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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源于实践，作战理论源于人类主体对作战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从指导作战实践的多次往复中而来。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继续指导实践，都依赖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关键的就是要具备科学的思维。作战理论属于理论体系的子系统，其创新关键也在于研究主体是否具备科学思维，是否用新科学理论来指导其认识理论、技术、创新等核心问题。 科学思维是作战理论创新根基 哲学及科学理论内在的指导人类主体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规范着人们研究战争、认识战争的思维和实践战争的方法。如同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是作战理论的研究的思维原点。在认识的过程中，哲学与科学内化在思维模式当中，如同树根一样，没有人会看到它的存在，但事实上它又决定了一切。 新科学理论体系能推动思维观念的革新。科学理论推动、影响着人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哲学通过提出问题去认识世界，从而形成世界观，而科学则是认识世界的具体方法，也就是哲学提出问题，科学回答问题。哲学与科学理论对各行业领域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能指导作战理论创新。亚里士多德科学体系将人类带出矇昧时代，人类思维渐趋理性，西方军事研究也就在那个时期逐渐形成。牛顿科学体系将人类带入现代，哲学与科学取得较大发展，军事领域研究思维发生变化，形成了以《战争论》为代表的相关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思维观念的革新往往带来实践方式的不同，不同的实践方式才可能推动军事体系的跃升。从冷兵器到机械化，再到信息化的演变，形成各个时期的作战理论，思维观念的革新是最底层原因。 但是，个体思维普遍滞后于新科学理论的发展。玛丽亚在《科学管理的革命》中所说，“当社会工作者应用17世纪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不断努力工作时，科学家正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前行，把社会科学工作者远远地甩在后面。”简而言之，新科学理论形成后，会无形中推动各行业领域普遍思维模式演进，但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十上百年。同样，军事领域研究主体的思维也会普遍滞后于新科学理论发展，这也正是急需革新思维研究作战的关键，要从所处时代的前沿科学理论来审视作战问题。 从科学发展的时代方位看，科学理论正处于以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为代表的新科学理论体系逐渐建立，在一些领域开始动摇牛顿科学理论体系的时期。主流军事研究思维仍深受牛顿科学体系影响，新科学理论只是对少部分研究主体的思维产生影响。体现在作战研究上，就是研究主体用机械化战争思维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只有少数研究个体或行业领域走在前列，采用新科学理论研究作战，美军引领军事变革，表面看是技术主导，但底层原因在于研究主体具备科学思维，善用前沿科学理论审视作战问题。将自然科学中“系统论”、“耗散论”和“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理论引入作战研究中，用最新科学理论研究战争、解释战争。从“马赛克”“混合战争”等作战理论中都能看到新科学理论的影子。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先进，实践才能抓住关键。实现军事理论创新，要关注具体武器装备这些看得见的“术”，但还需要从底层挖掘一些能够解释、指导“术”不断变化的“道”，这正是前沿科学理论。作战理论研究主体将新科学理论转化思维模式，从新科学视角来认识和研究战争，才能不断设计、不断主导战争。
前沿科学理论标示作战理论发展方向 从时代发展看，科学理论从还原论转向了复杂性科学理论，其研究核心是事物通过“连接”形成的涌现效应。近代物理学家盖尔曼在《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提了一个问题：“我眼前的桌子是由夸克组成的，美洲豹也是由夸克组成的，那为什么同样是由夸克组成的桌子和美洲豹的形态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这个问题揭示物质最小组成单元夸克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涌现不同的物质。其理论成果对作战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连接”是作战理论创新时代方向。牛顿还原论指引人类科学探索到物质最小单元夸克，现代科学开始回头追溯最小单元夸克是如何组成各种各样的物质。其核心在于不同的连接关系，涌现生成不同物质，如碳原子基于不同的连接方式，呈现出了金刚石、石墨烯等硬度不同的物质。从军事上看，作战节点通过变换彼此间连接方式也能涌现出不同的作战效能，美军提出各种作战概念，但始终不脱离“连接”这一核心。同样，要借助新科学理论来认识战争，将作战理论研究聚焦于连接上，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单一节点之间通过连接，能形成动态的“生命”整体。这样的作战整体具备应对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对手，呈现不同样式，这也是美军设计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科学理论依据。网络中心战-分布式作战-空海一体战-多域战-全域战等都是基于节点连接，组合涌现这一科学原理，只是随着技术发展进入了不同的阶段，从而呈现出不同的作战理论。 聚焦“连接”探索作战理论创新。体系的关键在于“连接”，借助科学理论，能窥出美军不断变化的作战理论背后依然遵循着一个不变的原理，便是构建“连接”，让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的各个节点通过网络建立“连接”，根据作战对手、外部环境自适应。用科学理论来解释战争才能真正理解其内在机理，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博伊德、洛伦兹等等，都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理论功底，所以其理论才具有强大生命力。军事系统是科学、哲学的子系统，当科学理论体系开始发生变化时，应主动吸收新科学理论体系来解释战争，避免用机械化战争思维研究未来战争。
把准技术发展规律创新作战理论 军事技术是作战理论发展的直接动因，当新技术具备进入军事领域的潜力时，作战构想和作战概念等也就随之而来。创新作战理论，需要密切关注技术，但不能囿于技术表面，而是要从技术发展的规律特点和潜在运用着手，弄清新技术的如何被运用于军事、固有技术何时失效等方面形成深刻认识。 一是新技术的军事运用存在时间差，作战理论要牵引潜在新技术军事运用。一方面，时代特征决定了信息时代较短周期就会出现一种新技术。在信息化时代，每天涌现的新技术是农业化、工业化时期的数倍。而这些不断涌现的新技术，都可能成为引起作战样式变化的潜在技术。另一方面，涌现的新技术从形成、优化等再到进入军事领域、规模化运用却需要较长时间。一项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大规模运用，往往需要投入巨大财力、人力等资源予以支撑。谨慎的做法是观望，等待新技术在作战实践中证明可行后，再加速论证、性能优化升级、并大规模列装。但却忽视了时间差，会导致在新技术运用上处于被动跟随的境况。海湾战争后，各国开始大规模研发大型信息化武器平台，当信息化水平刚得到提升，以无人机为代表的小型、廉价且智能的无人化作战平台又开始走上战场。 作战理论的发展与技术紧密相连，技术加速进步推动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作战理论跟随技术加速发展。所以，创新发展作战理论，需要把握军事技术发展的特点规律，牵引潜在新兴技术的军事运用。否则，等确定一项新技术改变作战样式，再加速研发并投入使用，并围绕这类技术发展作战理论，就错过了新兴技术在一定时期内主导作战的风口，后来者容易陷入跟随适应变化当中。 二是军事技术都存在拐点，要通过作战理论牵引现有技术在合适时机转型。前英特尔CEO安迪·格罗夫认为：“战略转型最佳时刻是现有战略依然有效，企业业绩仍在上升，客户和业内企业仍在交口称赞，然而雷达屏上却已经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闪光点的时刻”。这个闪光点也是传统军事技术转型的重要时刻，军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往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飞机对作战样式的改变也正是出现在地面机械化作战最盛行、各国都在发展地面武器装备的时候，无人机出现于信息化武器装备处于高端、技术极为复杂的时候。从这点看，原有军事技术越高端复杂，研发经费越高昂，就为替代它的新兴技术的出现留下了空间。新技术的出现最初作为替代品，以弥补现技术研发高昂、周期过长、工艺要求高等缺点。所以，当既有技术处于高端，市场还有巨大需求量时，颠覆性军事技术也就出现。未来军事技术加速发展，可以预见，现在火热的无人机蜂群作战一定时期内也会被另一种技术代替。如果只是围绕一种技术而非技术发展的内在机理形成作战理论，当新兴技术出现后，作战理论以及围绕这种技术形成的作战体系将会整体加速失效。 三是对新军事技术保持敏感，抢占先发优势。一方面，对新技术不敏感容易失去先发优势。新技术刚出现时并不先进，对传统技术产生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通常会等到新技术确定能对作战产生影响时，才会加速跟进。美国发明飞机，但德国最先大规模列装军队，形成的先发优势在作战初期节节胜利，对手短期内难以撼动。无人机运用于军事领域时，很多国家并不重视，当看到无人机已经对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时，才加速研发、大规模列装，但美军始终占据先发优势，与后来者拉开代差。另一方面，技术上的先发优势一旦建立就难以追赶。因为围绕新兴技术形成的价值网、生产流程和决策文化等已经确立，后来者失去先机，又急于与其争夺市场，通常会选择模仿、跟随。而先发者主导的技术体系、规则标准和话语权，这些是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障碍。搜狗的搜索引擎占有市场后，即使强大的腾讯也大力研发搜索引擎展开竞争，最终也以失败收场；微信出现后，阿里巴巴也投入巨资快速跟进，尝试研发飞信撼动微信地位，但也以失败告终。军事技术同样如此，无人机率先释放了信号，未来人工智能背景下还会涌现更多的新兴技术，谁能察觉、敏锐捕捉下一种新兴技术，进而形成体系，就更能主导未来战争形态变化。 进入信息化后期，科技变革正呈现加速态势。新技术从开发、应用、成熟到淘汰的时间周期不断缩短，如果不能实现技术体系的跃进，传统技术将受到“归零效应”打击。作战理论牵引军事发展，研究主体要理性认识到新兴技术刚开始必然是不成熟、小众的，原有军事技术在技术指标上的创新与新兴技术的出现属于不同的创新方向，过于侧重前者则是在新战争样式中显得被动的因素之一。为避免对手在军事技术上“赢家通吃”，在原有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研究主体要洞悉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创新作战构想、作战概念等牵引新兴技术的军事运用。
遵守“创新”原理创新作战理论 创新是主导未来战争样式变化的关键因素。军事创新涵盖范围广，涉及人才培养、制度机制和技术等诸多因素，需要突破现象理清本质，看待创新才能更加透彻。 创新的本质是组合。詹姆斯·韦伯·杨说：“创新是旧元素的新组合”。乔布斯曾说：“创新不是创造全新的事物，而是把不同的事物关联起来，合成新事物”。组合是创新的底层规律。从技术创新看，无人机在发展中逐渐将侦察、打击等功能组合，在运用中不断迭代优化发展成当前样式；从作战理论创新看，依托信息网络连接作战人员、装备平台和数据信息，美军提出“分布式”、“马赛克”等作战概念，核心理念都是围绕作战节点的组合来设计未来战争。所以，创新作战理论，无论在借鉴还是在汲取传统中，都要立足自身实际，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原则，遵循组合原则形成具有特色的作战理论。 作战理论创新需要创造条件。一是知识跨领域关联的条件。《创造的艺术》作者阿瑟·库斯勒说：“科学思想史的所有决定性事件，都可以用不同学科之间的心理交流来描述，一个领域的概念可以以一种隐喻的方式用于另一个领域，从而打开隐藏在视线之外的秘密之门”。从科研个体看，创新的关键正是在不同领域之间构建相关性。越是研究军事就越要跳出军事，美军作战理论创新的源动力正是自然科学系统论、耗散结构等的繁荣发展。不同学科知识通过与军事研究内化组合，才具备创新可能。二是营造思维碰撞的环境条件。其核心在于搭好“台”，让不同观点、不同研究可以突破部门、行业领域同台交流，这是创新的环境条件。从自然科学看，系统进化的关键在于通过信息交流解决熵增，信息交互的环境既不能过于活跃也能不过于秩序，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如同液态介于气态与固态之间，过于活跃或过于秩序都不利于信息连接，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圣菲研究所、兰德公司等机构的创新能力较强，共同特征都是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但却围绕相同问题展开研究。军事领域是个复杂的巨系统，更需要构建不同信息、观念交互的环境条件。 从军事发展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红利。冷兵器时代的红利是作战人员数量和作战艺术，兵力占优者及作战经验丰富者往往容易获胜。热兵器及机械化时代的红利在于武器装备，当一方拥有一种或数种先进武器装备时往往容易获胜，与此相适应，集中资源发展一种或几种决定性武器往往能取得优势。进入信息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这两种红利依然存在，在一些军事滞后的国家仍然是主要红利，但推动军事领域创新，军事“认知”才是未来红利。“认知”水平与实践水平正相关，这就内在要求研究主体革新思维理念，从内在本质上把握影响战争变化的技术、理论和创新等因素的内在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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