼，脸上掩饰不住地露出得意的笑，立马又装作无所谓的样子翻开了书。没有被选上的女生，有的翻着白眼看我，有的做出一脸的不屑状斜眼看那些被选上但假装无所谓的女生们。 放了学，那些被我选上的女生们就都跑到操场上去等着了，叽叽喳喳兴奋地大声说笑着。我走过去说：“先学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是我从部队上学来的，圆舞曲节奏，就是俗称的“三拍子”，可以跳集体舞，好对付。 两遍教下来，女生们都会唱了。我就让女生们站成一圈手拉手，一边踩着无声的“嘭嚓嚓”节奏，一边演示给她们看：“都往中心走三步，双手举起来，再退三步双手放下来，然后分成内外两圈交叉走......” 女生们哪里见过还有这样的舞蹈，开心得忘记是在排练了，跳了好几遍，还在一面跳一面笑：“李晓申，再来一遍好伐？” 演出之前审节目，是在一个教室里。课桌椅都挪到了后面，校长和几位老师面向黑板坐成一排，黑板前面的空地就是临时“舞台”了。我先叫女同学们跳那个集体舞，地方有点小，水泥地上被那么多的脚踩踏着，立马扬起了灰尘。老师们用书或者手绢遮掩住鼻子，说：“可以了可以了！” 轮到我了。我跳的是在部队上学的。这个舞蹈本来是群舞，气势磅礴，但里面有不少动作，没有练过基本功是不可能跳下来的，就只能我独舞了。看看教室里的水泥地，我有点担心，再看看面前坐着的老师们，心想反正他们也是外行。糊弄一下就好！ 心不慌了，发挥就好。跳到最后的结尾，是要先一个侧翻再顺势劈叉，然后一个大旋腿挺身而起做造型结束，我居然一气呵成没有出一点差子。老师们点着头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其中一位老师伸出一根手指头点点我说：“李晓申，侬再帮阿拉班级排一只舞蹈！” “是的呀，侬也教阿拉班级一只舞蹈！”另一位老师说。 碶！说得倒轻巧。关我黑房间的时候呢？你们哪一个放我出来了？！我心里骂着。 那些跳过和没跳过“忠字舞”的女生们，成了当今广场舞的主力军。她们在公共场合兴奋地扭着粗壮的腰、挥舞着粗短的手臂怀念着过去的岁月。每次看到这样的人群，我就会移开目光，不忍卒睹。 （未完待续）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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