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三0年三月下旬，我作为鄂东南区军事代表和红五军代表双重身份去上海参加三个会议，即苏区代表大会，鄂省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和我同去的还有几位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代表，其中有湖北省委常驻鄂东南特派员吴梓民，该区苏维埃代表曹德全(又叫曹大炮)，通山县委书记易金波，阳新县委书记方步舟，大冶铁矿一产业工人代表余海侠(又名徐泽)等，吴是代表团团长。 记得湖北省委是任弼时和一位姓段的省委书记等同志去参加，洪湖的代表是段德昌、周逸群，湖南是任荻钦，江西是曾山和熊寿奇，另外一个同志代表四军，我们五军除了我还有滕代远和谭政文同志。 会议布置得很周密，先是中央派代表来把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分别取了代号，规定了到上海的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尔后我们每个人又扮成各式各样人物才乘船出发，我的代号叫沈学杰，打扮成富商模样。那次我特别紧张，因为组织上让我把鄂东南筹集的金子带给中央，幸好途中没有出事。记得当时因为金子在根据地是用土等子称的，到了上海用洋戥子一称，多出了几十两。 中央叫我自己用这批金子把家属接出来，把爱人安排在上海，把孩子送去苏联培养。我说金子是根据地人民送给中央的，还是用它为党服务，可从狱中多救出几个同志为党工作。我坚持全部交给了中央。听说后来周以栗等同志被敌人抓去以后就是用这批金子活动出来的在上海，我们住在指定的启昌旅馆等来人接头，一直住了二三天才接上暗号。开会时根据各人特征，会议把与会人员又重新化装，编了代号，我又扮成了大老爷。 会场是租的一栋楼，周围组织了武装便衣队，会场也作了应付突然情况的布置:楼下是我们的一些同志扮成小商贩、修补破烂等;二楼设置成“医院”，也都是我们的人;楼上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来了，就点熬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正式会场布置成赌博场，放了好几副排九、殷子，敌人来了就伪装成赌博模样。所以我当时深感，中臾在上海警卫如此森严，比起苏区来工作是多么不便啊!可他们仍不愿搬到农村苏区，坚持城市。 会议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当时的中央秘书长)，向忠发、项英、关向应、董必武、陈潭秋、任弼时、段德昌、李一氓、周逸群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先开了苏区代表大会，由各苏区代表汇报本区党的建设、苏区建设的情况，尔后分析苏区建设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如何吸取各地经验教训，纠正政策上的不统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苏区等问题。我于五月六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汇报红五军第五纵队开辟鄂东南的情况。会议开了一半，因发现周围敌人活动反常，停会休息一个星期。 接着又开了鄂省代表大会。最后开了红军会议，由各根据地军事代表和各军代表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适应苏区形势的发展，加强红军建设问题和红军的编制体制问题，还决定了军以上干部的配备。会上对扩大苏区、七次红军，迎接革命高潮到来造了一些舆论，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次会议实际上为立三路线的形成作了准备。会议期间，中央给我们鄂东南根据地派了十几个干部，有彭雪枫、黄克诚、卢毅才、张涛、姚醒吾、杨光池、肖振纲、周桓、刘镇、周维、邓乾元、何时达、石衡中、黄应龙，他们既经过理论学习，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同志，因此我特别高兴会后，分别化装，我装扮商人，周桓当我的小伙计，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大汽轮，陆续回到鄂东南，滕代远和谭政文同志和我们同船回来。船走了五六天，抵达黄石港。  因该地敌人检查甚严，我们怕在黄石港上岸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在船靠岸时，我们即在码头附近雇了一只渔船往回走，在石灰窑以东数十公里之太子庙上岸。李灿同志已派了一个便衣队在那里接我们。我们到了三溪口，会见了彭德怀同志，他高兴地紧握韵戈的手，说:“长工师傅成为'暴发户’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