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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虽然手握先帝遗诏，但两宫太后却握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这是极为要命的，顾命八大臣虽然受命辅政，他们拥有拟定诏书的权力，但这个诏书却需要加盖“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这导致顾命八大臣的权力是受到两宫太后制约的。 再加上肃顺等人着实有些轻敌，且不如慈禧手腕强硬，在双方爆发矛盾之后，便等于已经注定了败亡。 咸丰帝热河病逝，他的遗命到底是为了限制谁？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英法联军于1860年逼近北京之时，咸丰皇帝便急忙带着皇后和懿贵妃和一班亲信逃至热河。 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咸丰帝便因病去世了，而在弥留之际，他的一番做法却令人深思。 咸丰皇帝在临死之前，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主要做了三种安排： 1、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便是确定了皇位的继承人，确保了权力的顺利交接。 2、确立辅政大臣：由于太子载淳当时只有6岁，亲政显然不大可能，因此他为其挑选了八位辅政大臣，分别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以及原来五个军机大臣的其中四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这便是我们常说的“顾命八大臣”。 3、权力的制约：咸丰帝又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且明确顾命大臣拟旨后要加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能生效。 从咸丰帝的遗命不难看出，“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的作用无疑要比遗诏更大，只要两宫太后不盖印章，那么顾命大臣的作用也就根本无法发挥出来。毫无疑问，他之所以会给两宫太后两枚印章，为的就是限制顾命八大臣的权力，为了防止皇室权力外流。 后宫与外廷之争，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的决裂由于内廷对外廷的限制，双方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事实上在咸丰去世后，这种矛盾便爆发了。而促使这种矛盾爆发的，便是关于两宫太后是否应该垂帘听政的问题。 事实上，在咸丰皇帝去世还不到十天的时候，恭亲王奕䜣便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一方面是为了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另一方面便是为自己的后路积极谋划。 他虽然是亲王，但却因长期受咸丰帝的猜忌，更是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顾命八大臣当中，四名军机大臣都已经入选，而偏偏将与其交好的文祥排除在外，这令他不得不担心自己以后的日子。恭亲王奕䜣在承德与两宫太后密议多日之后，遂返回北京，开始积极谋划。 紧接着，御史董元醇上书，请求太后权理朝政，另选亲王一、二人辅弼。针对这封奏折，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这次召见是两宫太后对八大臣的第一次摊牌，借着董元醇的奏折，试探八大臣对于两宫太后干政的态度。 在八大臣看来，皇帝既然给了你们两宫太后限制外廷的权力，那么你们就乖乖呆在后宫，我们有事去奏请就完了。你们竟然还想站到前台来，连我们辅政大臣的权力都要抢，八大臣自然不可能坐视这种事情发生。而两宫太后的态度也很明确，想将我们限制在后宫？门都没有。 于是乎，两宫太后与八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辩驳，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而根据《越瞭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连小皇帝都被吓尿了，足见这次交锋的激烈。 慈禧政治手腕极强，八大臣毫无招架之力双方的第一次交手以相持不下而终，但双方显然都不死心。不过，顾命八大臣想的是回到北京之后再从长计议，而慈禧却已经在考虑要除掉八大臣了，而她所凭借的，便是已经率先返回北京的恭亲王奕䜣。 慈禧和恭亲王奕䜣都明白，在这种关键时刻，兵权才是最为重要的。恭亲王奕䜣返京之后，便立即笼络了握有京、津一代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握有直鲁重兵的僧格林沁。 而慈禧则将目标对准了八大臣中唯一握有兵权的端华，在召见顾命大臣之时，他以端华兼职太多为由，想要夺其兵权，而端华却表示自己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于是便将步军统领的职位给了奕譞，直接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 如此一来，端华虽然掌握有行在的军权，但北京地区的军权却已经被慈禧一方悄然掌握，这也是慈禧将政变之地选在北京的重要原因。 在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起驾之后，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便以皇帝幼小、梁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带着载垣、端华等七大臣从小道赶往北京，只留肃顺率领人马跟随梓宫慢行。 刚刚到达北京的慈禧，随即便召见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在了解了京中形势之后，心中大定。 次日一早，奕訢便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和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则被撤职查办，而醇郡王奕譞则在京郊密云逮捕了还在护送梓宫的肃顺，八大臣彻底败北。 综上所述，肃顺等人之所以会败北，一方面源于两枚印章的作用的确要比遗诏的作用大，而更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对慈禧等人不够重视，使其顺利掌握了京城周边的兵权，且成功被对方打了一个时间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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