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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29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顷接军委电令：“蒋军毫无出路，集中六个（整编）师于不及百里的正面向我推进，其缺点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还要准备在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  华东野战军1947年初正式组建时，共编有九个野战纵队共275000人，番号从第1纵队到第10纵队（不设5纵），另编设第11纵和第12纵单独坚持在苏北老区（大部被敌侵占），并未跟随野战军主力行动，也未计入野战军总兵力。 其后从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的大捷，陈粟首长均采取“集中兵力与内线作战”的方针，亦即全部九个纵队统由“野司”直接掌握，在战役中实施统一指挥，集中兵大打运动战和歼灭战，所以两次大捷均歼敌数万人。 何谓“内线作战”？指的是华野主要在苏北和山东等老解放区，被动迎击敌人的所谓“重点进攻”。而军委6月29日的指示电，完全改变了过去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不仅命令华野主力分兵作战，还要打到外线去，跳出老解放区的范围，去攻略敌人的后方。 其实这封指示电让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都感到有些突然，但是命令必须执行，于是经过紧急磋商，野战军全部九个野战纵队立即兵分三路作战，史称华野“七月分兵”。  一、为什么要分兵？ 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一直都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比如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华野正是调动全部力量，以四个纵队阻援以五个纵队攻坚，才一举打掉了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重创敌军士气并有力震慑了其他各路敌人。 在这次虎口拔牙的战役中，华野哪怕缺少一个纵队的兵力，恐怕都难以达成在有限时间里、全歼整74师的战役目标，毕竟外围还有敌人十多个整编师的环伺和增援，攻坚苦，打援亦苦，华野兵力基本用到极限，毕竟在山东战场，敌人的总兵力仍然占据优势。 如果将华野主力分拆使用，必然出现围歼敌人一个整编师都非常困难的情况，比如分兵不久以后的南麻、临昫战役，粟裕指挥四个纵队连续捕捉围歼整编第11师、整编第8师，均是功亏一匮，主要原因就是手中兵力不足，仗打得比较勉强，也有违我军的战术思想。  那么，军委此时为什么下令必须分兵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归结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1、由于战场多位于我解放区内部，在战争的摧残和蒋军的大肆破坏下，苏北和山东老区的百姓饱受蹂躏，解放区的经济水平和支前能力，确实已经下降至最低点： 不说十室九空，也非常严重：比如农民的鸡、猪和其他牲口能够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连青壮年的数量都少了。如果战争继续在解放区扭打下去，华野和地方部队几十万人，生存将出现极大困难。 而这正是蒋军希望看到的局面，战争，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较量，仅华野的27万大军，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有多少伤员需要安置？又需要多少新兵补充？所以打到外线去，打到“蒋管区”去，是1947年我军必须作出的重大战略转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第2、既然刘邓大军12万人马将直插敌人腹心地区，则蒋军必然会调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回援。为了减轻刘邓可能的困难，华野提前分兵出击，可以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吸引更多的敌人在山东和中原地区，能拖住多少算多少，多拖住一个整编师，刘邓大军就少一分压力。 比如山东敌军主力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稍后就出现在大别山战场上，那就是从山东战场调过去的。如果华野不执行分兵出击的战法，会有更多敌人的精锐部队南下增援，这个数字模型，读者可以体会。  第3、华野以有力一部出鲁西，也是为了下一步顺利挺进鲁西南、豫皖苏等中原大地，为完成中央军委“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战略布局做准备，陈粟先动、刘邓后出、陈谢随之动作，成“品字型”在黄河以南完成战略展开，坚决跟敌人争夺中原。 而华野全军西来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要留下一定的力量来保卫山东和苏北老区，尤其是胶东解放区，否则老区和根据地全部沦入敌手也不行，所以只能“分兵”。  二、华野如何分兵？ 自6月29日接到陕北急电，华野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进行研究和讨论，1947年7月1日就完成了分兵部署，时间确实有些仓促，也反映了华野贯彻中央指示的坚决性。有必要介绍下当时华野的主要领导分工：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 华野第一次分散行动是兵分三路：以陈士榘和唐亮统一指挥第3纵队、第8纵队和第10纵队（暂称“陈唐兵团”）杀奔鲁西；以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统一指挥第1纵队和第4纵队（暂称”西进兵团”），扑向临蒙公路再向鲁南和鲁西南发展。 野司（含机关、警卫团和直属部队）率领第2纵队、第6纵队、第7纵队、第9纵队留在鲁中的沂水地区，继续从正面迎击来犯之敌。说明一下，野司同时还指挥特种兵纵队和两广纵队（规模较小），因此下辖的纵队番号实际共有六个。  需要指出的是，华野“七月分兵”之后，所有临时兵团和野战纵队仍然在“野司”的指挥之下，连苏北方向（1947年底成立苏北军区，以11纵、12纵和三个独立旅组成）之作战，也受陈粟之遥制，分兵行动但并未分散指挥权。 这次分兵的主要结果是：华野主力（野司、四个纵队、两个特殊纵队）留在了鲁中、陈唐兵团（三个纵队）前往鲁西、叶陶兵团（两个纵队）则奔赴鲁南。 不过由于分兵匆忙，许多问题没有认真研究好，加之正值雨季，所以华野在首次分兵后的一段时间里，屡战不利，遭受了很大困难。  首先是华野主力在南麻、临昫战役中严重受挫，伤亡较大；叶陶兵团在攻击滕县的作战中也告失利，差点被敌人五个整编师包了饺子；而陈唐兵团攻击济宁同样失利，被迫撤至巨野地区休整。 在前述战役战斗中，华野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且自身伤亡50000多人损失颇大（当然是华野全军的伤亡统计），陈毅司令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深刻作出了检讨：
 华野暂时受挫并非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核心问题是，在华野“七月分兵”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毅和粟裕仍然在直接指挥华野全军作战，陈毅司令员的检讨和担责，也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 因此，简单地认为华野分兵后，粟裕副司令员的职权即被削弱，是缺乏军事历史研究的盲目结论，各部队虽然分散行动了，但仍然在野司和陈粟首长的全权指挥之下，有一种东西叫电台。  三、华野再次分兵。 在解放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点需要读者理解：理论上说，各野战军是在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领导之下，但为了整体战略上的“全国一盘棋”，战争时期各野战军的作战行动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 道理很简单：军情经常如火，战机稍纵即逝，军委只有越过中央局、大军区两级直接实施指挥，才能保证对战役指导的及时性，这一精神适用于全部五大野战军（含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打败敌人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那么为了各战略区之间互相配合作战，军委也会经常性打破建制调动和使用兵力，临时性调整作战序列。  比如刘邓首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南下大别山后，军委再命令以同属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4纵队、第9纵队和起义之38军，临时组成“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杀入豫西，用以调动胡宗南集团并威胁中原蒋军，而陈谢兵团即是受军委直接指挥的“准战略集团”，在这一特殊时期并不受刘邓节制。 到淮海战役打响之前，为了使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集中全力配合华野作战，加之陕北我军已转入反攻，军委又命令陈谢兵团所属两个主力纵队“归还建制”，重新纳入中野作战序列接受刘陈邓首长之指挥。 这就是“部队建制”和“战时指挥权”的区别所在，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弄懂华东野战军再次分兵以后的编制和指挥权问题。 1947年8月4日，为实现“三军配合，逐鹿中原”的战略构想，中央军委致电陈、粟、谭并告华东局：“华野主力（陈唐，叶陶五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指特纵）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军委的意见很明确，以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带特纵前往鲁西南，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挺进中原，而陈毅和野司应继续留在鲁中解放区与敌周旋。粟裕接电后“深感责任重大，请求中央让陈毅司令员与他一同西去指挥”，8月6日中央复电同意。 经过通盘考虑，最终陈粟实施了华野的第二次分兵：野司率第6纵队、特种兵纵队前往鲁西南，与叶陶、陈唐两个兵团汇合，同时指挥临时划来的中野第11纵队，共七个野战纵队加一个特纵，组成“陈粟野战军”（亦称西兵团），执行配合刘邓并经略中原的命令，也就是通常称谓的“陈粟大军”。 而留在山东腹地的第2纵队、第7纵队和第9纵队，则由谭震林和许世友共同指挥，组成“东兵团”，坚持在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和解放区。关于二次分兵的要旨，8月11日军委再电陈粟深刻指出：“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简单来说，就是华野分为东（内线）西（外线）两个兵团，全军仍然置于陈粟指挥之下，但是陈粟首长和野司机关，随西兵团行动，毕竟西兵团才是华野主力所在，且承担任务更艰巨。 四、华野第三次分兵。 1947年9月初，华野西兵团在陈粟的直接指挥下，在沙土集全歼蒋军整编第57师，俘中将师长段霖茂以下7500余人，取得了一场久违的大胜。而在这次战役中，粟裕集中了3纵、6纵、8纵担负攻击任务，另以4纵、10纵担负打援任务，以1纵为总预备队，是不是指挥着华野三分之二的主力？ 其实在这次战役之后，粟裕还曾调集西兵团全部力量（含中野11纵），在土山集再次围歼胡琏的整编第11师，但是又未能成功。主要原因是胡琏每到一地，工事构建的非常快，抵抗非常顽强，而敌人的援军来的也比较迅速，西兵团缺乏啃这块硬骨头的足够时间，只好主动撤出战斗。 之后为全面打乱蒋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配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展开，1947年9月底，华野西兵团奉命继续南下，越过陇海铁路挺进新区：豫皖苏三省交界地带。 实际上，陈粟野战军主力在豫皖苏的作战，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到1948年初，陈粟才接到军委最新指示：要求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南渡长江，直接杀到敌人的后方去。粟裕当时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命令必须执行，于是选中第1、第4、第6纵队作为未来“东南野战军”的主体。 鉴于第4、第6纵队前期伤亡较大比较疲劳，陈粟建议将上述三个纵队从豫皖苏周围地区，调至黄河以北进行休整，然后再执行南渡长江的任务，中央复电同意，同时要求陈粟前往华北当面汇报情况和领受任务。 在这样的局面下，陈粟对华野西兵团再次进行了分拆使用，也就是华野的第三次分兵： 第1、第4、第6纵队北上濮阳整训，做渡江之准备；第3、第8纵队仍在陈士榘、唐亮的统一指挥下，西进与陈赓兵团会师，遂行洛阳战役；而华野10纵和中野11纵，则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护送大批物资和一批新兵，前往大别山对刘邓部队进行补充。其中陈唐兵团、华野10纵暂时划归刘邓首长指挥，因为按原计划，主持华野军事的粟裕是要下江南的，这才是指挥权出现分割和变化的主因。 于是华东野战军在这一时期，根据形势的变化，整体上一分为四：第1、第4、第6纵队集中整训，准备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临时命名为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以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兼任兵团司令员，特别注意“兼任”一词，华野司令部、特纵、广纵亦同时在濮阳休整。 第7、第9、第13纵队（后建），以及地方部队升格的渤海纵队，继续坚持在山东内线作战，临时命名为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不久改称山东兵团），以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考虑到粟裕即将南下，以及山东战场情况的特殊性，军委明令第二兵团暂归“华东局”指挥，因为华东局领导机关正随第二兵团行动。 第3、第8和完成任务北返的第10纵队，划归中野刘邓首长指挥，继续在中原地区作战，临时命名为华东野战军第三兵团，以陈士榘和唐亮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第2纵队之前已奉命自山东南下，增援在苏北地区坚持的第11纵队和第12纵队，三个纵队共同组成野战兵团，亦临时命名为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后改称苏北兵团），以2纵司令员韦国清任司令员。 现在清楚了吧？华野第三次分兵，以及粟裕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都是在确定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的情况下，于1948年3月为适应新的形势，对野战军战斗序列进行的一次重组，是具有一定历史特殊性的。 五、华野开始集中。 后面的事情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在粟裕的当面力陈下，军委改变了组建“东南野战军”提前渡江的计划，决定华野主力仍然留驻中原，与中原野战军共同配合，尽量多的歼灭敌人，把蒋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这就是1948年4月的“城南庄会议”。 期间还决定陈毅调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野第一副司令员，关于这段历史，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有专门的介绍，不再赘述。主席在送别粟裕时，还特别说明：“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以后华野主要由你来搞”，注意，说的是“华野”而非什么西兵团或者一兵团。 粟裕当场表态华野离不开陈军长，于是陈毅保留华野职务，粟裕正式出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和代前委书记，成为华野的代理军事和政治主官。 既然不再先行渡江了，而是要在中原打大仗，于是有了5月间的豫东战役。在陈毅前往豫西跟刘邓汇合之后，粟裕率领华野的野司、特纵和广纵、以及之前刚刚组建的第一兵团，南渡黄河发起豫东战役，过河后中野11纵前来报到会师。 也就是说，粟裕这个“第一兵团司令员”的职务，仅仅是短期的临时兼职，一旦军委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同意粟裕在中原大量歼敌的意见，则华野逐渐开始集中已成定局。因为即将开始的中原逐鹿，都是大兵团会战，华野再分兵作战明显不合适了。 因此豫东战役打响前，粟裕即向军委申请，要求陈唐第三兵团“归建”，什么叫归还建制？当然就是原属华野的部队，指挥权重新交到粟裕代司令员手中。 得到军委批准后，粟裕指挥第1、第4、第6、第3、第8、第10和中野11纵，共七个主力纵队（另附特纵、广纵）打响了豫东战役。也就是说，华野第一和第三兵团，在1948年5月已经完成集中，从而在豫东战役中重创敌人，距离第三次分兵只有两个月时间。 豫东战役刚刚结束，1948年7月16日，主席在一天之内，连续给粟裕和许、谭发出四封电报，要求山东兵团乘敌人溃败之际，夺取济南机场并完成攻城准备，“争取十天内攻下济南”。 这就说明，粟裕代司令员作为彼时华野一号首长，同样是有权指导（不是指挥）山东兵团之作战的，只是指挥权尚未移交，第二兵团也未正式归建。 粟裕接电后经过认真思考，与陈士榘、唐亮、张震等首长联名复电军委：华野主力和山东兵团均已疲劳，即便许谭能够夺取机场，攻城也较为困难，华野主力亦不能胜利完成打援任务。因此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一个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建议电随即得到批准。 至8月中旬，军委正式做出了“攻济打援”的战略决策，注意不再是“攻济阻援”，而是既要拿下济南，同时还要在野战中寻歼徐州来援之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华野全部集中作战已成为必需。 1948年8月12日，粟裕率野司根据军委的指示，动身前往山东曲阜，与山东兵团主要首长许世友、谭震林和王建安会合。这就意味着，在济南战役发起前，山东兵团（第三兵团）也已“归还建制”，将在粟裕和野司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济南战役。 六、华野全军集中。 1948年8月25日到29日，华野在曲阜召开了济南战前会议，会议由粟裕和谭震林（华野副政委，山东兵团政委是兼职）共同主持，而之前的第二、第三兵团首长们，自然是以部下的身份参会，说明华野曾经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均已实现了集中。 会议期间，粟裕感觉整个战役的兵力略显不足，因此向西柏坡发出请示电，请求军委批准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打援作战，军委复电同意韦国清率两个纵队（2纵、11纵）加一个独立旅北上，如此，华野在济南战役中，总计投入了十五个野战纵队32万兵力的强大力量。 这十五个纵队包括华野原有的十一个野战纵队（不含12纵）、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两广纵队和配属作战的中野11纵。期间山东兵团许司令员曾致电军委，对攻城和打援的兵力分配提出意见，军委在回电中再次明确：“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什么叫“全军指挥”？当然指华东野战军及配属部队的全部指挥权，这是在华野1947年“七月分兵”以后，全军首次集中作战，而粟裕代司令员也正式被授权，统一指挥华野全部力量，标志着华野分兵阶段的结束，以及全军指挥权的再次集中。 不过由于一年多的分兵作战，几个兵团长时间独立活动，在全军集中的初期，思想上还是有些混乱的，其实这在济南战役中就有所体现。为此，在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根据军委的要求，于1948年10月5日至24日，仍旧在曲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以及“加强纪律教育”，会上华东局饶书记做了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讲话内容很长，引用其中的几段，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可是有些同志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能不能看懂？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总之曲阜会议开得很成功，整顿了作风整顿了纪律，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实施，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 1948年11月6日，粟裕代司令员率华野全军大举南下，打响了轰轰烈烈的淮海战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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