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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十六章//浴血突围 西进贵州 酝酿转移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博古、李德才真正感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恶化，不得不于5月下旬召开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央红军的出路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中央苏区及红军的前途、命运，书记处非常纠结，不知道怎么下决心，提出两种可能性：即留在苏区或将红军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为此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请求指示。在随后的另一份电报中，书记处要求给予相当于100万墨西哥元的资金援助，以便购买药品和被服。 对于中央书记处提出的这个两个方案，远东局埃韦特认为，不应把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当不得不撤出时，他主张红军留一部分主力在苏区组成游击兵团保卫苏区，红军大部分有生力量或进行战略转移。 埃韦特深知中央苏区面临的困难。6月2日，他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并强调在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守苏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认为它是红军主力能否成功突围的直接因素之一。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十分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重困难。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还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文章，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搞笑的是，这一运动在中国却走入了死胡同！  进占苏区的国民党政工人员清除红军的宣传标语 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答复说：“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指出： “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的。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红军的处境，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 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一部分兵力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目前4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l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将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 (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在资金方面，只寄了20万卢布，根据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15万墨西哥元。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6月16日的来电，实际上同意了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在必要时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并且要求其从现在起就要为撤离做必要的准备 。 事实上，斯大林并不愿意看到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国际原因。 1934年夏，斯大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转变其世界战略，准备着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急需在远东和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牵制侵略气焰甚嚣尘上的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以便实现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对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 斯大林曾一度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国民党身上，但他对蒋介石消极抵抗、积极剿共的表现十分失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日益强大，使斯大林看到了新的希望。 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已度过艰难的初创时期，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尤其是4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成为当时亚洲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革命劲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斯大林倍受鼓舞。 在年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王明在会上报告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他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编造了一个谎言：“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人，非正规部队，即游击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加上博古、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断定为“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甚至对实际战况报喜不报忧，导致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弥漫着轻视国民党统治力量，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革命形势的气氛。 怎么才几个月时间，中共和红军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确实难于接受这个严酷现实。如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则意味着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重大挫折，从而也给苏联和共产国际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斯大林后来在听取共产国际负责人关于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的汇报后，曾十分惋惜地说，他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可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希望看到红军反围剿失败而放弃根据地进行远征，而是希望红军在原有的根据地发展壮大，在时机成熟或需要时，担负起对日作战的重任，从而服务于苏联的世界战略。 当然，此时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也汲取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造成惨痛损失的教训，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反对红军为保存有生力量而撤出中央苏区。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回电之前，中央书记处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储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 博古、李德等人研究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通过主力红军的顽强抵抗和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的变化。在《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则开始了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 8月15日，埃韦特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介绍了中央苏区最近3个月来的情况，以及中共中央在苏区进行总动员，通过实施保卫剩下的苏区和在苏区外开展游击战的详细计划等情况。 直到8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发出《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及9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均未涉及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突围的内容。 9月上旬，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严峻，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在根据地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中共中央战略转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西南部对广东的国军实施进攻战役，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边境地区撤退。并且在10月1日前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准备战略转移的红军部队 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做出最后决定”。 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王明、康生接此电报后十分惊讶，他们根本没想到中央苏区已到了如此危急的关头，决定以王明、康生名义于9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王明、康生、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曼努伊尔斯基、克诺林以及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共同签字的电文上，仍然询问： “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准备以主力对广东部队实施打击。须知，从你们的前几次报告来看，现在正在与广东人进行谈判，此外，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政府和粤军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东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仇视我们，因此，请说明你们决定的理由。” 可见，直到此时，共产国际仍然希望红军能够坚持留在中央苏区。 鉴于局势严峻，两天后，共产国际又一次以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电报开宗明义指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电报同时指出，留守苏区的部队必须“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指国军——引者注）在湖南的行动”。 这样，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提出，到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复同意，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实施转移的决策终于定下来了。 令人奇怪的是，放弃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后来博古也承认：“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 走还是留 转移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但是，为什么要转移？什么人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等等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不清楚。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不过所有的人都清楚，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共产国际9.30指示规定，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尽可能对国军实施有力的骚扰性打击，以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减轻转移部队的压力。 按规定，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走留名单，则由当时的最高决策中心——三人团决定。 博古、李德找项英谈话，博古说：“你在苏区的斗争经验丰富，留下来最合适了。别人我们也不放心。”很快，在瑞金梅坑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5人组成，项英为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刘英回忆说：“那时说向前方、留后方都是一样工作。那时大家的组织观念都很强，都服从组织决定。”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远离中央权力中心，虽然知道中央和红军准备转移，但具体什么时间走他并不知道。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收到一张9月29日出版的第239期《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洛甫（张闻天）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文中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四川红四方面军就是这样取得了空前胜利。” 文章中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的信息，暗示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重兵压境的严峻局势下，将要撤离中央苏区。可是，红军往何处去？如此机密的信息不可能在报纸上透露。毛泽东决定马上写信向党中央、中革军委申述个人意见。 他提笔写道：“党中央、中革军委：倾读《红色中华》第239期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读毕思之，心情极为沉重。关于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何去何从？至为关注。以我之见，红军主力宜向湘赣边机动灵活运动……” 毛泽东还在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跟随他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也留在苏区打游击。写毕，他从头至尾地修改好这封长信，然后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十万火急，速送党中央、中革军委。内详。” 他把信封封好，交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文书科长黄祖炎，要他立即派人骑马急送瑞金，一定要在次日上午10时半以前，面交博古亲收。并交代送信的人，信一送到立即回电话告之。送信的任务交给了警卫班长胡昌保，他带着吴吉清各骑一匹快马，向瑞金驰去。 博古看信后不知如何处理，因为已定下来毛泽东是要走的。博古便找到周恩来拿主意。 周恩来连连摇头说：“不行，一是已经定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主帅，现在要换毛泽东，项英的工作不好做，而且涉及许多人都要变动。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项英亲自点名要的，现在重新调整，在时间上已经不可能了。二是九军团抽走二十二师后，只剩下十四师，连军团长罗炳辉也要抽走，岂不是把这个军团解体，成了一个独立师啦？这个变动太大，牵涉整个大转移的部署，不能这么办。我去找毛泽东谈一谈。” 周恩来连夜骑马飞奔去于都，找到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二人也未透露哪怕只言片语。据当时的三位警卫员回忆，当天下着滂沱大雨，周恩来全身湿透，劝毛泽东跟队伍一起转移。虽然想快去快回，但两人还是一谈就是一夜。中间警卫员进去倒水，他们见有人来了，又闭口不谈，直到警卫员关上门走出去后，才继续谈。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劝动的呢？自此成为千古之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到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下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9月下旬，军事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多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对红都瑞金实行向心突击，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计划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 由于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该计划在会议结束当晚就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写有“铁桶计划”要点的4本学生字典，混过敌人层层关卡，终于在10月7日将这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手中。 在严峻的敌我态势面前，李德、博古深感形势严重，必须马上转移，否则局面无法收拾。周恩来也认为红军主力必须马上突围，抢在敌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铁桶”，粉碎敌人的围剿。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三人团紧急做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10月8日，中共中央给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下达训令，确立了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训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史册的日子。 这天傍晚，秋风阵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队共86789人，从瑞金及附近的村镇涌了出来，极其秘密地先向南，再向西离开了中央苏区，走上了悲壮、艰难的西征之路，开始了后人所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此，完全照搬苏联政权形式建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 举国搬迁 中共中央机关于10月12日到达于都，又趁夜色朦胧穿过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国家银行储备的银元、金条，还有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像大搬家一样。”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10天的粮食。 以上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描写长征出发时的情景。根据他对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的采访，毛泽东和大约20名随从，包括警卫员、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和中央纵队的其他单位会合后，出发了。 毛泽东还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那有9个口袋的旅行包，开始了他明知危险甚至致命的撤退。 被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对转移初期的情形深有感触，他说：“红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赣桂湘向西转移。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前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追赶。”  1934年10月占领江西瑞金后，南京大张旗鼓地举行“剿匪”胜利庆祝会。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形。由红一、红三军团打头阵，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殿后，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行进在方阵中间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他们被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第一野战纵队的第三梯队中，运输一大队的5000名挑夫，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艰难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行军又大多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刘英当时在第三梯队当政治部主任，她说： “开始撤退以后，后梯队很辛苦。机关的东西全都搬上了，每天行军走在后头，一到宿营地，部队又该出发了，觉都没有时间睡。吃的东西也没有，有点可吃的，又让前头的部队吃掉了，所以有时只能吃野草。我累得连饭都不想吃。 …… 后梯队一天才走五里路，很难找到挑夫；东西带得太多，连石印机都搬上了；再说人们也怕给红军办事，有危险嘛，就是给钱也没人愿意干；挑夫在泥泞小路上走，肩膀都磨烂了，没有草鞋就用布包脚；夜间还不能打火把，一不小心就落入万丈深渊；牺牲太大，遍地都是尸体；我这政治工作没法子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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