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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研究，西方学者通常有两条思路：一条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历史主义思路，另一条是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路。社会学正是在第二种思路产生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与形而上学的抗争中，社会学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路逐渐形成一种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学科传统。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经验的情境视作可为社会学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的源头活水。然而长期以来，情境一直被作为人们获取经验材料的产地和背景因素，作为发现社会本质和规律的桥梁和跳板，但对情境本身的理论意蕴，人们却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社会学史上第一次将“情境”从社会学纷繁复杂的概念体系中抽离出来单独使用，并产生较大影响理论洞见的是托马斯（William Thomas）。他将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的理念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传统相结合，提出著名的“情境定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人们的内在智识是一个不断对环境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其主要的特征是通过对环境中客体的定义去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而个人主义则意味着人们自己设计自己的生活，自己做出对情境的界定。在此二者基础上，托马斯提出，“在任何自决的行为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我们称之为情境定义”。而且，不仅具体的个人行为，人们一生的策略和个性都会遵循一系列这样的定义。而事实上，托马斯的“情境定义”秉承了符号互动论的传统，重点放在了“定义”上，强调的是人们的内在智识参与社会建构的过程，而并未突出“情境”本身的重要性。  Lowell Juilliard Carr 真正提出“情境社会学”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卡尔（Lowell Juilliard Carr）。他于194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情境社会学”的文章，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情境社会学的理论主张和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社会情境是一个包括人、文化属性、特定意义、关系、时间和空间、动态过程（调整、互动、社会控制、社会变化以及再调整等）等要素在内的紧急配置。其基本特征是将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整合进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为坐标的情境之中。其中，符号互动论包含着个体积极能动地定义、理解以及建构情境与现实的过程，并以此成为建构主义思潮中重视情境性的重要微观理论基础，但它并没有将情境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常人方法学则是将视野牢牢锁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提出情境性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特点，认为具有局部空间性的场景本身也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而现象学社会学对情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则在于通过悬置既有的文化立场，将人们的视域拉回常识世界和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世界。从理论上而言，情境社会学主张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社会学知识形态整合进人们日常交往、不断变动的情境之中。从方法论上而言，情境社会学则主张以具体情境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以扎根理论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卡尔精确定义了情境的概念，为情境社会学找到了其历史定位和理论轮廓，但是对于情境的理论特性并未给予更加深入的分析。 沿着卡尔情境社会学给定的方向，在时空延展的序列中，情境也在不断衍生和扩散，小的情境不断嵌套在更大的情境中。吉登斯将“情境”界定为时空序列中各种在场和不在场的交织关系。他认为所有社会生活都发生在这种交织关系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得以构成。吉登斯巧妙地结合时空社会学和时间地理学的观点，将“情境”的概念与实践意识相勾连，进而将其整合进结构化理论的框架中，并使其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结构二重性的理论视角看，“情境”是实践意识流在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中得以“反思性监管”的基础性场域。吉登斯实际上潜移默化地运用了情境社会学的理论主张，并进一步深化了情境社会学的理论内涵，完善了其理论自身的结构。 不仅如此，吉登斯还因其“结构化”理论的论证需要，进一步对共同在场（co-presence）的语境（context）、环境设置（settings）、社会结构特性的触发氛围（initiating circumstance）、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的“时空分区（region）”以及社会场合（social occasion）等概念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还通过对戈夫曼作品的重新解读，纠正了人们基于以往“二元论”的立场，认为戈夫曼偏重于“情景”的“拟剧理论”仅仅属于微观社会学领域的偏见。通过对戈夫曼“日常接触”的绵延性、序列性、轮次性等特征的发掘和阐释，使得具有例行性特征的日常接触和零碎的生活片段与社会结构再生产有了时空绵延上的联系。吉登斯虽未刻意针对“情境”进行一番理论的阐释，但是他的无心之举，深化了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的同时，也澄清了情境社会学的发展脉络。 在社会学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趋势下，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兴盛，人们日益意识到情境、空间等概念对社会学理论本身寻求内在突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吉登斯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提出“多情境社会学”的概念，旨在将地方性的社会学知识形态整合并再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而贝尔特的新经验理论则从情境的流动性特征出发，从主体的角度对情境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阿黛尔·克拉克（Adele E. Clarke）甚至将情境分析视作扎根理论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后现代转折点。科林斯（Randall Collins）用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向人们证明，微观世界的情境描述了日常生活的流动，微观情境的遭遇是社会学证据（sociological evidence）的基础，只有通过微观的情境，或者由一个情境与另一个情境不断的衔接和重复来保持其骨架和形状，宏观社会结构才有可能是真实的。茨拉考夫斯基（Janusz Czelakowski）的情境行为系统学说认为情境语境影响了人们行为的进程，人们的行为不仅取决于系统的当下状态，还受到其他的因素，诸如时间、之前发生的行为及其延续、行为主体等因素的共同塑造。包括情境行为系统在内的诸多情境相关的概念正在不断扩大其运用的范围，这些都在不断扩充着情境社会学的知识领地，进一步夯实了情境社会学的理论根基，完善情境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伴随着区域理性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异质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整体变迁速度加快，社会成员流动加速，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日益复杂，抛开关于固定僵化的社会结构性要素的预设，而将变动中的情境作为分析对象进行社会学的探究不仅是社会理论范式本身寻求突破的进路之一，更是时代背景变迁、文化更迭和制度升级等一系列本土化社会历史特征的现实需要。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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