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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时“扎堆”大城市的现象很常见。而相比于个人在城市选择中的“大城市情节”，企业在选址时的“大城市情节”更加严重：无论是从跨国公司总部布局还是新创企业选址来看，大城市在吸引企业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作 者：陈强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来 源：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 本文共计5214字数，阅读约需要9-12分钟。 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侧重于两个不同的功能：前者强调防卫，后者重视交易。早期的城市，强调通过城墙来守护城墙内的居民，因此是有围墙和封闭的，也就是所说的“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除了抵御外敌以外，早期的城市还重视供水、防涝等功能，这从《管子·乘马》的“高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中可以看出。 跳出来，想想我国年年内涝成灾的某些城市，或者我们会觉得羞愧。 总之，早期的居民更多是因为安全等因素而集聚在由内、外城垣围成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演化出了新的职能：交易。 《周易·系辞》称道：“列廛于国，曰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量的人集聚在一起，有利于社会分工与生产效率提升；而人的集聚也意味着较大的本地市场规模和差异化的消费者需求，助推社会分工的深化与生产效率的提升，并催生了市场交易和企业的出现。 城市的功能决定了城市的魅力。在“城”与“市”的基础上，现代城市的功能进一步丰富，涵括了生产、娱乐、教育等多项功能。就现代城市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 简单来讲，社会学认为城市是有界地理上的社会组织网络，地理学认为城市是交通方便且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是要素的空间资源配置载体，等等。城市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可以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个灵魂，或者一种情怀。 大城市的显性特征，首先是要素的空间集聚，表现为接近性和距离的消失。大量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在城市空间内，后者为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载体，是聚集要素、集中生产、推动创新的主要场所。 要素的空间集聚，一方面会带来知识溢出、生产率均值比较高等正外部性，也会产生过度竞争、拥堵、高成本等负外部性，这些都可以视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突出特征。大城市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多样性，多样性使得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能得到满足，促进产业间、产业内、企业间、产品间等分工的细化，这是提高微观个体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在微观经济理论建模时，消费者效用函数中产品多样性的增加是可以提高消费者效用水平的，这也是和现实相吻合的；第三个突出特征是以人为核心。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的存在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们为城市服务。城市发展的核心必须是为了有助于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留下功绩。 苏轼在《许州西湖》中用“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描述了城市的魅力，这种魅力体现在城市对微观个体（包括个人、企业等）的吸引上。沧海桑田，现今的城市早已不同于一千年前的城市，无论城市规模还是城市密集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今，说到大城市大多数人甚至谈而色变：高房价与房租、人口拥挤、交通堵塞、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这些“城市病”的存在使得大城市的魅力黯然失色。但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数据进行检验。 （一）个体区位选择：“爱恨交织”下的“用脚投票” 美国国防气象卫星（DMSP）的夜间光学倍增管捕捉到的光波段信号，可以反映各个地区经济活动的强弱。采集到的影像数据其影像分辨率能到1km左右，涵盖了交通道路、居民地等与人口、城市等因子分布密切相关的信息，相对客观、可信。 根据2016年3月的卫星遥感影像可以发现，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的灯光亮度明显更强，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夜间灯光与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尽管惧怕北上广深却又忍不住向往，选择了“用脚投票”。
（二）大城市魅力的源泉：集聚外部性 为什么“惧怕”大城市但却又选择了大城市？这可以归结为要素在城市空间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性。在住房昂贵、高生活成本与工作压力、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快节奏等背景下，劳动力为何仍会选择于大城市集聚，主流经济学文献将这主要归结于： （1）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实证检验发现，劳动力集聚在都市区确实会提高工资。这种工资溢价导致的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集聚在大城市； （2）城市劳动力池与就业机会。大城市中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也可以增加劳动力职位匹配和被猎头获知机会，进而降低失业风险； （3）劳动力技能提升。大城市中劳动力可以基于更多的正式或非正式沟通渠道进行沟通和学习，通过“干中学”和知识溢出提高技能，这进而会增加大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 （4）机会与未来预期。尽管存在诸多“城市病”，但大城市潜在的机会、机遇，使得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对未来充满预期而留在大城市； （5）交通网络便利与文化娱乐基础设施齐全。大城市的交通便利，生活设施齐全，可以增加消费者的舒适性。 此外，气候舒适的地方更容易成为大城市，例如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迈阿密等城市。反过来，大城市舒适的气候，又成为了吸引人们的重要因素。当然，大城市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是人们选择的重要理由。 从企业层面来看，集聚外部性是企业集聚在大城市的重要动因。这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并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劳动力池、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 在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前，这些优势会产生一种拉力效应，助推产业在城市的集聚。从作用机理来看，城市集聚外部性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企业区位选择产生影响： （1）分享（sharing）机制。当企业或产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定的范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费用就比处于分散状态要低廉得多。这也解释了学校附近的印刷与打印费较低，以及大型音乐会往往在大城市举办； （2）匹配（matching）机制。集中的产业和资源为经济个体提供了更多的交易信息和交易机会，降低了交易费用与搜寻成本，提高匹配效率； （3）学习（learning）机制。在城市这个相对密集的空间内，人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有利于创意和创新的产生。 此外，信息外溢也需要较近的空间集结，其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迅速递减，这使得城市内的学习变得更加高效。 随着ICT技术的发展，质疑者认为这将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若你可以在西南某风景秀美的小镇通过维基百科学到知识的话，为什么还要忍受北上广深的高房价呢？ 我想说的是，人类主要是通过其他人提供的听觉、视觉和嗅觉线索来学习的，这意味着在网络空间里的交流可能很难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微笑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 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便利，但它只有在与通过面对面方式取得的知识相互配合时，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从互联网企业家在班加罗尔和硅谷的集聚可以看出。 在我国西北地区某高校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尽管可以和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一样利用互联网学习NBER的最新工作论文，但与全球顶级的教授和研究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则相对较少。 （三）大城市魅力的强化：循环累积因果关联 大城市胜利，体现在集聚外部性对要素的吸引上，这种胜利还源自另一种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联。先考虑这样一个故事：消费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何避免进入“黑店”？ 一个有效的方式是，选择一家人气兴旺的饭店，这样出现“黑店”概率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大家都这样“用脚投票”，最终顾客都将蜂拥至服务质量最好的饭店。最终，服务质量较好的饭店拥有大部分的顾客，最终大致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 “赢者通吃”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在城市对要素的吸引上：大城市更容易吸引人才和企业，而吸引过来的人才和企业会进而提升大城市的集聚外部性，这又成为了大城市吸引人才和企业的砝码，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联。 当然，这种循环累积因果关联不会无限制的作用下去，会在城市发展到某一定规模或程度上而停止，具有收敛性；否则，大城市将成为要素空间集聚的“黑洞”，无限制的扩张下去，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规律的。 道尽大城市的千般好，但最终还是需要证据来支撑的，这是实证经济学所做的事情。识别大城市是否具有优势，这是相对较难的。 回到湘北母校学弟学妹高考志愿填报的例子：高分考生选择了大城市的高校，而低分考生选择了小城市的高校。 假设平均意义上，高分考生在智力方面存在某些优势。因此，在检验四年期间这两所大学对学生的综合提升作用，如果用高分考生的综合素质减去低分考生的综合素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城市高校的学生在入校前本身就相对更优秀，这就是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实证检验大城市是否更有优势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以企业为例，大量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均值较高，但是否是由集聚外部性引起的，也存在上述内生性问题： （1）选择效应的影响。从城市层面来看，大城市是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而高生产率企业作为更高效率的要素组织载体，会更加倾向于追寻优质要素。大城市拥有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健全的基础设施等，人口和经济活动较为密集，市场规模较大，高效率企业选择转移到大城市，更容易获取集聚经济的优势。 区域经济学家鲍德温和太久保的研究发现，由于高效率企业拥有更高的销售额，更加节省了交易成本，倾向于向大城市转移。 目前，中国出现了很多大企业向大城市转移的案例，如三一重工从长沙转移到北京、东风汽车从十堰迁移到武汉、加多宝从东莞迁移到北京，都是选择效应的具体表现。因此，大城市的这种“择优”行为，可能会导致大城市生产率均值较高； （2）分类效应的影响。大城市的竞争程度更加激烈，从而迫使低生产率企业将不得不向小城市转移以逃避激烈的竞争。此外，随着环境与资源约束的出现，大城市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来限制资源环境效率低下的企业进入。 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北京推行的产业转移战略：大量资源环境效率较低的企业转移到了河北等周边地区。也可能是而受地区补贴优惠等政策吸引，低效率企业将向小城市转移。也就是说，这种“去劣”行为也会导致大城市生产率均值较高。 因此，大城市较高的企业生产率均值，到底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来实现的，还是因高生产率企业主动选择大城市以及低生产率的企业被限制进入导致的？ 新近，我和合作者的研究很好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的源泉。 我们发现，大城市较高的生产率均值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集聚效应提高了大城市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均值较高；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即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从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 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择优”和“去劣”，但大城市的集聚外部性仍真实存在，成为大城市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尽管大城市并不完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城市病”、贫民窟、户籍歧视，等等，但大城市是人类智慧与灵感的聚集撞击之处，是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和创新的发源地，又怎能不把“青春”挥洒在此。集聚在大城市，这既是大城市的胜利，更是微观个体的胜利。 特别声明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公众号为非营利性平台，刊发文章仅作学术交流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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