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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笔名西滢。他的表舅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正是在吴的资助下，陈西滢于1912年在英国读的中学，后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求学，主攻政治经济学专业，1922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开始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担任文艺部主编，随即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陈西滢和凌叔华 一个人学历再高能力再强，价值观出问题就可怜了《京报副刊》（当时主编孙伏园）刊登出一篇文章，说《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的篇首图案剽窃了一位英国画家的作品，这让徐志摩感到非常难堪，立刻致信孙伏园，说是疏忽，还写了一篇说明，解释缘由。 本来这样一桩笔墨官司牵涉不到陈西滢，但巧的是，这期副刊刊登了陈太太凌叔华的小说《中晚秋》，本来也不要紧，但编辑未经证实就在“编者按”里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正是这句话成了论战的导火线。  这事在当时成为一件丑闻，给徐志摩和凌叔华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虽然后来也登报做了更正，但还是给凌叔华心里蒙上一层阴影。这不，陈西滢后来与鲁迅开战，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内容来自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对于陈西滢的胡言乱语，鲁迅才意识到，“陈源（陈西滢）教授大概亦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 鲁迅自然要对无端泼脏水的陈西滢进行多轮次反击，直至陈西滢难以招架。后来陈西滢主编《闲话》专栏，发表数量不少的杂文，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论战由鲁迅和陈西滢两人之间，上升到新文学阵营的两派纷争，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上的交锋。  徐志摩、林徽因等和泰戈尔 1925年前后算是当时文坛的多事之秋，发生了北京女师大风潮，鲁迅等人坚定站在学生一边，而陈西滢等人则唱反调，针锋相对。再后来，鲁迅先生连珠炮一般的杂文，像“匕首”一样发出来，横扫文坛火力十足，陈西滢岂是对手，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可怜的陈西滢，直到离世，估计也是没想明白，自己的立场和小器断送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子。 文字水平不低甚至在文化界可谓上乘，但无人问津，老可怜了陈西滢著作有《西滢闲话》、《西滢后话》、《多数与少数》。译著《父与子》、《少年维特之创造》等。虽然著作不多，但如果说他的文字一文不值，甚至一点都没有可看的地方，那也是不客观的。 相反，有人觉得，作为留英博士，陈西滢深得英国散文之三昧，甚至不说别的，但就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家前20之列。梁实秋就非常赞赏陈西滢的文风，说他的笔下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 在傅光明看来，陈的行文独特，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让其写来，居然能显得荒诞不经；一个非一日之寒的社会顽疾，在他的笔下，笔锋轻点就揭示真谛。说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当然，陈西滢因为中学时代开始就在英国上学，在文学主张上肯定倾向于英国化，到国内从教从业，也无法深入当时国内的社会生活，自然也就显得格格不入。 比如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揭示国民劣根性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同时骨子里还是怀有“医治之心的”，陈西滢却除了用英国式的眼光批评外，没有温度，话里话外只有否定。这也是他的文字没有温度少有人问津的最大原因吧。 就连毛笔字也是如此，实际上他的书法水平相当高。12岁以后去国外生活，可见笔耕不辍，也与他大多用的是毛笔写作有关（此只是笔者推测，并无实据）。甚至于，书法水平超过同样在国外生活多年的辜鸿铭。  陈西滢一家 错入了一桩问题婚姻，都知道他被“绿”了，一辈子都可怜陈西滢可怜的地方，不仅在于因为一次鲁莽的误打误撞，结果成为鲁迅的手下败将，还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与凌叔华的婚姻，最后逃脱不了一辈子的可怜虫下场。 鲁迅对凌叔华的写作水平还是比较肯定的，说她是“高门巨族的精魂”，这个评价甚至已经很高了。凌叔华出身显赫之家，父亲凌福鹏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官至顺天府尹（北京市长），无论教育还是财富，都底子雄厚。凌叔华才情堪比张爱玲、林徽因，容貌和陆小曼在伯仲之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大家闺秀，才情相貌兼而得之。连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十分欣赏，称赞她“比起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凌叔华开始与风流才子徐志摩交往，正等着徐志摩开口求婚呢，但不料在别人那里听到徐志摩只把她当做普通朋友。后来果然徐志摩把陆小曼追到了手。一怒之下，凌叔华任性地决定要在徐志摩结婚前把自己嫁掉，后来就找到了陈西滢。陈西滢以为天上掉下个“凌妹妹”，自然好生喜欢，欢天喜地娶进家门。  朱利安·贝尔 但是，这样一桩问题婚姻，一开始就是凌叔华任性为之，本身就带着不确定性。果不其然，某一年，凌叔华见到她英文写作老师伍尔夫的侄子，名叫朱利安·贝尔，比凌叔华小8岁，是一位诗人、画家。在贝尔的猛烈爱情攻势下，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直接给陈西滢带了一顶“西式”绿帽子。 当然，陈西滢最为“可怜”的地方，是他选择了拥蒋反共的政治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学主张，这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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