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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受博古一伙的排斥，毛泽东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继续错误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认为没有必要安排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博古保持原议。因为毛泽东威望很高，所以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月12日起，中央苏区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这样一来，毛泽东只是中央政府牌面主席，被架空了，而张闻天有实际权力。党政军权力毛泽东都没有，甚至日常工作也不让他做。 3月15日，张闻天负责的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显然，这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而言。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一切不得翻案，已经翻案者无效。”这样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这时张闻天是博古亲信，所以敢批判毛泽东。过了一段时间，张闻天的思想有所改进。 然而，博古等人继续批判所谓毛派分子。在江西省委负责人面前，博古说道：“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这是小组织活动。”身为中央领导人，博古这种言论，必然使许多人有顾忌，为了避祸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通信，这是多么的憋气，多么的压抑啊。 毛泽东的亲属们，都受到了株连打击。长期以来管理文件的贺子珍，被命令做收发员。毛泽覃一直挨批判，撤销职务，还被追查所谓反党活动，甚至党籍不保。贺敏学被免掉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里学习。贺怡（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妻子），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带着身孕到中央党校内接受批判；贺怡难过，有时去贺子珍家里诉苦，说到伤心之处，不禁泪如雨下；在旁边静静听着的毛泽东满怀惆怅，愧疚地说：“他们这样整你们，都是对我来的。因为我不顺从他们，你们都受了我的连累啊！” 毛泽东殚精竭力呕心沥血为革命，却受残酷迫害，这种冤屈，无处可以说理。他忍受着，独自默默忍受着。那时无人来看他，好在他还活着。在如此的逆境中，毛泽东没有灰心丧气绝望，而是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等待着，总有云开日出之时到来。 2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经被攻破了，局势愈加危急。博古李德等人去了广昌前线之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比较而言，周恩来理解并且同情毛泽东。 4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带着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且指导工作，他很高兴，终于可以工作了。这是毛泽东被搁置三个月以来，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 毛泽东先到了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了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当着他们的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必须防备突变。 毛泽东经过在前线的多日调查，回到文武坝之后，他告诉刘晓、何长工：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发展壮大自己，不能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出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的管区，宣传抗日政策，促使粤军抗日反蒋。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撤下来整训，缓和前线局势，并且可以积蓄我军力量，以便应对意外情况。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境内，但是最关心中央苏区的全局。中革军委准备南调红七军团，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以后，于6月22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实际情况：“敌军虽然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是仍然比较谨慎。敌军循序渐进，而非突进。建议红七军团不南调，军团长寻淮州应该率部留在瑞金待机为宜。”不错，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两个多月，成绩显著。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连续遭受严重挫败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出《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3 6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按照中央的通知，返回瑞金，准备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目前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中央书记处5月间已经致电请示共产国际，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曾复电同意，然而这次会议没有传达。博古想让共产国际招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养病，被王明来电制止。毛泽东发言说：“在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是西面而非东北。”毛泽东不愿放下中央苏区，所以他的主张未被会议接受。会议决定调派红七军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探路；调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吸引调动敌军。这两支红军部队兵力单薄，因此未能吸引国民党重兵从中央苏区调出。 国民党军队挺进中央苏区腹地，飞机经常去轰炸瑞金沙洲坝，中央苏区形势，日趋紧张。7月间，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迁居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按照共产国际关于主力红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安排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一个月内，他写成了《游击战争》一书。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糟，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想要打破敌军“围剿”已经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十分焦急，他想尽力做些事情，便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获得同意。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人员到达赣南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书记处已经开始准备西征去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意图没有透露给毛泽东，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最反感丢下中央苏区。（博古李德甚至不愿意带着毛泽东走，是经过周恩来再三解释说明毛泽东擅长指挥打仗；博古李德反复权衡利弊，临出发时才带上毛泽东。） 毛泽东到了于都，立即召开会议调查情况，还找些从敌占区过来的人员详细问询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于都调查为中央书记处下定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极度忧虑，使毛泽东病倒而且病得很重。他四十度高烧，嘴唇干裂、眼睛深陷，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喂他服用奎宁片，注射了奎宁针，高烧依旧不退。警卫员吴吉清快速跑进省政府内，打电话给瑞金中央书记处。张闻天接了电话，立刻电话通知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紧急前往于都。傅连暲心急如焚，连夜骑着加急快马赶到于都，走到毛泽东的病床前，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解除了生命危险，谢天谢地。经过傅连暲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才逐渐好转。第八天的拂晓，毛泽东能够下床了，他要感谢傅连暲医生和同志们，感谢他们救命之恩。他说：“这些天里，大家都辛苦了！……”说着，他要开始工作。吴吉清要扶他上床躺着，傅连暲连声劝告他再休息几天。毛泽东摇摇头，说道：“局势已很紧张，我没有心思休息！”傅连暲无可奈何，只能叮嘱毛泽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秘密通知，说有特别任务，要他立即赶回瑞金，不言而喻，大转移即将开始。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了中革军委屋子里，周恩来办公处，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情况。然后，他在自己住地云石山古庙里，召开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宣布而且解释红军主力这次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指出：“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应该有信心；第二，各部善后工作必须做好，要使留守同志能够更好联系群众继续革命斗争。” 还好，毛泽东被通知参加大转移，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努力争取才获得的。能够参加转移的人，基本都是幸运者，不能参加转移的人，基本都是不幸者。当时，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苏维埃教育部部长的文弱书生瞿秋白希望跟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然而博古不同意；瞿秋白不死心，专门请求毛泽东去中央书记处说情。毛泽东去说情了，受到博古严词拒绝；毛泽东回来了，把情况告诉瞿秋白；这次，瞿秋白才死心了。 看着瞿秋白的悲伤，毛泽东的心里也很难受：自己的老战友何叔衡同志，长期因受牵连而遭博古等人打击，近六十岁的人了，这次也不许参加红军转移；小弟毛泽覃长期背着精神包袱率部英勇奋战，这次也被留在中央苏区；还有一些同志，都因为受牵连而被留下……比较幸运的是，老师徐特立没有被拉下，当然，这也是因为徐老平日谨言慎行……贺子珍是一个女同志，能不能走还是个谜…… 毛泽东回到家里，用手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发酸，过了一会儿，他走近贺子珍，说道：“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原则规定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部队走，孩子更加不能带着。”望着吃惊的贺子珍，毛泽东叹息着说：“唉，我怎么舍得把你们丢下啊！”是的，堂堂的中央苏区创始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竟然不能决定自己和妻儿的命运。 张闻天虽是王明博古的密友，但能坚持真理，经过观察，他认为毛泽东确实能力非凡，所以，他偶尔主动搭理毛泽东。博古也不愚蠢，没有阻止张闻天搭理毛泽东，而且还托付张闻天，通知毛泽东准备跟随中央转移。毛泽东从张闻天那里得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里随军行动的消息之后，立即赶到中革军委屋子里提出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里；第二，应该带上一部分女同志，尤其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妻子。 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意见，自然会被中革军委朱德等人接受。他得知中革军委已经调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连忙打声招呼走出屋子，骑马赶往于都那边。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带上三十名女同志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女同志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是不许带孩子。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警卫员快马加鞭回瑞金去通知贺子珍：小毛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夫妇两人照顾了。（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后来没有寻得。） 10月10日的傍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人员合计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走上了长征路。 毛泽东在于都做好安排之后，于15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是用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是会打回来的！”他的这话，有力地鼓舞了参加会议的同志们。 10月18日的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踏上了长征路。中央红军这道突围路线，正是毛泽东亲自选取的。临出发时，毛泽东长叹一声：“我们欠苏区人民的，实在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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