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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 《青牛篇题名》 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2期，责任编辑高小凡，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黄庭坚虽不是重要的金石藏家，但在北宋后期金石风尚的影响下，也曾收藏过石刻拓本。此外，他凭借日益雄厚的文化资本，得以与当时的大藏家建立联系，从而获观剧迹，受邀品题，以《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为代表的若干金石题跋的写作情境，反映了他介入金石鉴藏世界的主要途径。在金石鉴藏活动中，黄庭坚更多地关注于书法。名家法书和无名氏书迹均通过拓本这一共同的媒介流传，故而二者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在此视觉语境下，黄庭坚从金石文字中发现了“拙”“厚”的意趣，并且试图将深具此种意趣的无名氏铭刻书迹纳入“名家”与“经典”的谱系。由此，金石文化与书法艺术密切互动的历史局面得以打开。 众所周知，金石1鉴藏与研究在清代风靡一时。彼时的碑派书家大都积极网罗金石拓本，拥有一定规模的金石收藏，在朝夕展玩的过程中体悟金石文字古拙的意趣，进而在书法创作实践中运用各种笔墨手段对其加以表现。在被视为清代碑学理论集大成之作的《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曾多次提及北宋书家黄庭坚，不仅推崇黄氏的书法成就，而且继承其“拙”“厚”的审美主张2。北宋恰恰也是一个金石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黄庭坚的书学观念中与清代碑学遥相呼应的部分或同此种时代风气有关。然而，不同于清代的绝大多数碑派书家，黄庭坚似乎不曾给人留下积极从事金石收藏的印象。因此，他与金石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生机制，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前者。那么，黄庭坚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在何种社会文化语境下接触金石文字？作为视觉资源的金石文字与黄庭坚书学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黄庭坚及其周边文人的相关诗文、尤其是金石题跋的解读，勾稽出黄氏介入金石世界的方式与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观察金石文化与书学的互动关系，尝试为“金石何以成为艺术”这一问题探寻一种解释路径。 一、黄庭坚的金石收藏 11世纪中叶，刘敞和欧阳修肆力于收集金石器物及其铭文拓本，并为之修谱著书，激发了知识阶层对金石的普遍兴趣。与此同时，宋仁宗稽古右文，刊立篆书《石经》，御篆功臣神道碑额，向近臣颁赐内府所藏古器铭文拓本3，客观上提高了金石遗迹的社会关注度。在士林领袖与皇室的影响下，金石鉴藏在北宋后期蔚为风尚，成为士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石鉴藏的参与者中，不仅有位高名显的达官贵游，同时也不乏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中下层士人，尽管后者的藏品在规模和质量上往往难以同前者相比。黄庭坚身处金石文化潮流之中，深受时代风气影响，曾收藏过若干金石拓本。 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卸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南归赴任太和县令，路出舒州，与在此任职的舅氏李常相会并流连十日，其间见到了李常的女婿丘楫（字敬和），与之同游潜峰，还在丘氏的观看下书写了《青牛篇》，事具《青牛篇题名》（题图）。因为丘楫喜习王书，而且学有所得，与黄庭坚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所以黄氏慷慨地将“右军书数种”赠送给他，并随赠七古《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一首： 丘郎气如春景晴，风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鹘齿玉冰，拥书环坐爱窗明。松花泛砚摹真行，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我昔颇复喜墨卿，银钩虿尾烂箱籝，赠君铺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4 由此诗可知，黄庭坚曾收藏过数种当时被归到王羲之名下的法书，其中包括“宽绰而有余”的《乐毅论》和“结密而无间”的《瘗鹤铭》。 11世纪，《乐毅论》的传本主要有：据传分别制作于梁代和唐代的两种摹本，以及分别为高绅（活动于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前期）和章渊（字伯深）所得的两种残石5。梁摹本先后为杭州天竺僧、米芾所有6，唐摹本藏于周越（约975—1049后）家7，故黄庭坚所藏者应为石刻拓本。章氏残石于元丰年间才从太湖中被打捞出来8，高氏残石早在11世纪初就已被发现。高绅死后，“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摹传其本”9。嘉祐五年（1060），高绅之子携石从杭州徙至苏州，后来石归苏州钱氏，钱氏在官府的催迫下制作了若干拓本10，时在嘉祐末至熙宁年间。这意味着，黄庭坚赴太和任之前，真正广泛流传的《乐毅论》版本是高氏本以及可能存在的以高氏本为底本的翻刻本。由于并无史料表明针对《乐毅论》的翻刻活动此时已大规模展开，故可推断，黄庭坚藏本为高氏本的可能性较大。虽然高氏原石及其所有拓本均已亡佚，但至少有两种宋翻宋拓本流传至今，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越州石氏本（图1）和安思远旧藏本11。尽管“摹传失真”的情况难以完全避免，但通过对这两种同源的宋本进行比勘，也足以使理解黄庭坚所谓“字瘦劲，无俗气”（《跋翟公巽所藏石刻》）12之所指成为可能。
图1 王羲之 《晋唐帖十一种》之“乐毅论”越州石氏本 拓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瘗鹤铭》进入文人视野，始于庆历年间：钱彦远筑亭保护，苏舜钦、苏颂等人陆续题咏13。苏舜钦在诗题中沿袭了《润州图经》的记载，径称“逸少《瘗鹤铭》”，此诗首联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瘗鹤铭。”14将《瘗鹤铭》同声名卓著的《黄庭经》相提并论，并进一步强调它与王羲之的关联。不难想见，随着苏舜钦的诗被广泛传诵，《瘗鹤铭》也因附骥于王羲之而名满天下。尽管它“常为江水所没”，椎拓极为不易，但仍有“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15，拓本遂得流传。遗憾的是，《瘗鹤铭》宋拓本已悉数亡佚，潘宁旧藏本（图2）被视为存世最旧拓本，曾号称“宋拓”，但实际上它的拓制时间应不早于清初16。因此，曾被黄庭坚收藏过的《瘗鹤铭》拓本的大体面貌已不得而知。
图2 佚名 《瘗鹤铭》（局部） 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从了解黄庭坚在何种机缘下获得《乐毅论》和《瘗鹤铭》的拓本。不过，可以通过他的两首诗获知他得到另一件拓本即唐代李邕《端州石室记》的途径与过程。元丰六年，黄庭坚在太和县令任上，县丞陈吉老许诺要送给他一件珍稀的《端州石室记》拓本。大概因为陈氏久未兑现承诺，黄庭坚作《吉老许惠李北海石室碑以诗及之》一诗催促道： 往时李北海，翰墨妙天下。石室苍苔世未知，公独得本今无价。肉字不肥藏兔锋，郎官壁刊佳处同。愿公倒箧速持赠，免断银钩输蠹虫。17 黄庭坚对金石的热情从中可见一斑。然而，陈吉老却拖延再三，以和诗回复催促，以致黄庭坚不无谐谑意味地将陈氏的行为视同索诗：“欲聘石室碑，小诗委庭下。颇似山阴写道经，虽与群鹅不当价。”（《吉老两和示戏答》）18惜乎《端州石室记》亦无宋拓本传世，不知黄庭坚所谓“肉字不肥”者与今传各种清中期以后拓本相去几何。 从现存文献来看，黄庭坚的金石收藏活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藏品规模不大，可以确证经他收藏的金石拓本更是寥寥无几；第二，藏品种类单一，与同时代的许多藏家兼涉金、石不同，他主要收藏石刻拓本，而极少染指青铜器及其铭文拓本19；第三，持续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元丰年间，鲜有史料能够直接或间接表明他在元祐以后仍有积极的收藏行为；第四，他的收藏兴趣和热情主要来自对金石文字的书法审美价值的认可，可见其收藏动机与书法的关系最为密切。藏品规模小、种类单一的主要原因是，黄庭坚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从仕东西，忧患潦倒”（《答王补之书》）20，“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责”（《答李几仲书》）21的境况在他走上仕途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限的财力和精力无法支持他搜罗更多的石刻拓本，遑论更为珍稀的青铜器。持续时间短的原因则是，自宋哲宗“绍述”以来，黄庭坚屡遭贬谪，颠沛困顿，“诗名虽富，而不救卓锥之贫”22，金石收藏活动自然难以为继。黄庭坚的金石收藏以书法为本位，而其藏品相对有限，显然不足以滋养出他独特的书法审美趣味，也不足以支持他在金石文字中发掘出更多在书法风格层面上具有借鉴意义的元素。因此不难想见，在收藏以外，黄庭坚理应还有其他与金石文字发生关联的途径，而且后者才是更主要的。 二、黄庭坚的金石赏鉴与品题活动 黄庭坚的收藏规模较小，从未给人留下过积极网罗金石的印象。然而，他的文集中却收录了数量可观的金石题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当时声名藉甚的大藏家及其藏品所写。这充分说明，黄庭坚虽未能成为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但得益于金石鉴藏风气之盛，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通过广泛的交游获得不少经眼金石拓本的机会。他通过持续而广泛地参与金石赏鉴和品题活动，活跃于鉴藏圈，深度介入金石世界。在黄庭坚的金石题跋中，《跋翟公巽所藏石刻》的篇幅相对较长，内容较丰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将从这组题跋出发，探讨黄庭坚的金石赏鉴与品题活动。 （一）《跋翟公巽所藏石刻》考论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最早见于南宋乾道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八，此书为黄庭坚别集传世之最早者，是由李彤在洪炎所编《豫章集》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李彤是黄氏的表弟，洪炎则是黄氏的外甥。因此，《豫章黄先生文集》所收诗文理应是可靠的。成书于黄庭坚生前的文集和洪炎所编《豫章集》均已亡佚，许多佳篇赖李彤之力而得以流传，《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也不例外。这组题跋至今尚未得到准确系年，写作情境不明，而且文本似有错简，故需略作考订。 为了方便讨论，先将全文移录如下，并逐条编号： 1. 《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 2. 《瘗鹤铭》，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导师之碑》，字可与之争长，今亡之矣。 3. 《黄庭经》王氏父子书皆不可复见。小字残缺者，云是永禅师书，既刓缺，亦难辩真赝。字差大者，是吴通微书，字形差长而瘦劲，笔圆，胜徐浩书也。 4. 周秦古器铭皆科斗文字，其文章尔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剥华伪，自见至情，虽戏弄翰墨，不为无补。 5. 《乐毅论》旧石刻断轶其半者，字瘦劲，无俗气。后有人复刻此断石文，摹传失真多矣。完书者，是国初翰林侍书王著写，用笔圆熟，亦不易得，如富贵人家子，非无福气，但病在韵耳。 6. 《遗教经》译于姚秦弘始四年（402），在王右军没后数年。弘始中虽有译本，不至江南。至陈氏时，有译师出《遗教经论》，于是稍行。今长安雷氏家《遗教经》石上行书，贞观中行《遗教经》，敕令择善书经生书本颁焉，敕与经字是一手，但真行异耳。余平生疑《遗教》非右军，比来考寻，遂决定知非右军书矣。 7. 《蔡明远帖》是鲁公晚年书，与邵伯埭谢安石庙中题碑傍字相类，极力追之不能得其仿佛。 8. 鲁公《与郭令公书论鱼军容坐席》，凡七纸。而长安安氏兄弟异财时，以前四纸作一分，后三纸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间但传至“不愿与军容为佞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师，始从安师文借得后三纸，遂合为一。此书虽奇特，犹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盖一纸半书，而真行草法皆备也。 9. 鲁公《寒食问行期》《为病妻乞鹿脯》《举家食粥数月从李大夫乞米》，此三帖皆与王子敬可抗行也。 10. 鲁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与夫人书》，迫切而有礼意。《与郭灵运书》《送刘太冲序》，余未之见也。《颜惟贞》《兰陵夫人告》，佳笔也。 11. 《东方曼倩画赞》笔圆净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辈或随时用一人笔法耳。 12. 张长史《千字》及苏才翁所补，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然号为长史者，实非张公笔墨。余中年来，稍悟作草，故知非张公书。后有人到余悟处，乃当信耳。 13. 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书字字入法度中也。杨次公家见长史真迹两帖，天下奇书，非世间隔帘听琵琶之比也。 14. 柳公权《谢紫丝靸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 15. 道林《岳麓寺诗》字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 16.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当时皆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群臣，今都下用钱万二千便可购得。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遗宫僚，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纹，士大夫不能尽别也，此本可当旧板价之半耳。 17. 《阴符经》出于唐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诡谲不经。盖糅杂兵家语作此言，又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 18.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赝作，以尝其妇翁，诸苏果不能别。盖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诸贤，可宝藏也。 19. 文章骫骳而得韩退之，诗道敝而得杜子美，篆籀如画而得李阳冰，皆千载人也。陈留有王寿卿，得阳冰笔意，非章友直、陈晞、毕仲荀、文勋所能管摄也。 20. 翟公巽所藏古石刻甚富，然有数种妙墨独未入箧中，何邪？鲁公《东西林题名》《宋开府神道》《永州磨崖》诸奇书，杨少师洛中十一碑，怀素《自叙》草书千余字，当集为一，它日可为跋尾。禅家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悬想而书，不得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笔三四分耳。23 题跋本是附丽于所跋之物而流传，一旦被收入文集，便会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一条题跋即可自成篇章。《跋翟公巽所藏石刻》的外在形式与一般题跋有所不同，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由20条题跋组成的一篇结构较为松散的文章。将它看作一篇文章，是因为最后一条颇有总结与展望的意味；说它结构松散，是因为前19条除所题都是翟氏藏品外，彼此之间并无明显的依存关系，甚至并非每一条谈论的对象都是石刻拓本。比如，第4条讨论的很可能是金文24，第16条讨论的是刻在枣木板上的《淳化阁帖》，第18条讨论的是葛叔忱（活动于11世纪后期）伪造的李白墨迹。上述三条跋语不仅文不对题，而且与最后一条中所谓“翟公巽所藏古石刻甚富”云云也不相关，故可推知，这几条跋语很可能是编次文集时阑入的错简，大概是黄庭坚为翟氏其他藏品所写。除此以外，余者当为一次写就，否则最后一条就不会不针对任何藏品而只作总结陈辞了。 从这组篇幅不短的题跋中不难看出黄庭坚的推重与期许之意，最后一条跋文更是表达了持续关注翟氏收藏事业的愿望。由此看来，翟氏的金石收藏必有其独到之处，其人也在黄庭坚的金石交游经历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公巽是翟汝文（1076—1141）的字，他于元祐三年（1088）登进士第25，根据黄庭坚《题太学试院》记载，这一年的贡举由苏轼主持，黄庭坚担任参详官26。不过，翟汝文与黄庭坚的相识是否与科考有关已无法确知。《宋史》翟氏本传所谓“从黄庭坚游”，在今天看来，仅存的见证便是《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那么，这组题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写成的呢？ 第8条和第12条跋语都提供了时间方面的线索。从第8条“元祐中，余在京师”云云可知，这组题跋的写作时间不早于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在第12条中记录了他凭借自己“中年来”才获得的经验为翟汝文甄辨出了张旭的伪作，由此可以判断，这组题跋写于黄庭坚中年以后，这与从第8条中得到的信息可相互印证。问题由此转换成了寻找绍圣以来黄庭坚和翟汝文行踪的交集。 黄庭坚这一时期的行踪是比较清楚的。绍圣元年六月，身在洪州的他被朝廷责令前往开封境内居住，以便随时接受调查，他取径南康军、彭泽、池州，于十一月初到达开封下辖的陈留，十二月底得到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的谪命。次年正月，他踏上入蜀之旅，从陈留取道尉氏、许昌，进入长江流域，然后溯江西行至目的地。他在蜀中度过了困顿而休闲的六年，直到元符三年（1100）重获起用才离蜀东还，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到达江陵后，因病滞留荆南，次年春经巴陵、平江、临湘、通城回乡，稍作停留便赴萍乡探望兄长，同年六月领太平州事，到任后七日而罢，后溯江西上，流连于鄂州、黄州。崇宁二年（1103）冬，他被贬至宜州，途经潭州、衡州、永州、全州、桂州，于次年五月到达贬所，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27。 从绍圣元年到黄庭坚离世的崇宁四年，这段时间对于翟汝文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绍圣元年至元符二年，翟汝文养亲不仕，行踪应与其父翟思（？—1102）一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哲宗元祐六年”条云：“（十二月）庚申，左朝奉郎、知兖州翟思为国子司业。”28绍圣年间，翟思还在京担任过左司谏、侍御史等职，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屡见于《宋史》和《宋会要》。例如，《宋史·职官志》记载，他于绍圣元年以左司谏的身份就太学制度改革问题进言29；《宋史·舆服志》记载，他于绍圣二年以侍御史的身份向宋哲宗进言，请求禁止民众在轿子的使用上僭越礼制30；《宋会要·食货》记载，宋哲宗“从左司谏翟思请”，于绍圣二年正月下诏修订酒业管理条例31。《嘉泰会稽志》卷二云：“翟思绍圣四年四月以朝散郎、直龙图阁知（越州），元符二年二月移应天府。”32可知翟汝文于绍圣元年至四年四月在京师，绍圣四年四月至元符二年二月在越州，此后在应天府。范寥“持状投太守翟公（思），求为书吏”时，“公巽参政立屏后”33，是为旁证。第二阶段是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此时翟汝文在京干禄，他写给曾布（1036—1107）的三通干谒信（即《上曾丞相书》《上曾内翰书》《再上曾内翰书》）见于《忠惠集》卷八34。第三阶段是崇宁元年至崇宁三年或四年，翟汝文为父守制。《嘉定镇江志·丹徒县》云：“秘书监、知应天府翟思墓在铁炉山。”35故知翟汝文此时居住在家乡附近。 通过比对黄、翟二人绍圣元年后的行踪，不难发现，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参商遥隔，唯一的交集是绍圣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同在开封，由此可以确定《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应写于此时此地。 元祐时期，黄庭坚与苏轼一同在汴京参与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文化活动，显示出非凡的文学与艺术造诣，声誉日隆；同时，缘于与旧党中坚的密切关系，黄庭坚在元祐大臣集体被放逐的政治环境下自能收获普遍的同情。因此，黄氏在元祐、绍圣之际就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使得他在获罪之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和关注，来访的宾客络绎不绝，甚至令他疲于应付36，形形色色的笔墨应酬也随之而来37。尽管黄庭坚未能积极从事金石收藏，但他的题跋在收藏家眼中无疑能为藏品增色，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收藏家们的座上宾，或是在居所中接受收藏家们的拜访，从而获观剧迹，受邀留题。相比于收藏，这是黄庭坚介入金石世界更主要的一种途径，也是以《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为代表的一系列金石题跋的写作情境。 （二）金石赏鉴经验的积累 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黄庭坚如数家珍地谈论碑版的真伪存佚、版本优劣、书风特色、艺术水准以及范本价值。这充分说明，在为翟汝文的藏品撰写这组题跋之前，黄庭坚就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金石赏鉴经验，掌握了精深的品评知识。因为黄氏自己的金石收藏数量和质量都不足以支持其研究，所以这些经验和知识的获得应更多地外假于周边友人的收藏。 元丰七年，黄庭坚北上赴任德平镇监，途经齐山，与沈辽（1032—1085）相会。沈辽拥有颇成规模的金石收藏，黄庭坚《云巢诗并序》云：“几研间陶瓦金铜物，皆阅数百年，远者溢出周秦。”38可以想见，在与沈辽共处的日子里，黄庭坚应饱览了他所藏的周秦古器及其铭文。 元丰八年五月，黄庭坚在赵挺之处“观古书帖甚富”。赵挺之是北宋金石学集大成者赵明诚之父，庋藏富赡，黄庭坚此次经眼的除《绛帖》等刻帖以外，还有唐代虞世南书丹的《高阳郡隆圣道场碑》等碑版拓本39。 元祐年间，黄庭坚在汴京任馆职，且与李公麟、荣辑等收藏家过从甚密，政事之暇，于秘府内外经眼吉金贞石殆不知凡几。在《跋李伯时所藏篆戟文》中，黄氏记述了他观摩李公麟新获铜戟铭文的体会： 龙眠道人于市人处得金铜戟，汉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读。虫书妙绝，于今诸家未见此一种。乃知唐玄度、僧梦英皆妄作耳。40 跋文能准确地描述出字口错金这一无法反映在拓本上的特征，说明黄氏所见的应是李公麟新购得的原器，由此推断，此跋当系于黄、李二人同在汴京的元祐时期。元祐四年，黄庭坚在荣辑处获观荣氏斥二十万钱巨资购入的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本41。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三“秦诅楚文”条记载：“元祐间，张芸叟侍郎、黄鲁直学士皆以今文训释之，然小有异同。”42黄庭坚早在元丰年间就已对书法满怀热情，彼时所作的《寄上高李令怀道》一诗中即有“谓予有书癖，摹篆写科斗”43之句。由此不难推想，当黄庭坚面对着《诅楚文》的拓本，应不仅仅用力于释字考史，对其书法亦倾注关怀，甚至很可能临摹过。 元祐八年，居丧于故里的黄庭坚参与了一次以金石赏鉴为主题的雅集活动。当时，分宁邻县海昏的智显寺竹林中出土了颜真卿书丹的《颜家垄断碑》44，黄庭坚赴海昏与一众友朋同赏贞珉。其间李安行还展示了他收藏的古编钟，黄庭坚针对钟铭发表了意见，指出其字体“类殳书”，然而“不能尽识”（《海昏题名记》）45。 绍圣元年，黄庭坚分别为张威（字福夷）、蔡宝臣（字致君）二人所藏的《孔子庙堂碑》作跋，即《题张福夷家庙堂碑》《题蔡致君家庙堂碑》两文46，嗣后为翟汝文所藏周秦以来多种石刻拓本写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从包括《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在内的诸例中不难看出，除早已被归到前代名家名下的石刻书迹以外，不著作者名姓的周秦古器铭文甚至砖瓦文字，也在黄庭坚的视觉经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题跋内容来看，黄氏主要从书法角度看待金石遗文，或强调其范本价值，或评论其艺术特色，鉴定亦以书法风格为基本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两方面，黄庭坚都不是特例。他的前辈欧阳修在收藏活动中，就曾出于欣赏书法的目的将目光投注于“名家”“经典”以外的世界47；而他的后辈赵明诚也屡屡以“奇古”“奇伟”“淳古”等语汇来表达对周秦汉魏金石上的无名氏书迹的激赏，甚至仅仅因为“其书奇古”就将赵仲爰（1054—1123）所藏古钟铭文“列于诸器铭之首”48。这些情况表明，11世纪的文人士大夫开始自觉地从书法的角度看待各类金石文字，而不论它们是否出自名家之手。这种种新理异态标志着金石学与书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49。 三、金石鉴藏经验对黄庭坚书学思想的影响 金石学与书学互动关系的发展与视觉媒介的新变密切相关。随着《淳化阁帖》《绛帖》《潭帖》等刻帖的流布，拓本在11世纪前后成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资源，中古时代口传手授的学书方式此时被临摹法帖拓本所取代，这意味着人们对早期及中古书法的接受过程主要是通过拓本这一媒介展开的。与此同时，金石鉴藏与研究的风气席卷士林，大量不著作者名姓的吉金文字和石刻书迹也主要以拓本的形式为人们所知见。由于媒介的一致性，素来被刻入法帖的书法“经典”与该体系以外的“非经典”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一方面，刻帖开始容纳无名氏创作的金石文字，例如，刻成于12世纪初的《汝帖》除收录晋唐名家法书以外，还收录了数量可观的商周金文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无名氏石刻书迹，如卷一的《商器款识》（图3）和卷八的《周纥豆陵腾碑》（图4）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在《集古录》《金石录》等为金石拓本而编撰的著录中，负责编目的鉴藏家如欧阳修、赵明诚等，将此前鲜少受到关注的金石文字遗迹与备受瞩目的法帖并置在一起，他们看待两者的书法审美价值时，所持心态亦无显著不同。总而言之，由拓本广泛流通而形成的视觉文化语境，在客观上为人们发现“非经典”书迹中蕴含的艺术意趣创造了条件。于是，出自无名氏之手的金石文字不再仅仅作为史料被阅读，越来越多地作为艺术作品被观看乃至临摹。
图3 佚名 《汝帖》之“商器款识” 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
图4 佚名 《汝帖》之“周纥豆陵腾碑” 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 无论收藏还是赏鉴，黄庭坚始终以书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参与金石鉴藏活动的经历对其书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从金石拓本中获得的视觉经验有力地塑造着他的书法审美趣味；另一方面，新的视觉资源涌现，促使他反思既有的书法史叙事，寻绎无名氏金石书迹与晋唐名家经典之间的关系，确认无名氏金石书迹及其研习者的历史定位。 （一）孕育自金石文字的审美趣味 如前所述，举凡三代金文、秦汉石刻，都得到了黄庭坚的激赏。颇堪玩味的是，黄氏在表彰它们作为书法典范的价值时，往往会强调它们具有跨越字体畛域的借鉴意义：“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颇得楷法。后生若以余说学《兰亭》，当得之。”（《评书》）50商周秦汉篆隶书迹均以金石及其拓本为媒介流传于11世纪，黄庭坚认为，它们蕴藏着各体书法通用的审美准则和技法秘诀。那么，在他心目中，金石篆隶所具备的哪些特征可以且应该为其他字体所借鉴？篆隶的修养又如何作用于其他字体的创作？ 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前引黄庭坚评价《石鼓文》的范本价值说： 《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 《石鼓文》如何为楷、行、草诸体提供笔法上的参考？黄庭坚并未直接对此作出解释，而是通过“盖王右军亦云尔”一语来表明其意见渊源有自。11世纪流传的所谓王羲之书论真伪杂厕，大部分被朱长文辑录于《墨池编》中。其中唐人托名王羲之的《笔阵图》确实谈及篆隶对草书的加持作用：“草书亦须象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笔即直过。”51这句话明确地指出，进行草书创作时应借鉴篆隶的运笔节奏，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通过控制行笔速度，使点画沉着浑厚，力透纸背。这恰恰与黄庭坚反复强调的笔法要旨——“知擒纵”52若合符契。 笔法符合上述准则的作品是何种面貌呢？黄庭坚曾以“有秦汉篆笔”（《跋法帖》）53来评价《昨遂不奉恨深帖》（即王献之《廿九日帖》）。黄氏发此议论时针对的是刻帖而非墨迹，他当日所寓目的拓本当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第九卷中所见者（图5）相去不远54。相比于《淳化阁帖》中所见王献之其他书迹，《廿九日帖》点画起收不露锋芒，中段圆厚坚实，鲜有轻盈的笔触，这些形式特征与金石拓本上的“秦汉篆笔”确有相通之处。
图5 王献之 《淳化阁帖》之“廿九日帖” 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 与此呼应，黄庭坚对北宋士人书法片面追求妍美流畅、轻盈巧媚的普遍作风颇有微词：“数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以风樯陈（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笔也。”（《书十棕心扇因自评之》）55又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李致尧乞书书卷后》）56在书信中与友人谈论笔法时，黄庭坚则主张“以质厚为本”（《与宜春朱和叔书》）57。在黄庭坚书论的语境中，“新妇子妆梳”与“烈妇态”分别比喻“巧”与“拙”，而“新妇子妆梳”与比喻“姿媚”的“插花舞女”语义相近，因此“巧”与“姿媚”相通；“姿媚”与“笔实”对立，“巧”与“拙”对立，故而“笔实”与“拙”相通；“笔实”必然能使点画浑厚，所以“拙”与“厚”这两个审美范畴是密切相关的。欧阳修曾经用“古质”这样一个相对抽象的词语来表达对金石文字的观感，黄庭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所谓“古质”具体化，旗帜鲜明地宣扬“拙”与“厚”的审美意义，成为七百余年后兴起的碑学浪潮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二）针对金石文字的经典化策略 与绝大多数秦汉金石铭文同为无名氏书迹的《瘗鹤铭》，是一件令黄庭坚终生服膺的作品，黄氏不厌其烦地多次强调它出自王羲之之手。有关黄氏对这通摩崖石刻的品评与取法角度，王家葵已作过较为细致的考察58，兹不赘论；不过，黄氏何以坚称此铭为王羲之所书，则是一个仍有讨论余地的问题。 黄庭坚《题〈瘗鹤铭〉后》云：“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59欧阳修对《宋文贞碑》的评骘没有流传下来，但他在为《瘗鹤铭》所写的跋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60黄庭坚既然引述了欧说，就说明欧阳修对《瘗鹤铭》的基本看法及其理据都应是他所熟知的。退一步而论，作为经验丰富的赏鉴家和书家，黄庭坚似乎不大可能无法分辨《瘗鹤铭》与王羲之其他作品在风格上的显著差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对王羲之书《瘗鹤铭》这一无根之谈的坚持和揄扬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黄庭坚在几乎毫无理据的情况下反复强调《瘗鹤铭》为王羲之所书，令人不得不将他的相关论述视为一种刻意的宣传。这种宣传一旦奏效，《瘗鹤铭》便被人们认为与王羲之有关，从而获得与法帖同等的地位，进入“经典”的谱系。所以，黄庭坚对王羲之书《瘗鹤铭》一说的坚持可以看作一种经典化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与碑学及后碑学话语强调无名氏书迹具有独立于“名家”与“经典”谱系以外的审美价值迥然不同，黄氏对《瘗鹤铭》的运作意在使它进入由“名家”与“经典”构成的统绪，这与王宷（1078—1118）将商周金文、北朝碑志刻入《汝帖》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王水照在讨论北宋文学结盟现象的时代背景时曾指出，对“统”的崇尚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北宋时期深入人心，宋人津津乐道的“道统”“文统”“佛统”等不仅意味着各个领域对往昔光荣传统的歆慕，同时也包含着明确的现实诉求，即为自身确立一个历史位置，隐寓自继正统之意61。《瘗鹤铭》这件给予黄庭坚以艺术启迪、使他获益匪浅的无名氏之作一旦以王羲之的名义成为“经典”，黄氏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右军苗裔，成为“书统”的继承者。 虽然黄庭坚对金石文字艺术价值的认知与理解未受书者身份影响，但是他并未突破“名家”的观念，以“二王”及其书迹为核心的“名家”与“经典”谱系在其心目中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一件作品出自“名家”之手是它能够以“经典”之名被广泛接受的重要保障。尽管黄庭坚关于《瘗鹤铭》作者的论断很快就被黄伯思（1079—1118）所证伪62，但他在《瘗鹤铭》接受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至今不曾磨灭，成为北宋金石文化与“尚统”思潮交汇的一项见证。 结语 许雅惠曾借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对北宋后期金石收藏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考察，发现身处这一网络中的人并非都积极从事收藏活动，那些并不着意于收藏的人在这一网络中的主要作用是充当金石收藏家的社交中介，为收藏家积累社会资本搭建渠道63。本文对黄庭坚这一个案的考察则表明，这一群体在金石收藏的社会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仅限于社交中介，更因各人自身条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比如黄庭坚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积极投身于收藏活动，但因持有雄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广泛的交游而得以深度介入金石鉴藏世界，并凭借其书家身份成为沟通金石学与书学的枢纽性人物。一方面，他有力地推动了金石成为艺术的进程；另一方面，他的参与使得金石鉴藏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更深广的文化史意义，对诸如书法等文化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黄庭坚踵武欧阳修，大力发掘出自无名氏之手的金石文字的艺术价值，他们的努力促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书法范本资源重组。11世纪以来，广泛流通的金石拓本，不论是否名家书迹，都在书法篆刻的范本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即使未必能与刻帖平分秋色，亦可谓静水流深，如元人吾丘衍的书法便受到《石鼓文》的滋养64，明人苏宣的篆刻也得益于“残碑断碣，无所不窥”65的经历。尽管宋明间人对金石意趣的解读有着与清人不同的一面，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声势浩大的碑学运动兴起之前，大量出自无名氏之手的金石文字早已成为人们研习书法和篆刻的取法对象。在过去书法史叙事中，清代碑学兴起的原因往往被简单而笼统地归纳为乾嘉金石学的影响，这一判断固然无误，但更不应忽视的是，金石学与书学的互动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与发展理路，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黄庭坚的时代，它的发轫是彼时书法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之一。 注释 1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金石”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所指，它既可以指青铜器和石刻的原物，也可以指它们的拓本，有时还兼有这两种含义，本文所使用的“金石”这一概念亦复如是。 2 彭砺志：《试论黄庭坚书学对清代碑学的启蒙与影响》，《书法研究》2006年第133期。 3 史正浩：《宋仁宗对宋代金石学兴起的贡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 12 17 18 20 21 26 38 40 43 45 46 50 53 55 56 57 59 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第1561页，第329页，第330页，第782页，第1297页，第539页，第383页，第1564页，第324页，第679页，第1556—1557、715页，第587页，第1560页，第1550页，第1492—1493页，第913页，第656页，第1548页。 5 卢慧纹：《唐至宋的六朝书史观之变：以王羲之〈乐毅论〉在宋代的摹刻及变貌为例》，《故宫学术季刊》2014年第3期。 6 米芾云：“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余于杭州天竺僧处得一本。”（米芾、李之仪：《书史·姑溪题跋》，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页） 7 曹士冕跋《宝晋斋法帖》卷二所收《乐毅论》云：“国朝高本藏周膳部家。”（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11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8 陈槱著，李伟国整理：《负暄野录》卷上，《全宋笔记》第7编第5册，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91560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61页，第2308页，第2309页。 10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一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3页。 11 翁同龢跋安思远旧藏宋拓《乐毅论》（中国嘉德2018年秋季拍卖会1801号拍品）云：“此册《乐毅》'海’字不全本当是高绅学士家真石。”然而翁说并无确据，故难以采信。 1358 王家葵：《瘗鹤铭新考》，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10页，第75—87页。 14 苏舜钦：《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6 王家葵：《瘗鹤铭新考》，第135—166页；陈郁：《谈谈瘗鹤铭残石水前拓本》，《书法丛刊》2020年第4期。 19 《六艺之一录》：“黄山谷曰：余家有古镜，背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且明，左龙右虎补之。’……余又有一镜，云：'蔡氏作镜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皆在，长保二亲利子孙，传之后世乐无极。’”（倪涛编，钱伟强等点校：《六艺之一录》卷一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468页）从铭文来看，这两面都是汉镜，但经核查，此文最早见于赵令畤《侯鲭录》卷一，略有异文，起首无“黄山谷曰”四字，似非出自黄庭坚之手。因此，此文并不能说明黄庭坚收藏过汉镜，但他可能收藏过一件古铜壶，并于建中靖国元年赠予友人王观复，有《以古铜壶送王观复》一诗记录此事（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1070页）。 22 释惠洪：《山谷老人赞》，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郭醒、童岭、卞东波点校：《注石门文字禅》卷一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22页。 23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八，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1560—1563页。局部标点有改动。 24 宋人每将金文摹刻上石以广流传（赵明诚著，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49页），故黄庭坚在翟汝文处所见者是金文原拓还是拓自翻刻石本实难判定。但揆之以理，这里提到的“周秦古器铭文”仍有较大可能是原拓，毕竟以翟氏庋藏之富，不会无视拓本的品质问题，而且他应该具有一定鉴别能力。 25 过去一般认为翟汝文于元符三年登第（龚延明等：《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8页；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鼎文书局1986年版，第3312页；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一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11—712页），这一说法源于《京口耆旧传》卷四，然而翟耆年《翟氏公巽埋铭》却说：“公以熙宁九年丙辰九月十一日生……公年十四举进士。”根据翟汝文于元符三年致曾布的三通干谒信，结合有关他侍亲、守制、出仕的相关记载，可知元符三年登科说不可信，《翟氏公巽埋铭》提供的元祐三年说才是正确的（陈文波：《翟汝文登科及相关问题考辨》，《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7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426页。 2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183页。 29 “绍圣元年……左司谏翟思言：'元丰《太学令》训迪纠禁亦具矣，今追复经义取士，乞令有司看详，依旧颁行。’”（《宋史·职官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12页） 30 “哲宗绍圣二年，侍御史翟思言：'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乞行止绝。’”（《宋史·舆服志》，第3576页） 31 “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诏：'应熙宁五年以前不造酒州军……违者坐之。’从左司谏翟思请也。”（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459页） 32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二，清嘉庆刻本。 33 费衮著，金圆整理：《梁溪漫志》卷一〇，《全宋笔记》第5编第2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34 翟汝文：《忠惠集》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一，清道光刻本。 36 黄庭坚《答睢老》云：“久欲一至东庵，以哀苦臞瘁，又多宾客，故未能尔。”（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739页） 37 黄庭坚《答茂衡通判书》云：“不肖不复作诗已数年，当奉为作《蒙斋铭》，别信寄上。”（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729页）由此知罗中彦（字茂衡）曾向黄庭坚索诗，此其笔墨应酬之一例。 39 黄庭坚《题绛本法帖》云：“元丰八年夏五月戊申，赵正夫出此书于平原官舍，会观者三人：江南石庭简、嘉兴柳子文、豫章黄庭坚。”又《题虞永兴道场碑》云：“元丰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监郡赵正夫会食于西斋，出以示余，谛玩无斁。”（郑永晓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1552、401页） 41 黄庭坚：《题蔡致君家庙堂碑》《题荣咨道家庙堂碑》，《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715、1556页。荣辑和荣咨道过去多被误认作同一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陈文波：《荣辑登科、仕宦及交游小考》，未刊稿）。 4248 赵明诚著，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第250页，第220页。 44 即《金石录》卷八著录的《颜处士残碑》，对此碑的详细考订，参见朱关田：《颜真卿书迹著录散记》，《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391页。 47 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郭勉愈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页。 49 此前并非无人谈及金石书法，如韩愈、韦应物均有《石鼓歌》传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亦包含对《峄山碑》的评价，但这都只是个别现象，未能形成气候。 51 （传）王羲之：《笔阵图》，朱长文纂辑，何立民点校：《墨池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法书要录》卷一录此文题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略有异文（张彦远辑，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52 关于“擒纵”的详解，参见Fu Shen, “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ung: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陈文波：《“字中有笔”续探》，《中国书法》2018年第8期。 54 绍兴国子监本是来源可靠的宋代皇家权威翻刻本，是仅次于原刻的早期翻刻，甚至一度被视为原刻，而上海图书馆藏本则是可靠的宋拓本。关于绍兴国子监本的详细论述，参见田振宇：《〈淳化阁帖〉南宋国子监本版本刍议》，“书法史的多维视界：浙江大学艺术史青年学者沙龙（第二期）”会议论文，2020年11月21日。 61 王水照：《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30页。 62 黄伯思著，李萍点校：《东观余论》卷下，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63 许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会网络分析》，《新史学》2018年第4期。 64 吾丘衍《三十五举》：“篆法匾（扁）者最好，谓之螎（蜾）匾（扁），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刻［到］，《石鼓文》字也。”（吾丘衍：《学古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夷门广牍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页） 65 姚士慎：《苏氏印略序》，苏宣刻并辑：《苏氏印略》，明万历刻本。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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