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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刘成铁”说四家北京晚报 | 2022年04月11日 朱小平 北京历来是书法名家荟萃之地，诚所谓“名都人杰，斐然代出”。清代北京有四大书法名家，“翁刘成铁”声闻大江南北，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一些野史笔记也对此津津乐道，说来犹有余香。 在这四大书法名家中，声誉最著者乃大兴人翁方纲。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他的书法谨守法度，讲究“笔笔有来历”，其楷书学欧阳询、虞世南，隶法“史晨”“韩敕”诸碑。因翁方纲官至内阁学士，又是两朝帝师，所以海内多求其书碑版，其书名冠绝一时。与此同时，他又是大金石家，精于鉴赏，尤善考证，海内名帖多经他鉴赏并题跋，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苏米斋兰亭考》等。翁方纲还是诗论“肌理说”的创始者，有《石洲诗话》《复初斋诗集》刊行于世。虽然时人将他奉若神明，但不乏颇有微词者，例如书法也享大名的刘墉。刘墉广泛师承，创造了一种丰腴、厚重的书体，他很瞧不起翁方纲，曾揶揄道：“翁老先生哪一笔是自己的？”这话还是颇有见地的。此外，才子袁枚对翁方纲提倡的“肌理说”甚是不屑。袁枚提倡写诗要有“性灵”，也就是有个性、有才情，而“肌理说”主张以学问入诗，故袁枚对此大加讥讽：“误把抄书当作诗。” 四大书法名家中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便是上文中提及的有“刘罗锅”之称的刘墉，老北京人大多能说几段与刘墉有关的掌故逸闻。据说刘墉聪慧过人，其慧黠谐谑无逊于东方朔，权贵如和珅之流经常受到他的讥讽，连乾隆帝也免不了要挨些耍弄，过去北京说书的就有专讲“刘罗锅”的。刘墉是清官，著名的“四大公案”小说中的《刘公案》，讲的就是他；固然刘墉奉旨查办过一些贪污舞弊案，但《刘公案》和影视剧中的描述，多属虚构。他与和珅斗法并不见于正史，反倒正史记载他在和珅炙手可热时，“委蛇滑稽悦容其间”。乾隆帝亦曾训斥他遇事模棱圆滑，多次对他降职、处罚，最严重的一次是因属下贪污失察，他本应受刑，最后还是爱才的乾隆帝下恩诏将其免职发往军台效力，并于一年后复职。刘墉晚年一改早期的为官风格，因和珅把持朝政，在处事上变得圆滑许多，待乾隆帝死后，他上书嘉庆帝揭露和珅之罪，成就了他一生的亮点。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是乾隆朝的名臣，为清代仅有的八个谥“文正”的勋臣之一，刘墉正是靠着父亲，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参加进士考试，才得以步入仕途的。他为官横跨乾隆、嘉庆两朝，八十五岁时无疾而终。 作为书法家的刘墉也一直受到后人的崇仰。他的书法学颜真卿、苏轼，善行楷，具有“多肉少筋”的特点，得“浓墨相国”之誉。当然，后人也有以此为诟病的。不过清代的碑派书家极推崇他，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称其书“意识学识，超然尘外”，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更赞赏“石庵（刘墉）亦出于董（其昌），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 四大书法名家的另外两“家”均为满人，其中一位是成亲王永瑆，乾隆帝的第十一子。成亲王的书法深得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之神韵，也学赵孟頫，小楷入晋唐，用笔俊逸，结体疏朗，风骨秀丽挺拔，无一丝媚俗之态。尊贵的地位，使他得窥内府所藏名帖，自己也收藏甚多，故眼界不同于常人。葛虚存的《清代名人轶事》说成亲王“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后“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皇帝）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众所周知，乾隆帝对自己的书法一向自负，看来他对儿子的书法还是很欣赏的，就连嘉庆帝也赞叹他这位兄长：“朕兄成亲王自幼专精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字之工书者，罕出其右。” 民国时，学者邓云乡租住在北京西黄根二十二号，这是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的宅院，在北京很有名气。几进的宅院里设有多个客厅，面积最大的客厅达一百多平方米，邓云乡就在这个最大的客厅里看见一面墙上挂着林则徐的对联，一面墙上挂着成亲王的对联（《文化古城旧事》）。陈璧与林则徐同为福建闽侯人，故张挂林则徐的墨迹理所应当，但成亲王的墨迹一般人家是没有的。尚书家的气派由此显露无遗，也可知当年有以藏成亲王墨迹为荣的时风。 另一位是满洲正黄旗人铁保，字冶亭，号梅庵，将门之后，少有诗名，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中进士。乾隆帝曾考察科甲出身的军机处官员，出题一诗一赋，铁保首先交卷，乾隆帝钦定其为第一，从此颇受重视，官至吏部尚书、两江总督。铁保性情耿介，做事勤勉，官声甚好，但随着年龄增长，宦海消磨，渐有颓唐之气，政事多委于幕僚属下，将时间穷究于诗书。嘉庆初年，铁保摔了个大跟头：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查赈委员李毓昌被当地官吏暗杀，嘉庆帝亲自督促破案缉凶，多次斥责铁保办案不力：“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该督抚直同木偶，尚有何颜上对朕下对民？”嘉庆帝还将悼念李毓昌的《悯忠诗》三十韵抄寄铁保，用意是令其知耻，争取早日破案——日理万机的皇帝为一个小吏写长诗悼念，是非同寻常的，可惜铁保并没有重视，在李毓昌被害八个月后仍未破案。嘉庆帝忍无可忍，斥铁保为“无用废物”，立刻将其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嘉庆帝不像乾隆帝那般爱才，虽性情仁慈，但痛恨官员不守规矩、办事拖沓，铁保“撞枪口”归根到底还是咎由自取。写诗、写字固然风雅，但他比不得成亲王，清代亲贵不得干政，有差使亦闲散，可以不负责任。 其实这不是铁保第一次受处分了。成亲王自不用说，他与翁、刘二位相比也官符暗淡，一生受处分不断，《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见，倨傲，意为爱憎，屡以措施失当被黜。”乾隆年间，铁保因“失礼”受处分两次；嘉庆年间，受重处分九次。他因“失察”外放新疆后，又在新疆失职遭伊犁将军松筠密折奏劾，放吉林四年，自此被边缘化，死后只是三品赐恤，这正应了他自己所说：“仆于诗学，志勤而才疏。”尽管袁枚称赞他的诗胜过汉人，但他在仕途上的确没有大作为。至于诗文成就，近年在先农坛发现他的刻石文，文字琐屑空洞，不见精彩，袁枚之誉或许言过其实。不过铁保年轻时就有名气，与百龄、法式善号称“三才子”；他擅长小篆，写来极有韵致，观者爱不释手。就连他死后也不安生，其墓位于今永定路，有清一代至民国一直无恙，但在日寇占领北平后却被日本当局盗掘，至今不知所盗何物。 早年间北京的书肆（如琉璃厂），这四大书法名家的墨笔真迹有不少，据说以翁方纲的售价为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对“清四家”，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亦有所谓“三个半书家”之说：乾嘉年间翰林院侍读学士梁同书（山舟）、刘墉（文清）、翁方钢（覃溪）、王文治（梦楼），王文治就是那“半个”。《清朝野史大观》云：“梁山舟学士书法名播中外。论者谓刘文清朴而少姿，王梦楼艳而无骨；翁覃溪摹三唐，面目仅存；汪时斋谨守家风，典型犹在；惟梁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如天马行空；汪文端、张文敏后一人而已。”梁同书，钱塘人，乾隆十七年（1752）特赐进士，书出于颜真卿、柳公权，自成一家。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殿试探花，授编修，后升侍读，乾隆二十九年（1764）出任云南临安（今建水）知州。乾隆二十一年（1756），王文治随翰林院侍讲周煜奉使琉球，琉球人视他的墨迹为珍宝，至今日本的博物馆和民间仍藏有他的书法。其实王文治少时即以书法文章闻名乡里，其书学米芾、董其昌，后法“二王”，而得力于李北海。他喜用淡墨，与擅用浓墨的刘墉相映成趣，有“淡墨探花”的美誉。但识者谓其秉承帖意，董其昌的痕迹略重；所谓“艳而无骨”，也只是一家之评。瑕不掩瑜，王文治的书法尽显才情，俊爽清隽且不乏妩媚动人之处，故将其与梁、刘、翁并入“四家”，不无道理。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成亲王和铁保的书法成就还是应当承认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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